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较全面评述曹操的一生，上篇对其事功进行总结，作出评价；下篇将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思想给予梳理，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该书对于曹操总体评价的历史定位是，肯定其事功，非难其为人。因而，他的功业及其思想大都得到了肯定，为人
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出反映和评论。该肯定的，充分肯定，该否定的，用语也不乏尖刻。该书另附有曹丕、曹植的生平。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匡亚明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字，是南京大学文科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当代一批学有所长专家的集体智慧。丛书的学术顾问包括丁光训、王元化、安子介、赵朴初、冯友兰、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苏步青、程千帆、杜维明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讨，从2500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了2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作为传主，从整体组合上奠定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该丛书全部编撰完成，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操评传》即该丛书中的一本。
该书给曹操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作者认为：自
董卓持国柄，豪雄各据一方之后，作为“时代英雄”的任务，就是止乱求治。“乱”乃历史之必然：自刘邦建汉到灵帝，已22世，君主专制制度的伴随物——外戚与宦官轮流掌国而相互杀戮、殃及百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悲剧愈演愈烈，致使黄巾军起义爆发于全国，而各地军阀乘势而起，董卓掌国后，又加剧了这种割据局面。显然，止乱求治，重建一统天下，是时代之要求、历史之使命。最有实力讨伐不义进而统一中国者莫过于
袁绍，但袁有力而无谋。还在起兵之初，他曾与曹操讨论依据什么来争取胜利的问题。袁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而曹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故济北相
鲍信对曹说：“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贻天之所启。”
作者认为：曹操其实“性不信天命之事”，同时，也不慕虚名，而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手段，建立实际的功业。以作者之分析，曹操有着远大的理想，他所向往的是：“吏不呼门”，王贤明，臣忠良，民礼让，无争讼；三耕九储，仓谷满盈；却走马，无战争，上下互爱，举国乐融融，“人
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当然，实现这种像《礼运篇》中的太平盛世的理想，要靠：（1）克敌致胜之兵学。“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好战不仁者不能成事，相反，只讲仁义道德而不重军事，也将一事无成。而军事之首计是“选将”，这是曹操人才思想的重要体现，他认为：君之务在选将而不是代将行事；将宜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具有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的品质，身先卒士；治军不可以礼，必以严明纪律；作战则“兵无常形，尚奇而贵诈”；重地势选择，可将兵置于决死之地；重敌情，特别注意断绝敌人的粮草补给。这些原则都是他创造性地运用《
孙子兵法》之结果。（2）重天下“服”的政治观。人们常说曹操重刑名法术，但往往忘记了刑名法术之前要有先王之道“揽”与“赅”之。全面地说，曹操的政治思想是“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实是对“霸王道杂之”的具体运用。也正是“以礼为首”的思想在发挥作用，所以他始终是挟天子令诸侯，而非取而代之。故
司马光评之曰：“以魏武之暴戾，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3）重实效之人才观。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其特色是优奖献“嘉谋”者，特别是要奖赏当面直谏者。这一思想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求贤令》中被发展为“惟才是举”。惟才是举并不是否定德才兼备：“细品‘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之文，不难发现，曹操眼中最理想的人才依然是德才兼备者，这里只不过是强调急需用人之际不要因为在德行上有某些缺点而弃而不顾了。”当然，曹操也有“不用杀之”的恶劣行为，如迫
荀彧自杀、忌杀
孔融和疑杀
崔琰都是不光彩的例证。
张作耀，1931年生，山东平度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新华文摘》主编，编审。代表作有《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论语新探初辨》《廖仲恺思想刍论》等，编著或主编有《中国历史便览》《中国历史辞典》《大哉孔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