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怪异。古人以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故称。《尚书大传》卷二：“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骑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 靖康 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 靖康 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

《清史稿·灾异志三》：“ 道光 十七年， 崇阳 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谓之服妖。”

“服妖”之说，由来已久。《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谓：“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亦即所谓奇装异服了。虽然此言谬甚，但却有点“歪理正中”，在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服妖”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表象。

沈括说，“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故又叫垂肩冠，议者指为“服妖”。真宗时，“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皇亲与内臣所衣紫，进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为“奇邪”之服，然屡禁不上。“（衣饰等）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说明宫中、朝中装束往往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是流行服饰的一个源起点。“逾制”则称为异服或“服妖”，这便是常人所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南宋后期世事多变，“奇装异服”也十分流行。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条说：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指为“服妖”。陆游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又说：“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时人以之为“五行”示警，倒应验了大变动时代中的“风俗狂慢”。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载：“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行都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用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需遗。时去宣和未远，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近服妖也。……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文彦博还说，重建上下有分的“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风俗淳俭，太平立致”。所谓“淳俭”之风，在这里不过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代名词。而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其要“复古”，岂可得乎？！对专制禁令的突破正是社会走向成熟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称，这种制度不但为礼教所维护，而且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敢轻易逾越。然而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尤其是当一个王朝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候，人们对服饰求新求异就会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谓之“服妖”，甚至以为是亡国之兆。明清两代就是显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旧制是其要务，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但服饰的单调呆板，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尤其是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城市更加繁荣，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一时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是“服妖”的出现。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怪诞部》“异服”条记载：“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日：‘何须此’?大奎日：‘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日：‘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曹奎的奇装异服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故而杨衍有此一问，而冯梦龙的“今吾苏遍地曹奎矣”一句就点明了当时着奇装异服的人数之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这种奇装异服的行为称为“服妖”：“(张献翼)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带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同时吴中有刘子威，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缡群鹤及獬豸”，“此皆可谓一时服妖”杨慎“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杨慎的打扮更为“新潮”，竟然作女性发式，且涂粉插花。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不可不谓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