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彭寿（1869-1950）别名小汀，又作筱汀，号述庵，又号述叟、寿鑫斋主人，海盐人。金慧珠夫。光绪戊子（1888）举人。授内阁中书。光绪甲午（1894），蒙恩以侍读遇缺即补。光绪戊戌（1898）进士。曾任职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官至陆军部右丞、宣统元年陆军部左丞。北洋政府湖南长沙关监督、湖北宜昌关监督等。

书斋名“寿鑫斋”、“安乐康平室”。应徐世昌之聘，总纂《清儒学案》；著有《旧典备徴》5卷、《国朝人物考略》32卷、《皇清纪年五表》32卷、《古今人生日考》12卷、《三国人生卒年月表》2卷、《述庵诗草》6卷、《古近缄范》8卷、《寿鑫斋丛记》六种、《安乐康平室随笔》6卷。

爱国知识分子

朱彭寿，天津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前任天津电活局总工程师，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和民族气节。天津沦陷后，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拒绝把租界区电话局交给日伪接管的“抗交’，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1938年4月在上班途中。被日军劫持押往日本宪兵队，在拒绝敌人诱降后遭受多次毒刑，最后惨死敌人手中，为我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给天津人民留下永远的怀念。

朱彭寿，字杰夫，1892年出生于江苏松江县，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少年就读于苏州英文专修馆，后转上海南洋公学读书。l913年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在美国佑凝大学学习电气工程，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实习，后任西方电气公司工程师，l919年返回祖国。

朱彭寿回国后来到天津，任天津电话局副总工程师，由于成绩卓著，1929年升任总工程师。他在工作中注重实践，团结群众，在电话局广大职工中享有很高声望和影响。

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殖民统活，对此朱彭寿胸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当时天津电话局共有6个分局，其中2个分局设在租界区。天津沦陷初期，租界区属于中立区，日伪殖民统治不能伸入租界区内，但日伪殖民当局以电话局属于一个系统为名，强要接管租界区内电话局。在当时打入电活局工作的中共党员朱其文发动领导。和国民党电话局长张子奇支持下，租界区电话局广大职工发起了一场拒绝日伪接管的“抗交”斗争。这是天津沦陷后领导的第一次以公开形式进行的群众性抗日斗争，朱彭寿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日伪殖民当局为达到接管租界区电话局的反动目的，不但在政治上施加种种压力，而且在技术上也采取了各种破坏手段，使租界区电活局的业务工作不能进行。在这方面，朱彭寿始终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

日伪在技术上进行破坏的手段之一，就是在租界区外大量逮捕扣押电话局职工，制造恐怖气氛，使租界区电话局不少职工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破坏电话局的技术力量。当时租界区电活局技术力量已感不足，在日伪破坏下许多技术职工离开电话局，技术力量呈现奇缺的状态。为了回击敌人的破坏阴谋，朱彭寿毅然在局内成立了短期技术训练班，动员职工家属参加训练班，亲自进行培训，结业后立即上岗补充缺额。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

日伪在技术上进行破坏的手段之二，就是收买一些民族败类和坏分子，破坏电话局的技术设施，中断租界区电话局的业务。一次他们派遣坏分子潜入法租界马家口，破坏了一条300对中继电缆。又派坏分子在今新华路与重庆道交口处的一个300对接头箱内倒入硫酸，将电缆芯线烧毁，使全线电话中断；他们还将电话线。

与电力线连通。企图制造电死抢修人员的事件等等。但是这些破坏事件，都被朱彭寿亲自处理迅速解决，使敌人破坏目的始终不能得逞。

此外，日伪当局还采取种种收买利诱手段，破坏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斗争。在敌人利诱下，当时管理股一名主任有投敌意图，职工向朱彭寿眨映这一情况后，朱立即与局长张子奇研究，撤销了这名主任的职务。另育一名无国籍的职工，与日伪华北电报电活公司有秘密联系。职工反映了这一情况后，朱彭寿立即将这名职工解雇。敌人收买利诱的手段甚至伸向朱彭寿本人，一次日方派人向朱彭寿游说，要他提供租界区电话局机线图，给以重酬，朱彭寿闻听后大怒，立即将该人厉声斥逐。

朱彭寿坚定的爱国立场和高超的技术，成为阻挡日伪在技术上破坏租界区电话局的中坚，广大职工进行“抗交”斗争的有力后盾。敌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又无可奈何，最后决意张开黑手置他于死地。

朱彭寿当时家住黄家花园，电话总局在今四川路与烟台道交口处，他每天上下班步行必经当时的墙子河桥(现已铺成南京路)。敌人对他每天上下班时间和行动路线侦查清楚后．便雇用原电话局一名电话机匠暗中盯梢。1938年4月5日，朱彭寿早晨上班行至墙子河桥头处(今公安医院住院部门前)，被几名日本宪兵劫持，用汽车押往日本宪兵分队(今多伦道和新华路交口，时称花园宪兵队)。

朱彭寿被劫持到日本宪兵队后，开头敌人仍企图加以利诱收买。第一天，日本特务头子亲自接待待他烟、茶、糖果招待，声言“只要交出电话局机线图立即可以送回。并给重酬”，朱彭寿愤然拒绝。敌人碰了钉子并下死心，隔一天又来提审，日本主审官拿出一张由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签名、盖有伪市公署大印的委任书，委任朱彭寿为天津市电话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满脸奸笑地向他道贺，遭到朱彭寿的断然拒绝。敌主审官马上换成一副铁青面孔，警告朱彭寿说：“你要好好想想，下要自讨苦吃!”旋即被押回牢房。朱彭寿回牢房后向同牢难友讲述了提审情况，愤然说：“鬼子玩的这套把戏早在我意料之中，但他们看错了人，打错了算盘!”

敌人见软的不成．就露出凶残的真面孔，企图用残暴的毒刑征服这个坚定的爱国者。转天一早，朱彭寿又被敌人提走，先是绑在“好汉架子”上，用马鞭、军棍猛烈抽打，打昏后用水泼醒又灌辣椒水，折腾了一整天，朱彭寿始终坚贞不屈，直至天黑，才由两个日本宪兵将他抬回牢房，这时他全身血肉模糊已成血人。

敌人见来硬的也不行，更加兽性大发，决定置他于死地。再提审时。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往死里折腾他，如用整殴的香火烧炙他的两肋和后背，用烧红的铁丝插进他的尿道等。最后，这位铮铮铁骨的爱国志士，惨死在敌人牢中，为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奉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终年46岁。

朱彭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开后，激起电话局广大职工无比悲痛，他们决心继承烈士遗志，把“抗交”斗争进行到底。从1937年8月开始的“抗交”斗争，直至1940年9月天津租界区被日伪接管为止，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

朱彭寿烈士英勇殉国后，国民党政府和交通部先后于1939年1月3日和21日发出了褒扬令，并给予遗属以抚恤，以慰忠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