质孙服，又称只孙、济逊，汉语译作一色衣、一色服，明朝称曳撒、一撒。“质孙” 是蒙古语“华丽”的音译。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

质孙服原为蒙古族军服（戎服），便于乘骑等活动。成吉思汗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大型的聚会、饮宴提供了物质条件，逐步形成了质孙宴的雏形。但当时参加宴会的人缺少统一的服饰。当物质条件进一步丰富之时，服饰便成为彰显其地位、等级的重要手段。但因为“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忽必烈时期的质孙宴盛况，以及所穿质孙服之华丽、精美：“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异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十二月中书省奉圣旨定服色等第：“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

直到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即位，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才建立元朝的舆服制度。“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也就是说，只有受赐者才有质孙，而并不是百官上任即有。“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有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乐工、卫士等在质孙宴时服用，目的是使这重大场合服装整齐划一。质孙宴时，虽然各级人士穿着的质孙色彩一致，但面料质地、装饰以及款式上却上下有别。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夏服十五等，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

明代统治者也看到质孙服的活动便捷、穿着舒适的优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将质孙全面继承，制定其校尉服饰：“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这里的质孙应是有细摺的辫线袄。明朝蒋一葵曾记：“在朝见下工部旨，造只逊八百副。皆不知只逊何物，后乃知为上直校鵞帽锦衣也。”明朝万历年间，许多人已不知只逊（质孙）这个词了，但此时校尉衣仍沿用明初校尉质孙的款式。后来明代皇帝外出乘马时所穿的“曳撒”，就是把辫线袄这种质孙服衣身放松加长改制的服装。

质孙服是蒙古族服装的传统形式。蒙元时期蒙古族袍服中交领形式是最典型的，因此，质孙服的领型为交领。由于受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蒙古后期开始流行的“右衽”直到元代成为制度加以确立，就成为蒙古袍服衣襟叠压关系改变的关键，因此质孙服的领型是右衽交领形式。

在质孙宴上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即为狩猎和竞技比赛，因此不论从传统还是质孙宴上的活动内容以及后来明代将其作为校尉服，质孙服袖的形制为传统窄袖。当然，蒙古族传统搭护（半袖）也是质孙中常见的式样。

按照参加质孙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质孙服的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帝王、大臣、贵族等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穿的没有“细摺”的腰线袍（款式为有腰线，但无细褶）以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另一类就是在质孙宴上服务于这些上层人物的乐工、卫士等所穿着的辫线袍。

（右图备注：1978年出土于内蒙古包头达茂旗明水墓的蒙元辫线袍，内蒙古博物院馆藏一级文物。）

质孙服的面料主要是元代最具特色的纳石失（织金锦）。在天子、百官质孙中有七款都是由织金锦作为主要面料，所配套的服饰品更多使用加金织物。除此而外，还有怯绵里（剪绒）、粉皮、银鼠、速夫以及各种高档丝绸织品等。

按元制，民间不允许制作质孙服，而官府所制质孙服也非买卖品，不得流入民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4年），中书省宣徽院曾奏“议得控鹤除轮番上都当役外，据大都落后并还家人等，元关只孙袄子裹肚帽带，不得将行货卖。并织造只孙人匠，除正额织造外，无得附余夹带织造，暗递发卖。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治罪。及不系控鹤人等，若有穿系裹肚束带，各处官司尽数拘收。若有诈赃控鹤骚扰官府百姓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严行惩戒。行下拱卫司依上拘收禁约。”对私织质孙服的人，“奉圣旨：私织的人根底和造假钞一般有，教刑部家好生的问者。”

于是，质孙服这个特定场合穿着的特殊服饰就成为蒙元时期宫廷服饰的代表，它具备以下主要特征：大汗御临的内廷大宴上才能穿着；大宴上每日一换；必御赐（早期可能有些不是御赐）；必须按定制由工匠专制。

在天子和百官的质孙服中，写明装饰的有加宝里（膝襴或袖襴），缀大、小珠等装饰形式，龙纹及其他装饰纹样都是质孙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

对于质孙服中配套的冠帽，在《元史》中非常详细地列出，有暖帽、重顶冠、钹笠、卷云冠、宝贝帽、顶笠、漆纱冠、后檐帽等，当与不同面料袍服配套时，其面料和装饰各有不同。

元代天子的质孙，冬服有十一等，如穿金锦剪茸则戴金锦暖帽；穿大红、桃红、紫、蓝、绿的宝里（服下有襴者）则戴七宝重顶冠；穿红、黄粉皮服则戴红金答子暖帽（金答子即帔，为暖帽后有帔者的一种帽式），穿白粉皮服则戴白金答子暖帽。

夏之服饰有十五等。穿答纳都纳石矢（织金锦）并缀大珠于金锦则戴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矢缀小珠于金锦则戴珠子卷云冠；穿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拔笠，穿白毛子金丝宝里（加襴的袍）则戴白藤宝贝帽，穿大红、绿、蓝、银褐、枣揭金绣龙五色罗则戴金凤顶笠。戴笠的色泽，各随所服的色泽。穿金龙青罗则戴金凤漆纱冠，穿珠子褐七宝珠龙答子则戴黄牙忽宝贝珠子的带有后檐的帽子，穿青速夫金丝阑子则戴七宝漆纱的带有后檐的帽子。

质孙服是蒙元时期非常重要的宫廷礼仪服饰，它对后来蒙古族袍服的发展影响至深。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革的年代，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虽然多承袭了固有传统，但有些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时代特色。首先在服饰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的密切来往，使他们服饰文化的交流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性，质孙服作为这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为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

1368年蒙古贵族退居漠北草原以后，质孙宴随之消亡，真正意义上的质孙服也不复存在。但质孙服中的断腰袍却被明代统治者直接利用，并且赋予了新的名称。在明帝王的推崇下，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内使太监、校尉、百官、贵胄甚至帝王骑乘、宴饮、游乐、礼乐等场合穿着的服装，并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服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