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遗令就是曹操的遗嘱。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率大军从汉中返回洛阳，当月二十三日去世。此遗令主要是曹操去世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公元220年），曹操死于洛阳，年六十六，临终前颁布《遗令》：（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曹操颁布《终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夫、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临终前颁布遗嘱性《遗令》————

“吾夜半觉（醒来），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头巾）。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以礼哭丧）；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下施繐帐，朝脯设脯糒（食物）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做鞋卖钱）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如果说《终令》泛泛而谈，《遗令》则事无巨细，是一份真正的遗嘱——安排妻妾住房、如何就业，交代遗物分割方法等。

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曾担任皇宫的著作郎，他有机会接触皇室秘阁中的历史档案文献，曹操《遗令》就是陆机无意中在宫内秘阁中发现的，当他看到曹操的《遗令》，不由心生感叹，写下了一篇《吊魏武帝文》。历史学者认为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记载可信。陆机生于公元261年，距曹操去世只有40年，他又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因此对曹操《遗令》的内容应当更为留心。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曹操墓与曹操《遗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安阳市文教局调到安阳县搞地名普查工作的许作民就注意到，关于自己的墓地，曹操其实是早有安排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这大概是曹操预感寿命将尽时才颁布的。果然，两年后的春正月，曹操死于洛阳，临死前又颁布《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还进一步交代家人：“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这个《遗令》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无意中在宫内秘阁中发现的。

许作民认为，这只能作为考察曹操墓地的参考，还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因为在曹操死后，他的儿子和公卿大臣并不会严格地按照其《终令》和《遗令》来办理，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比如曹操要求“不封不树”，不要做任何标记，但事实上他的墓地却建筑有祭殿、车库和马厩等。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曹操死后确实葬在了“高陵”，也就是西陵，这一点《三国志》有明确记载。而根据《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和《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等传记记载，所谓的“高陵”就在邺地。所以曹操墓在许昌、安徽亳州等说法都可以排除。

那么，高陵在邺地的什么地方呢？从曹操的《终令》与《遗令》中，可以发现高陵与西门豹祠密切相关。

西门豹祠在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一处临公路的高地上，祠堂早已不存，只留下三四通古碑，其中两通字迹已经漫漶不清，而另两通则为民国和清朝道光年间的。其中道光二十七年修建的《重修邺二大夫祠记碑》碑文记载：西门豹祠建于北齐天保中，自明弘治年始春秋祭，道光九年祠堂被地震震塌。

看着面目全非的西门豹祠，我们无法与曹操的高陵联系在一起。许作民说，要考证西门豹祠与高陵的关系，就要先弄明白高陵在邺地的方位。

据《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记载：

……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

……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