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泉吟社”是元初宋遗民创立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其作品《月泉吟社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宋末浙江浦江人吴渭曾官义乌令，入元隐居吴溪，创此社，请遗民诗人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主持。诗作语句和平温厚，没有警拔之词，却多隐含追怀宋室之意， 内容借歌颂田园风光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表明诗人自己不仕元朝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诗社独特的征诗活动，对后世的文人结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宋末年，宋王朝经过长期的苟且偏安，已是风雨飘摇了。蒙古族铁骑的长驱直入，使得南宋政权彻底覆灭，改朝换代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此时，宋末士子才深刻认识到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赵宋王朝，而是作为天下文明象征的整个华夏民族及其传统文化。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一部分人选择了投笔从戎，投入到实际的抗元斗争中去，更多的则是归隐田园，借助山水湖泊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到大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获取面对生活的勇气。

虽然元朝统治者凭借武力实施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但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因此，这些故宋遗民才得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选择了诗歌这一最便于抒情言志的文学样式，借以宣泄其抑郁悲愤之情，从互相唱和的过程中，获得坚守志节的力量。月泉吟社即在此背景下成立。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原宋义乌令浦江吴渭，入元不仕，退隐吴溪，延致方凤、吴思齐、谢翱，共同创立了月泉吟社。这几位月泉吟社的主事者在地方都颇具声望。吴渭(生卒年不详)字清翁，号潜斋；吴思齐(1238--1302)，字子善，号全归子，永康人，宋末曾任嘉兴县承；方凤(1241-1321)，字韶卿，亦浦江人，宋末任容州文学。宋亡后，三人皆矢志不仕元朝，退居田园。至于谢翱(1249--1295)则是抗元名士，字皋羽，号晞发子，福建福安人，曾为文天祥咨议参军，后避地浙东，写了著名的《登西台拗哭记》，悼念文天祥。

月泉吟社系得名于浦江名泉——月泉。据薛应旗《浙江通志》云：‘.其泉视月盈虚为消长”，故称之月泉。因景致优美，成为文人骚客聚会之所。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六日，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限五、七言四韵律诗，征诗四方，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在短短的三个月间，共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作者遍布浙、苏、闽、桂、赣各省。方凤等人评隙甲乙，选出二百八十名，于三月三日揭榜，依名次赠予奖赏，并将得名作品编集付梓月泉吟社成立和征诗宗旨。

《月泉吟社诗》为元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所创作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其作者大都为故宋遗民，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敢直言心声，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他们借歌颂田园风光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通过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和对现实的关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为元廷的官爵利禄所诱惑的孤介情操，表现自己隐逸抗节的志向，从而使文本内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韵。

吴渭（具体生卒年不详），字清翁，号潜斋，浦江（今属浙江）人，自幼颖异笃学，人品俊逸，博览群书。宋末为义乌令“，国亡退食吴溪，慕陶靖节，自号曰潜斋”，延请宋遗民方凤、谢翱、吴思齐，创立月泉吟社，相与酬唱品评。元至元间“，以春日田园命题，取靖节‘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意”。应征诗有2735卷，评选出280人，编成《月泉吟社诗》。

谢翱（1249～1295），字皋羽，自号日希发子，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后徙浦城（今属福建）。“父钥性至孝，居母丧，终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义》《左氏辨证》传于时。“翱世其学”，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应进士举，不第。1276年（元恭宗德右二年），文天祥开府延平，署谘事参军。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曾在严子陵钓台之西台哭祭文天祥。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卒于杭州，享年47岁。著有《日希发集》《西台恸哭记》《天地间集》等。谢翱的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一生“为人倜傥，有大节”。

方凤（1240～1321），一名景山，字韶卿，号岩南，浦江（今属浙江）人。“凤有异才，常出游杭都，尽交海内知名士。将作监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试国子监，举上礼部，不中第。”后以恩授容州教授，因宋亡未赴，浪游江南。归乡，名其斋为存雅堂，学者称存雅先生。1321年（至治元年）卒，享年82岁。其遗诗有门人柳贯选刊为9卷，已佚。清初，同邑张燧在各种书中收录残剩诗文，编为《存雅堂遗稿》13卷，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刊刻。“凤善诗歌，通毛郑二家言”，宋末文弊，方凤曾对学者说，“文章必真实中正，方可传。他则腐烂漫漶，当与东华尘土俱尽”。

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括苍（今浙江丽水西）人。由荫入仕，监临安新城税。调嘉兴县丞，摄县事。后入镇江幕府，因忤逆贾似道，迁饶州节制司准备差遣，后辞官寓桐庐，自号全归子。元大德五年卒，年六十四。流传下的诗文不多，有《拟古》《题鹿苑寺壁间记鲁简肃公罗汉见梦事》。吴思齐性直悫，“知有是非，不知有毁誉、祸福。学者尊其行，争师之。方凤评思齐之为人如徐禾责、陈师道，君子不以为过”。

对故国的怀念

在古代，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已形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而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士人又总面临着自身出路的抉择，尤其是外族统治之朝，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南宋王朝的覆亡，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朝代更替，科举的废止对他们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冲击之大更是无法形容，然这又是他们必须面对而又不愿面对的严峻现实。因而，怀念故国不仕新朝就成了他们诗歌的主要题材内容。如罗公福的诗：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

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

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

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游魂入梦招。

诗歌首联追叙自己弃官归隐的行迹，开宗明义表示了自己宁老死林壑也不乞禄于当朝统治者的态度，从东风、林壑等景物之中可体味其脱离樊笼、复返自然的感受；中间两联正面描述田园生活，通过好雨、寒泉、秧、药、犊、莺、云、柳等意象，展现出一种生意盎然的春日秀丽风光；尾联化用谢灵运“池堂生春草”之意，以“生新草”这一具体事物来体现整个自然界一片万象更新、蓬勃滋长的生机。然细读就会发现，“生新草”是“见说”，以显示这一片生机与自己的感情是有隔阂的；又用“入梦”二字，更见这一片生机对自己来说是恍恍惚惚而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叙写，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即含蓄委婉表达出自己对故国的深深思念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心态。同时也使整个南宋遗民群体那种宁愿老死林壑也不肯迈进蒙元“市朝”的共同心声得到了完整巧妙的表述。

诗人们这种凭吊兴亡、怀念古国之情，在卷中频频出现。如“物意岂知沧海变?晓风依旧语流莺”(王进之)，亦同此意。而如“吴下风流今莫续，杜鹃啼处草离离”(栗里)，则简直是《诗经·黍离》之同调。诗人们借今昔之变传达盛衰之悲，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具有幽邃深刻的历史底蕴，而且把人类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悲剧色彩展现得沉痛而又深刻，作品由此获得思接千古、情系古今的恢弘气势和言近旨远的艺术张力。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宋遗民诗不仅是宋诗的鲁殿灵光，而且在整个中国遗民诗史上也是一块里程碑。”

对忠臣义士的追慕

由于月泉吟社的成员大都是故宋遗民，他们十分重视名节，甚至把事二姓、仕异族，看成是像“女更二夫”一样的不道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视名节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所以对历史上的气节之士就自然流露出了无限的追慕之情。如诗人们对历史上最早的两位遗民伯夷、叔齐采薇而食和陶渊明之不事刘宋的的抗节行为，几乎都怀有深深的追慕之情，以借此勉励自己坚守节操。如方赏的诗：

绕畦晴绿弄潺湲，倚仗东风却黯然。

往梦更谁怜秀麦，闲愁空自托啼鹃。

犁锄相踵地力尽，花柳无私春色偏。

白发老农犹健在，一蓑牛背听鸣泉。

诗歌描写了春日田园的自然风光，颔联首句是统摄全诗的轴心，用箕子感“麦秀”而伤殷亡的典故，表达了作者为田园春景所感，而怀念故朝的情思。由此间接透露了诗人“黯然”之由，“愁心”所在。春日欣欣向荣的原野风光，敷染了作者主观的悲思，使全诗始终笼罩在沉郁凝滞的氛围中。可见在这貌似飘逸的诗句中，实是作者通过对忠诚义士的追慕来显现强烈的亡国之痛和世事沧桑之感。再如“九山人”的诗：

轩裳一梦断尘寰，桑柘阴阴静掩关。

种秫已非彭泽县，采薇何必首阳山?

因怜社鼓刚催老，转觉儒冠不负闲。

君看浣花堂上燕，芹泥虽好亦知还。

诗人之所以要抛弃“轩裳”而寄寓田园，原来是为了学习伯夷、叔齐之耻食周粟而采薇首阳，以及陶渊明之不事刘宋而弃彭泽令的高风亮节，借此以寄寓自己忠于赵宋、不愿屈身仕元的气节。

对异族统治者的控诉

由于蒙元统治者从马上得天下，本属一个游牧兼狩猎的落后民族，“自春徂冬，旦旦逐猎”和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惯于奔驰杀掠的特有习性，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消灭南宋政权之后，官员需要大量激增，权臣更是趁机卖官鬻爵，只要贿以财货，皆可署江南之官。故“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狼藉之辈”。他们唯以促办钱谷为才，搜刮割剥为务，“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而根本不顾江南人民的死活。虽然本次诗歌的主题是歌颂田园风光，但蒙元官吏的残酷压榨和无情剥削，在诗人们的笔下还是不由自主的要反映出来如感兴吟的作品：

儿结蓑衣妇浣纱，暖风疏雨趱桑麻。

金桃接种莲花蕊，紫竹移根带笋芽。

椎鼓踏歌朝祭社，卖薪挑柴晚回家。

前村犬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

这首诗的前三联描绘了一幅春日田园农家图，忙忙碌碌的身影中，没有一人是空闲的；365天中，每日都得为生计而劳作。自认为文化人的他们，社会地位从原来“四民之首”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社会最底层的劳力者，生活上的艰难、郁结在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尾联直言主旨，从侧面揭露了政府官吏来乡村收茶、盐等租税时的强盗行径，以及闹得全村鸡犬不宁的实况。其他如戴东老“去年官赋今年罢，寂甚门前犬吠声。”姜仲泽“鼎贵安知此中意，徒能学犬吠村庄”等句也均含蓄地揭示了士人们即使隐居在田园，照样要承受蒙元统治者的沉重赋税和剥削，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月泉吟社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遭到了异族政权的无情摧残后，产生了躁动不安、悲哀无奈的共同心境。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得人人唱起隐逸之歌，于是隐逸便成了诗人们诗歌的主旋律。因为他们深知，尽管世代更迭，但宁静和谐的自然风物是千古不变的，田园作为相对僻远宁静的“乐土”，才真正是他们自我躲避的角落和心灵的最佳归宿，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这儿，他们才得以在精神上暂时获得一份怡然自得的乐趣。如山南隐逸：

独犬寥寥昼护门，是间也自有桃源。

梅藏竹掩无多路，人语鸡声又一村。

屋角枯藤粘树活,，田头野水入溪浑。

我来拾得春风句，分付沙鸥莫浪言。

诗歌开篇言旨，把偏远寂寞的乡村生活和传说中的人间仙境挑花源相媲美，中间两联对仗工整，用了梅、竹、枯藤、野水等植物，配合着人和动物的声音及屋角和田头等地点，构成一幅缤纷且充满生意的春日田园画卷。也间接地呈现了平实的田家生活。诚如安定书隐所写：“世数有迁革，田园无古今”，这当是身处宋元之际的士人们共有的认识。

对高尚情操的赞美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士人群体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和匡时救俗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到了南宋末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这种关注民族命运的积极入世精神更被空前地激发出来。而国家的覆灭、民族的屈辱以及士人地位沦丧所带来的人格的扭曲、自尊的贬损，又使他们陷入了空前的羞辱、悲愤和人生价值严重失落的困惑之中。在这无可奈何的窘况下，诗人们只能带着破碎的心灵踅入“独善”之途，以表现出与统治者的距离和自己的孤介情操。如桑拓区诗云：

粟爵瓜官懒觊觎，生涯云水与烟腴。

晚风一笛麦秧陇，春雨半锄桑拓区。

可是樊迟宜请学，肯教陶亮叹将芜。

斜阳芳草关情处，更把新诗吊石湖。

诗歌首联就表明自己对于元廷所施禄饵的不屑之情，无论是芝麻小官还是封侯拜将，自己仍将一如既往地，只愿在云水茫茫炊烟袅袅的田园间度过余生；颔联借助“晚风”、“春雨”、“麦秧、“桑拓”等自然意象展现生机四射的田园风光；颈联借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及陶渊明归去来赋典故，表示自己不会上当变节；尾联言旨，借歌颂田园风光表明自己隐逸志向。

《月泉吟社诗》是以诗歌大联唱的形式反映数千遗民进行的集体抗节活动，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本诗集最可贵的意义在于它以特殊的方式，即无视异族入侵的降临而继续吟咏田园风光，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或说拒绝，来反映当时遗民诗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这一点，数百年来一直起着激励民族斗志的积极作用。而且，诗人们还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继诗、骚、陶、杜，使南宋后期的衰颓诗风为之一变，为宋代诗坛写下了光辉的最后一页。正如张兵在总结宋末元初遗民诗歌创作时所言：“抒故国宗社之忧愤，歌黍离麦秀之悲音，慷慨沉郁，忧深思远，不仅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而且有力地改变了宋季四灵江湖诗人气局荒靡、纤碎浅弱的诗风，对有元一代诗歌创作影响甚巨。”总之，“月泉吟社”及其创作除了对元代诗坛颇具影响外，在后世遗民诗人中也被奉为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