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球为中心看，木星与土星的赤经或黄经相同时，被称为“木星合土星”。在天体发生合事件时，往往是两个天体在夜空中看起来最接近的时刻，也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两个行星运行到同一赤经或黄经上，这一天象叫行星相合。由于木星的轨道靠内，土星的轨道靠外，木星更接近地球，因此木星在夜空中的视运动速度快于土星，就会发生木星合土星这一天文现象。

两颗行星A与B在同一平面上围绕同一中心O匀速旋转，其轨道半长轴分别为r1与r2，绕行一周的时间分别为t1与t2（单位为地球日），如上图所示。这两颗行星的运动速度（以每日转过的角度来衡量）为v1=360/t1以及v2=360/t2。如果它们的运动速度不同，那么在某一点处中心O会与两颗行星暂时位于一条直线之上，例如图中所示的OP这条线。

在1596年出版的著作《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中，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就曾探讨过这两颗巨行星相合对地球的意义，两颗巨行星的光芒非常耀眼，以至于开普勒赋予其“大合”（the Great Conjunction）的专指名称。木星与土星这两颗气态巨行星，以接近正圆的轨道围绕太阳旋转，轨道半长轴分别为5.2个天文单位和9.6个天文单位，公转周期分别为11.862年和29.457年，计算出木星与土星的相合周期为19.86年。每经过三次木土相合之后，相合点会在黄道带上前进8.15°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1日21时22分发生木星合土星，木星在土星以南仅0.1度（6角分），太阳以东30度，两颗行星在同一望远镜视野中可见（不需要光学辅助就能彼此区分）。这次事件中国全境都可见，可见时间在傍晚，位置位于日落的西天夜空。此时，这两个行星位于摩羯座，从中北纬度来看，日落之后一小时，它们在西南地平线上方低空可见，行星的高度小于15°。当木星和土星赤道经度重合后5个多小时，它们再次发生黄道经度的重合。2020年的大合是自1226年以来最接近的木土相合，下一次这么接近要等到60年后2080年3月15日。

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研究1603年的大合（木土相合）时，认为《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伯利恒之星指的就是木土相合。他计算出木星和土星的三重相合发生于公元前7年（天文计年为-6）。三重相合是木星和土星接近或处在冲（相对于太阳，与地球同侧）位置上先后发生的三次相合。因为这时从轨道内侧的地球上来看，木星和土星轨道存在显著的逆行，它们在几个月内的三次在赤道经度（或黄道经度）中发生重合。上一次三重相合发生在1981年，下一次三重相合发生在2239年。

2000年5月28日的大合两颗行星距离太阳太近，距角在太阳以西16.9°（5月31日赤经重合）或14.9°（5月28日黄经重合）处。行星仅在日出之前短暂的升起，随后就被淹没在强烈的阳光中。如果没有光学辅助手段，普通人很难观测到这一事件。

1623年7月16日的大合，木星与土星的角距仅有5.2角分，比2020年的大合更近，但因为这次大合与太阳距离太近（距角仅为12.9°）无法观测。因此，很多国内外媒体会从观测角度忽略1623年的这次大合，称2020年的大合是1226年3月4日（角距2.1角分）以来最近的一次，以至于我们会看到类似”2020年木土相合是800年来最近的一次“这种不科学的说法。

虽然2040年11月5日的大合平平无奇，木星合土星之间角距为1°14'，是2020年大合的12倍以上，但在2041年4月16日前后会发生木星、土星、角宿一三星合满月的壮观天象。2080年3月15日的大合，木星和土星的角距仅有6.0角分，将比2020年还要更近一点，而且与太阳的距角为43.7°，非常适合观测。公元372年3月6日的发生的大合是从公元前423年到公元4523年间角距最小的，木星合土星之间只有1.9角分。

公元7541年的大合，除了会发生三重相合外，还会发生两次木星掩土星的掩星事件，是公元前6856年以来的首次。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无法计算出久远未来行星的精确位置，推测出的掩星确切性质也不同。

在下面的图表中，如果土星与太阳的距角小于20°，说明这次木土相合由于靠太阳太近而难以观测。木土相合参数至少有两个坐标系。 一组是基于天球赤道坐标， 另一组则是基于黄道坐标，木星与土星黄道坐标间的角距通常更小。木土相合的赤经数据是基于地心的赤道坐标，更加便于观测，黄经数据是基于日心的黄道坐标，更加符合本质。 请注意，并不是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以下确切时刻看到木土相合，因为太阳落山后，两个行星不一定都位于地平线上方，或者观察者的位置处于白天。

假如木星与土星的运转时间恰好是12年和30年，那么由此得出的20年相合周期会形成一种整齐而紧密相扣的循环，这种循环会有规律地重复自身。如果我们在这种理想化的场景中追随土星的位置，那么在两颗行星的首次相合（S1）之后，第二次发生于其之后运行轨道的三分之二处（S2）。第三次相合发生于土星下一运行周期的三分之一处（S3）。这之后再来一次相合，土星便会返回起点（S4=S1）。三次相合正好与土星的两次公转一致，循环会无限持续下去。

木星和土星轨道的实际情况却相当复杂。任意三次相合的循环（开普勒称之为三宫组，trigon）中所包含的实际的运行方式使这对行星从其黄道带起点处往后推了8°左右。因此，正如下图所示，二者的相合的位置看上去会以C1、C2、C3、C4、C5、C6……的顺序沿着黄道带行进。

开普勒设想了一种整齐而紧密相扣的循环。如果每60年相合的循环越过上次循环出发点的距离是9°而非8°，那么一个涵盖40次相合的模式可以完整地填满黄道带的圆周（40×9=360）。这样，一系列相合（可能三次或四次，每两次之间相隔60年）发生于黄道十二宫的每一宫之中。开普勒在1606年的著作《论新星》（De Stella Nova）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些相合的序列。在右图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1623年、1683年及1743年发生于狮子座的三次大合，由三宫组一个顶点的连续的9度移动来表示。在800年的时间里（或40个20年），这两个巨行星在每一个占星宫位中发生三至四次相合。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会见到三次大合，其中每一次都由三宫组的三个不同顶点代表，例如1623年、1643年及1663年的三次大合。开普勒添加的1°很难被人注意到，每20年1°的误差会造成每60年3°的误差，而且它们出现于三宫组的不同顶点之上（这意味着每次都是完全不同的占星宫位）。

在西方占星学传统中，大合自中世纪以来便被看作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天象。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合是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时代大多数天文学家的话题，此外还包括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皮埃尔·戴利（Pierre d'Ailly）等学术思想家，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和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等作家在大众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及。这种关注可以追溯到阿拉伯语书籍的欧洲拉丁文译本，最著名的是《论大合》（De magnis coniunctionibus）一书，翻译自阿拉伯学者阿布·玛沙尔（Abu Ma'shar）关于行星相合的著作《诸宗教与王朝之书》。甚至可以追溯至8世纪的巴格达，以及伊朗的萨珊王朝时期（3-7世纪）。

把连续发生的相合点在轨道上排列出来，可以发现每次相距约120°，从外观上看，它们的连线构成了三角形图案。以大约60年左右为周期，每经历三个相合点后，第四个相合点就返回到第一个附近。观测显示，这些回归点相对于第一个相合点偏移了8°。相继的三个相合点可以确定一组黄道星座（三个），占星学意义上黄道十二星座均分黄道（每个占据30°），所以在同一组黄道星座中出现的回归点不会超过四个（回归点偏移最多三次）。每四组三角形图案，占星家赋予古希腊四元素（火、风、水、地）中一种的意义，这种概念被称之为四个三位一体（Triplicity）或三宫组（Trigon）。每隔大约200年（10到12次大合），相合点进入一个新的三宫组中（也进入新的一组黄道星座），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每隔大约800年（40次到41次大合），在相合点遍历所有四个三宫组之后，新一轮循环的开始则被赋予更加重大的意义。

最早的时候，一个三宫组（Trigon）被认为可以持续240年，而整个大周期则可以持续960年。但后来阿方索星表（Alphonsine tables）提供了更正确的估算。尽管周期起点计算不准确且存在一些分歧，公众认为这类天象代表了重大意义，这种观念催生了一大批出版物，直至16世纪末一直稳定增长。1583年的大合是水元素三宫组（Watery trigon）中的最后一个，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预示了世界末日般的巨变。从教廷1586年颁布了反对占卜的教皇诏书，到1603年相合点进入新的三宫组，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真正重大的事件，公众对此的兴趣便迅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