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义勇队（조선의용대）是1938年由金元凤在中国汉口组织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团体，对抗日运动做出较大贡献。1942年春，一部分队员被改编和吸收为韩国光复军第1支队，朝鲜义勇队的主力则于1942年8月被改编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所领导的朝鲜义勇军。

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复国运动。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翌年2月，日军颁布“朝鲜征兵制”，并在北平、天津等地建立了“朝鲜征兵特别训练所”，强行征集华北敌占区的朝鲜人，组成沦陷区大城市的“警防团”、“留民团”等组织，为其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更加激起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

经中国共产党倡议，1938年7月，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向蒋介石递交了成立朝鲜义勇队的方案，此方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大力支持。

1938年10月10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助下，以“参加中国抗战、打倒旧本军阀、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

朝鲜义勇队以“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打倒日本军阀，“以完成东亚真正永久的和平”为宗旨，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该队的圆形证章从右到左有“朝鲜义勇队”五个红色繁体汉字，上下分别有金色的英文、朝文队名，上半圆中央有五角星一颗。

朝鲜民族革命党宣传处杨民山后来对《申报》记者说：加入朝鲜义勇队的，“多数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员，而负各部分领导任务的则多是朝鲜有革命历史或参加过一九二六年中国北伐战争的，或曾在中国留学，受过军事训练，参与过中国革命的人物，或者在本国领导过学生运动，做过不少较为光荣事业的人。因此，在领导方面是比较健全的”。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煽动日兵反战。他们因有语言的便利，这一工作做得很好”。他强调，“中国的抗战不单在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也是在为朝鲜同胞求自由!”

早期成员是总队长金元凤、副队长申岳、政治组长金学武、组员李达、宣传队长金昌济、总务队长李集中（李钟熙）、庶务主任李海鸣、外交主任韩志成等200人。最初的编制由2个区队组成，第一区队由队长朴孝三指挥，在湖南、江西一带活动。第二区队由李益凤指挥，在安徽、洛阳一带活动。

朝鲜义勇队成立之后，用了13天时间在武汉的道路与墙壁上用日文刷写了许多抗战标语，进行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宣传工作。10月23日武汉沦陷后，属于共产主义派的朝鲜青年前卫同盟去了洛阳、延安等地，主要任务是：一、对敌宣传，瓦解敌军；二、对中国军民进行抗日的鼓动宣传，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参加抗战；三、争取众多的朝鲜同胞参加抗日，并扩增自己的武装力量；四、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五、参与或独立完成一些具体的战斗任务。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第一支队在第九战区、第二支队在第五战区训练了5000名能用日语对敌喊话的官兵。他们在火线上对敌士兵喊话，瓦解敌军。文正一率一分队在洛阳利用河南省广播电台用日语、朝语进行反战的宣传，不断揭露日军的罪行。1938年12月16日《新华日报》署名文章，报道了朝鲜义勇队在火线上英勇战斗，活捉俘虏，并广泛进行武装宣传的事迹。1939年在湖北通城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朝鲜义勇队穿过铁丝网，在距敌100公尺的地方用日语反复喊话，结果使200多名敌兵感动得丢掉枪杆，从战壕中跳出来，打出了投降的白旗。1939年1月21日，朝鲜义勇队还在桂林总部创办了机关刊物《朝鲜义勇队通讯》，到1942年共出版了42期。

朝鲜义勇队在敌占区散发传单，遍贴标语，在两年时间里共印发小册子5万余册，传单50余万张，标语40余万张，敌伪投诚通行证万余张。

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0月，朝鲜义勇队分赴湘北、赣北、鄂北、华北等地，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共破坏日军坦克四五十辆、通讯桥梁五六次。在湖北的通山、滚山，湖南的锡山，广西的昆仑关，以及华北反“扫荡”作战中，他们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给日军以巨大之打击。仅据1939年5至9月的不完全统计，朝鲜义勇队就毙伤敌军460多人，击毁敌军车121辆。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全局出发，全力支持朝鲜义勇队。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把“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列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

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建立了党支部，该党支部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立志献身于朝鲜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从这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有计划地将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原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活动的朝鲜义勇队一部跨过黄河辗转来到河北涉县（新中国成立前属河南省）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五八旅驻地，两天后，转到一二九师师部工作。从此在太行山区有了一支几百人的朝鲜抗日部队。其领导人武亭是中国工农红军时代的炮兵团长，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律成也在这个队伍之中。

1941年春，朝鲜义勇队各支队在洛阳进行为期三月的整训整编后，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的引导下，分批北渡黄河，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在山西辽县桐峪镇上武村成立，支队长朴孝三，副支队长李益民，政治指导员金学武，下辖一、二、三支队及留守队。该支队驻在上武村洪福寺，直接受八路军统辖。

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山漳河畔召开代表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会祝贺。会议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大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受辖于八路军总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1)开展宣传活动，鼓励根据地的中朝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2)瓦解日军，尤其争取日本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反正；(3)审问与教育日本俘虏；(4)与八路军、新四军配合，直接在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5)深入敌占区，从事地下活动。金白渊(即金斗奉，1945年朝鲜解放后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当选为朝鲜独立同盟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文正一为秘书处长，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一禹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朝鲜义勇军与朝鲜独立同盟均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很多场合是两块招牌，一套人马。

1942年7月扩大改编为朝鲜义勇军，成为朝鲜延安派的渊源所在。8月，该支队在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建立干部训练班，校长武亭，副校长陈光华，崔昌益、石正等为委员，培训从事武装反日斗争的军事干部。

在晋冀鲁豫，朝鲜义勇军在1942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动的政治攻势后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和武工队一道，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到敌人碉堡附近，用朝语向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喊话，“唱反战歌曲，散发宣传品，号召他们不要为日本军阀卖命”，向他们介绍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此前后，朝鲜义勇军在冀鲁豫党委和军区工作团的帮助下在民权车站开办了一所朝鲜洋行，还争取了在当地日军中服务的一部分朝鲜人员参军。10月10日，来自敌占区的81位朝鲜青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集体加入朝鲜义勇军。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后，朴孝三也组织了以他为大队长的朝鲜义勇军生产突击队，“不到十天就开荒地一百亩，超额完成了计划”。

在晋察冀，朝鲜义勇军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政治攻势，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或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或在游击区，就是敌人派小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也仍然坚决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在老百姓中用生硬不熟练的中国话热情地进行宣传，而且在敌人炮楼前或电话里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士兵指出活路。1943年3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论称：“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是为参加中国抗战，同时为争取自己民族解放而毅然投入艰苦紧张的敌后战场。他们不甘于仅在边区中心地区进行单纯的文字宣传和相关的各种业务，遂往来参加敌我短兵相接的前线，出入敌人堡垒林、公路网，去年有时更迫近敌占城郊，甚至涌入敌占区的大村镇中进行武装宣传；他们在政治攻势中始终是一支杰出的军队，不仅担任对日军宣传，而且担任对伪军宣传，更多的是担任对群众宣传；我们边区军民对于兄弟民族的英勇战士，应该更加百倍亲密的相扶相助，并且把这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向更多的人民，向敌伪内部广泛的传播出去，帮助扩大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在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斗道路上，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朝鲜民族的解放事业是互为助力的。”

在冀中，朝鲜义勇军在白天攻占的河边村火车站开了两小时群众大会，大唱抗战歌曲，“敌人吓得不敢下炮楼，也不敢打枪”。“无人区”闹灾荒时，“义勇军同志配合子弟兵攻入某乡镇，夺回了三百五十石粮食，救济了灾民”。

在晋西北，文正一“带领当地朝鲜同志参加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以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2年2月27日，中、日、韩等16个团体在重庆举行集会，追悼在华北光荣牺牲的朝鲜义勇队孙一锋等烈士，200余人到会。朝鲜义勇队队长金若山报告烈士事迹，中共代表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敬献的挽联是“怎样追悼朝鲜民族四位战士，必须打倒日本强盗一个敌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挽联是“热血同流”。《新华日报》的挽联是“壮烈牺牲壮志复仇光韩族，英勇杀敌英名显赫震邢台”。

同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制订《纪念朝鲜义勇军烈士办法》。《办法》指出“国际革命战友朝鲜义勇队，为了中韩民族的解放，不辞劳瘁，不避艰难，在敌人后方和我们并肩携手，共同对敌人作顽强的搏斗，不幸在这艰苦斗争中，该队石正等同志先后光荣牺牲，这是对中韩两大民族的巨大损失。为了追悼先烈，并永远纪念这伟大珍贵的国际革命友情，决定9月18日在太行区某地举行会葬典礼，并定由区党委、一二九师政治部同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与边区政府筹备举行。”并决定将诸烈士生前从事革命运动的经历编成学校的教材与战士课本，各级军队与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务期广大军民从实际行动中以国际主义的友爱，进一步爱护和帮助朝鲜战友，大家并肩携手共同战斗，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求得中韩两大民族的彻底解放”。

9月20日，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支会在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会议，追悼在华北抗日前线英勇牺牲的朝鲜烈士陈光华、韩一来、崔铁镐、胡维伯、林平、叶鸿德、王昆淳、孙一峰、张文海、林哲东。朱德、李延禄等发表讲话。当天，《解放日报》发表朱德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署名文章。朱德在《为自由而死生命永存》一文中说：“我们的10位朝鲜革命同志牺牲了。为了援助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生前曾与我华北军民同心协力，共嗜艰辛，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了祖国独立自由的伟大志愿，他们生前虽然横遭迫害，奔波异域，仍然顽强的战斗不息，表现了朝鲜民族的英勇的爱国气概。……他们的战斗精神，将永远生活在自由的中韩人民心中。……黎明已经不远了，我们希望朝鲜的革命同志，与华北我抗日军民，更紧密的站在一起，与华北的20万朝鲜人民更广泛的团结起来，携手并进，奋勇杀敌，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划破此漫漫长夜，迎接破晓曙光到来。”叶剑英在《悼朝鲜义勇军阵亡同志》中说：“今天大家来追悼朝鲜义勇军牺牲同志的时候，我们除以无限的诚意致沉痛的哀悼，向该军负伤之同志致恳切的慰问外，我们尤其希望在华之朝鲜同志，继续发挥过去之成绩，踏先烈之血迹，以更大之努力去团结所有华北朝鲜人民反日之力量，配合中国抗战进行更顽强坚持之斗争。”10月5日，彭德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朝鲜烈士永垂不朽》，悼念为帮助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朝鲜同志。

10月10日，公葬左权将军暨朝鲜革命烈士大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清漳河畔举行，参加公葬者5000余人。葬礼由八路军副参谋长滕代远主持，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及朝鲜独立同盟代表崔昌益等致祭词。后来又竖起了“朝鲜义勇军太行山区抗日战争殉国先烈战绩碑”。

朝鲜义勇军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政府的关怀，在边区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941年7月29日，中共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凡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到边区的人民(如朝鲜、台湾等人民)，边区政府一律予以保护和援助。8月13日，参加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代表提出议案，要求给予援助，经参议会讨论通过，交边区政府执行。11月3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优待朝鲜人民章程》，规定“朝鲜革命人员在本区享有抗日活动的自由，政府当予以保护优待，并给予各种必要的帮助”，朝鲜人民可在本区居住，从事耕种、工业经营，发行报纸杂志等。1942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朴孝三对外界发表谈话称，在华北周围敌占区中散居着20万朝鲜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20万朝鲜人力争到抗日前线上来，同时在敌人内部积蓄革命力量，加速敌人的崩溃，顺利进行抗日反攻。

1943年5月10日，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时参议会也颁布了《优待朝鲜人民条例》。《条例》规定，朝鲜义勇军在根据地内享有合法活动之自由，各级政府及军民应加以保护优待并帮助其发展；朝鲜人参加抗日与中国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奖励以实际行动帮助反日斗争的敌占区朝鲜人民。

1945年2月，朝鲜义勇军指战员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集中学习，接受反日爱国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在中国、美国、苏联等盟国的联合打击下被迫投降。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总部发布第6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旋即停办，朝鲜义勇军和朝鲜独立同盟的全体人员3000余人随同中共中央编组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走上了解放东北、光复祖国的征程。到东北后，朝鲜义勇军分编为七个支队，其中第一、三、五支队先去了朝鲜。1946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剩下的朝鲜义勇军部分人员划分为若干朝鲜团、朝鲜营、朝鲜连，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六六师及其他各师，取消朝鲜义勇军的名称。朝鲜义勇军就此走完了它的光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