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阿含经校释》是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建伟、金晖。

王建伟（1958~）、金晖（1971~），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师从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Sri Lanka）尊者达默迪纳博士（Ven. Dr. Dhammadinna）学习巴利经典，深入南北传佛教思想、历史之比较研究。2000年初至今，十余年专研《杂阿含经》及相关汉、巴原始经论，完成《杂阿含经校释》（2014年付梓）。创立阿含学苑（Āgamārāma），有《来果禅师年谱》、《生命的真意》等多种著、译作品于海内外出版。

原始佛教在佛灭度一百年后产生部派，至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远播南北，其中上座部和有部所传最力，南传至斯里兰卡等地（现存上座部完整三藏及注疏），北传至中国（现存有部经典最丰）。唐义净《南海寄归传》谓：南印乃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传皆上座部，北印及南海诸国（今东南亚）皆传有部。二部盛极当年可见一斑。

汉译《杂阿含经》为有部较早传本，由法显从斯里兰卡取回，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汉译，是北传四阿含中唯一梵出作品，被认为是最接近早期佛经原貌的佛陀言论集。而与之对应的南传巴利本《杂尼迦耶》则完整保留了二千三百年前上座部佛经的原貌，是现存最古老的佛经。惜此珍本自来中国，即以“小乘经”蒙尘，流转千年，次第颠倒、经卷残失、误写误补、面目难辨。直至近代有吕澂、印顺等前辈对此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杂阿含经校释》即在此基础上努力拓展，以求还原。《校释》主要成绩有三：（1）编类补佚、勘订足本。依玄奘、义净等译典所记体例，重编类目、还原卷次；以《高丽藏》为底本，《房山石经》、《赵城藏》等近十种刻本为校本，辅以汉巴经论，校勘全文；由巴利本译补两卷佚经。（2）汉巴精对、以古注古。南以巴利三藏，北以本母、阿含异本、有部阿毗达磨、有部律书等文献，互参汇注，不避不漏，集为词典。（3）南北相较、证其同源。全面、深入比较研究汉巴早期经论，增改对经，记录证据，显示南北阿含实出同源，同期经典之词、句、文、义皆具极高互释性，令後期经典望尘莫及。

全书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作者倾二人之力、尽十余年告成，填补了《杂阿含经》乃至原始佛教研究领域的多项学术空白。本书校点恰当、译语准确、注释精细，不仅恢复了《杂阿含经》的原貌、疏通了经文的滞碍，更廓清了原始佛教的思想结构，令这部沉寂千年的古籍珍本重放光彩。

本书有两个版本：精装版（980元）、平装版（680元）。

第一册

序

前言

杂阿含经 第一、五阴六处因缘分

一、五阴诵

（一）五阴集[第1-5卷，第1-178经] / 1

二、六处诵

（二）六处集[第6-10卷，第179-463经] / 242

第二册

三、杂因诵

（三）因缘集[第11-13(1)卷，第464-533经] / 1

（四）食集[第13(2)卷，第534-541经] / 100

（五）谛集[第13(3)-14(1)卷，第542-691经] / 111

（六）界集[第14(2)-15(1)卷，第692-728经] / 177

（七）受集[第15(2)卷，第729-759经] / 206

杂阿含经 第二、道品分

四、道品诵

（八）念处集[第16-17(1)卷，第760-815经] / 239

（九）正勤集[第17(2)卷，第816-869经] / 284

（一〇）神足集[第17(3)卷，第870-956经] / 290

（一一）根集[第17(4)-18(1)卷，第957-1001经] / 334

（一二）力集[第18(2)卷，第1002-1061经] / 366

（一三）觉支集[第18(3)-19卷，第1062-1128经] / 406

第三册

（一四）圣道分集[第20-21(1)卷，第1129-1244经] / 1

（一五）安那般那念集[第21(2)卷，第1245-1267经] / 42

（一六）学集[第21(3)-22(1)卷，第1268-1299经] / 65

（一七）四不坏净集[第22(2)卷，第1300-1328经] / 90

杂阿含经 第三、弟子所说佛所说分

五、弟子所说诵

（一八）舍利弗集[第23(1)卷，第1329-1409经] / 121

（一九）目揵连集[第23(2)-24(1)卷，第1410-1462经] / 152

（二〇）阿那律集[第24(2)-25(1)卷，第1463-1473经] / 184

（二一）摩诃迦旃延集[第25(2)卷，第1474-1483经] / 193

（二二）阿难集[第25(3)-26(1)卷，第1484-1494经] / 216

（二三）质多罗集[第26(2)卷，第1495-1504经] / 231

六、佛所说诵

（二四）罗陀集[第27(1)卷，第1505-1550经] / 251

（二五）见集[第27(3)、28(1)卷，第1551-1643经] / 267

（二六）断知集[第27(2)、28(2)卷，第1644-7179经] / 297

（二七）女人集[第29(1)卷，第7180-7213经] / 320

（二八）龙集[第29(2)卷，第7214-7263经] / 334

（二九）金翅鸟集[第29(3)卷，第7264-7309经] / 341

（三〇）乾闼婆集[第29(4)卷，第7310-7421经] / 345

（三一）天集[第29(5)-30(1)卷，第7422-7472经] / 349

（三二）修证集[第30(2)卷，第7473-7758经] / 359

（三三）入界阴集[第30(3)卷，第7759-7941经] / 381

（三四）不坏净集[第30(4)-31(1)卷，第7942-8003经] / 388

（三五）摩诃迦叶集[第31(2)-32(1)卷，第8004-8014经] / 401

（三六）聚落主集[第32(2)卷，第8015-8024经] / 426

（三七）马集[第32(3)-33(1)卷，第8025-8034经] / 447

第四册

（三八）摩诃男集[第33(2)卷，第8035-8044经] / 1

（三九）无始集[第33(3)-34(1)卷，第8045-8064经] / 17

（四〇）婆蹉出家集[第34(2)卷，第8065-8073经] / 32

（四一）外道出家集[第34(3)-35(1)卷，第8074-8088经] / 47

（四二）杂集[第35(2)-36(1)卷，第8089-8106经] / 77

（四三）譬喻集[第36(2)卷，第8107-8125经] / 102

（四四）病集[第36(3)-37(1)卷，第8126-8145经] / 122

（四五）业报集[第37(2)卷，第8146-8180经] / 150

杂阿含经 第四、伽他分

七、八众诵

（四六）比丘集[第38-39(1)卷，第8181-8202经] / 171

（四七）魔集[第39(2)卷，第8203-8222经] / 208

（四八）帝释集[第40-41(1)卷，第8223-8244经] / 233

（四九）刹利集[第41(2)-42(1)卷，第8245-8265经] / 266

（五〇）婆罗门集[第42(2)-44(1)卷，第8266-8303经] / 300

（五一）梵天集[第44(2)卷，第8304-8313经] / 367

（五二）比丘尼集[第45(1)卷，第8314-8323经] / 386

（五三）婆耆舍集[第45(2)-46(1)卷，第8324-8339经] / 400

（五四）诸天集[第46(2)卷，第8340-8367经] / 427

第五册

诸天集[第47-49(1)卷，第8368-8447经] / 1

（五五）夜叉集[第49(2)-50(1)卷，第8448-8459经] / 98

（五六）林集[第50(2)卷，第8460-8491经] / 123

附录

（一）校释说明 / 151

版本抉择 / 151

部帙整理 / 168

校释例言 / 187

缩略语表 / 192

（二）新旧卷号、经号对照总表/ 200

（三）新旧经号与巴利本、汉译异本对照表 / 204

（四）经数统计表 / 308

（五）校勘记 / 311

附：正异字表 / 435

（六）主要参考文献 / 446

第六册

杂阿含经词典[索引，A-L]

第七册

杂阿含经词典[M-T]

第八册

杂阿含经词典[W-Z]

跋

後记

觉音（Buddhaghosa）长老在《长部》注释《妙吉祥光（Sumaṅgalavilāsinī）》开篇中写道，第一次结集形成的《律藏》和《经藏》分别由五位大阿罗汉及其弟子口传继承。据载，僧众将《律藏》付与优婆离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经藏》四部之《长部》（Dīghanikāya）付与阿难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中部》（Majjhimanikāya）付与舍利弗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杂部》（Saṃyuttanikāya）付与大迦叶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a）付与阿那律陀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佛陀的教授教诫从此由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们相继传诵了四百多年，而传诵佛典的原始语言——巴利语（古摩竭陀国语）则被南传佛教僧众保存至今。

据《大史》（Mahāvaṃsa）记载，西元前一世纪斯里兰卡中部玛达雷（Mātale）的灰寺（Aluvihāra），上座部大长老五百人在诵出巴利三藏及注疏後，决定将经典刻写在贝叶上保存。上座部僧众逐渐结束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口传佛典的形式，贝叶佛经的出世导致了供奉巴利佛典的现象，这不仅增强了佛典教义的可信度，更使佛典因文字固化而得以完好保存。一般认为，佛教南传两千三百年来，巴利佛典始终如一，其中以贝叶写本保存、流传的时间跨度就长达两千多年。

在《律藏》和《长部》等注释中，觉音长老记载了佛陀曾指出大迦叶大阿罗汉跟他本人的相似之处。这从侧面反映了上座部一直认可大迦叶大阿罗汉对原始巴利语系佛教作出的重大贡献，因为崇奉这位大阿罗汉，僧众愿意将《杂部》付与大迦叶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虽然一切佛法平等，但当初僧众很可能对《杂部》更加看重。

东西方佛学家都认为《杂部》最接近早期佛经的原貌，其语言简约、意义深邃，完整地体现了佛陀的思想，与之对应的《杂阿含经》（Saṃyuktāgama）则是珍贵的北传梵本汉译作品。尽管国际佛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两部经典的比较研究价值，但至今东西方多数学者由於缺乏对汉、巴两种语言的系统掌握，特别是对汉、巴系统的原始佛典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研究不能充分甚至出现各种偏差在所难免。简单来说，要整理、注释《杂阿含经》，必须深入汉译三藏和巴利三藏，必须具备梵文及其它相关知识的广泛背景。

王建伟、金晖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与我初会，学习巴利至今，一直从事汉、巴、梵等原始佛典的研究，尤其致力於《杂阿含经》和《杂部》的比较工作。在前学的基础上，至今他们已有十四年的研究经验。以我所知，他们精於《杂阿含经》的研究，这不仅体现在汉、巴、梵文献的对照、引证等方面，在广泛利用汉译原始佛典（包括各部派论书）等方面也做了十分深广细致的工作，其中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很有学术价值。

由於种种原因，只有少数人才可能真正投入到佛学研究领域中，王建伟、金晖先生就是这样的少数学者。他们通过对汉、巴、梵、日、英等文献的长期专研，目前已经取得较完善的成就。假如二位先生的某些成绩仍令学人有所保留的话，那或许就是所谓“智者内证”的特质的体现吧。

N. 达默迪纳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於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以《杂阿含经》（《相应部》）为本的“四部阿含”（四部可以别配四悉檀），是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无边的甚深法义，都从此根源而流衍出来[1]。

——印顺

原始佛教在佛灭一百年后开始产生不同部派，其三藏从此随著各部派僧团在印度本土的扩大分布而流传开来。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三藏开始远播，逐渐形成南北分流之势，其中上座部和有部所传最力，南路跨海传至斯里兰卡及缅甸、泰国等地（现存上座部完整三藏及注疏），北路由印度西北有部重镇克什米尔等地沿丝绸之路传至中国（现存有部经典最丰）。唐义净在《南海寄归传》中如是描述：南印乃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传皆上座部，北印及南海诸国（今东南亚）皆传有部。二部盛极当年可见一斑。

北传汉译《杂含》（亦作“杂阿笈摩”、“相应阿笈摩”）为有部传本，由法显从斯里兰卡取回，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汉译[2]，是北传四阿含中唯一梵本译作，被认为是最接近早期佛经原貌的佛陀言论集。而与之对应的南传巴利本《杂部》（亦作“杂尼迦耶”、“相应部”）则完整保留了二千三百年前上座部佛经的原貌（包括语言），是现存最古老的佛经[3]。

《瑜伽论》云：“事契经者，谓四《阿笈摩》：一者《杂阿笈摩》，二者《中阿笈摩》，三者《长阿笈摩》，四者《增一阿笈摩》。《杂阿笈摩》者，谓於是中世尊观待彼彼所化，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蕴、界、处相应，缘起、食、谛相应，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支、道支、入出息念、学、证净等相应，又依八众说众相应。後结集者为令圣教久住结嗢拕南颂，随其所应次第安布。当知如是一切相应略由三相。何等为三？一是能说，二是所说，三是所为说。若如来、若如来弟子是能说，如弟子所说佛所说分；若所了知、若能了知是所说，如五取蕴、六处、因缘相应分及道品分；若诸苾刍、天魔等众是所为说，如结集品。如是一切粗略标举能说、所说及所为说，即彼一切事相应教间厕鸠集，是故说名《杂阿笈摩》。即彼相应教，复以馀相处中而说，是故说名《中阿笈摩》。即彼相应教，更以馀相广长而说，是故说名《长阿笈摩》。即彼相应教更以一、二、三等渐增分数道理而说，是故说名《增一阿笈摩》。如是四种师弟展转传来於今，由此道理是故说名《阿笈摩》。是名事契经。”[4]

由此可见，《杂含》（相应教）是阿含的根本，中、长、增三阿含皆从此出。《瑜伽论》是印度大乘佛教成熟期的作品，就体例和完整内容来看，其基础仍是部派（或有部）的经、律，不拘引经还是论义，阿含教法贯穿始终，而《杂含》尤是核心（论中唯取《杂含》之“修多罗”、“祇夜”二分为作专论）[5]。这种以《杂含》为核心的理念当是承古而来，南传上座部对主传《杂部》的大迦叶尊者推崇备至，亦可为证[6]。而《杂含》的语言形式、组织结构也显示，它应当最接近第一次结集後契经的原始定式。因此，後世无论以何种方式看重《杂含》或者以为核心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在更大的背景中考察，《杂含》在经藏中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据义净《南海寄归传》所述，佛灭後一千多年，印度（包括周边国家）佛教大小乘并存，其中上座部、有部势力最大，分传南北。然其大小乘的差别仅在於是否礼拜菩萨、读大乘经，行斯事者名大，否则号小，馀皆同也，所谓“律捡不殊、齐制五篇、通修四谛”[7]者是。《瑜伽论》的体例、内容恰应此说，《菩萨地》仅在原始经、律基础上别出一门[8]，并无脱离三藏另立新宗之事。此在早期大乘作品《大智度论》中亦有迹可循，论中安立“修多罗”为阿含、大乘二分，而以大乘经为三藏外别说者，同时将自宗“空门”与“阿毗昙”等并提[10]。又，玄奘除了翻译《瑜伽论》等大乘经论之外，还翻译了大量有部论著，从古论到注释书，这也是当时佛教实况在文献上留下的一个注脚。即此遍观，足知即使在大乘分支以後，一切法义不离三藏，三藏要义摄归《杂含》。所以，印顺法师的断语是十分允当的：“无边的甚深法义，都从此根源而流衍出来”。

遗憾的是，《杂含》珍本自来中国，即以“小乘经”蒙尘，千载沧桑，固次第颠倒、经卷残失、讹写误补、面目难辨矣。直至近代，方有吕澂、印顺等前辈对此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杂阿含经校释》即在此基础上辛劳拓展，以求还原，接力之作耳。

《校释》的主要工作有三：一、编类补佚、勘订足本。依玄奘、义净等译典所记体例，重编类目、还原卷次；以《高丽藏》为底本，《房山石经》、《赵城藏》等近十种刻本为校本，辅以汉巴经论，校勘全文，确切标点；由巴利本译补两卷佚经。二、汉巴精对、以古注古。南以巴利三藏，北以本母、阿含异本、诸部（有部为主）阿毗达磨、律书等文献，互参汇注，不避不漏，译名从古（近、淳、笃、信故），悉心遴选，不令教义源流失迹无考，并由此集为词典。三、南北相较、证其同源。全面、深入比较研究汉巴早期经论，修订对经（多有新选），详录例证，显示南北阿含实出同源，其词、句、文、义皆具极高互释性，实令後期经典望尘莫及，而其流变差别则能证印土大乘初兴之端倪及斯国原典固守之本色。

今由校勘、整编、补佚，全经总得四分、七诵、五十六集八千四百九十一经，由“修多罗”、“祇夜”、“记说”三分教摄[14]。

全书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作者倾二人薄力、得善缘和合、尽十四春秋告成。此书流通，望能给深研佛法者带来方便，令诸学子正见增明！

阿含学苑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元宵）

[1] 参见《华雨集》第4册P30。

[2] 参见《法显传》卷1（大·51·865c）、《历代三宝纪》卷10（大·49·91a）、《出三藏记集·求那跋陀罗传》卷14（大·55·105 c）。

[3] 参见《词典》“杂阿含”条。

[4] 参见《瑜伽论》卷85（大·30·772c-773a）。

[5] 《瑜伽论》除《摄事分·契经事》卷85-98（《杂阿含经》本母）外，还有《思所成地》卷17-19是《杂阿含经·八众诵》的偈文和释论，吕澂谓其“尽摄《杂含》八众诵一切伽他之义”。参见《刊定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P15-16）。

[6] 参见《校释·序》。

[7] 参见《南海寄归传》卷1（大·54·205c）。

[8] 佛经晚期十二分教之“方广”一分，有部说是“以正理广辩诸法”一类的阿含经，及至瑜伽部则发展成为“说菩萨道”的大乘经了（或谓“菩萨藏相应言说”）。参见《顺正理论》卷44（大·29·595a）、《瑜伽论》卷81（大·30·753b）、《杂集论》卷11（大·31·743c）。

[9] 教、学界对印度大乘佛教的实际存在状况历来缺乏研究，限於篇幅，此不详述，待另文讨论。

[10] 参见《大智度论》卷100（大·25·756a-c）、卷18（大·25·192a-b）。

[11] 南《杂部》、北《杂含》所存在的异同很值得深研细究，限於篇幅，此不详述，待另文讨论。

[12] 四分：五阴六处因缘分、道品分、弟子所说佛所说分、伽他分。

[13] 七诵：五阴诵、六处诵、杂因诵、道品诵、弟子所说诵、佛所说诵、八众诵。又，巴利本（S.1.1 Oghataraṇa）注作“伽他品、因缘品、蕴品、六处品、大品五品（巴sagāthāvaggo, nidānavaggo, khandhakavaggo, saḷāyatanavaggo, mahāvaggoti pañcavaggo hoti）”，此当为《杂含》早期分类形态，即未出“弟子所说”、“佛所说”二品。参见《词典》“杂阿含”条。

[14] 参见《校释·校释说明》。

《杂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对佛教史、佛教哲学、中国文化史等的研究都极为重要。但由於此经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次第颠倒、缺失、误补等现象，为了恢复其原貌，非常需要对照巴利原本，进行校勘、标点和注释。上世纪末，大陆和台湾虽分别出版了四阿含的现代版本，受到读者欢迎，但仍存在许多缺憾，有待弥补。

本书作者王建伟、金晖先生长期潜心研究佛典，并曾师从斯里兰卡著名学者学习巴利三藏，他们在吸取吕澂、印顺等前辈学者和日本、西方、印度、斯里兰卡等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高丽藏》为底本，选取《房山石经》、《碛沙藏》、《赵城藏》、《大正藏》等进行校订，并与巴利藏对勘，对全书进行标点，详加注释，调整卷次，完成了达350万字的巨著，从而使得我国对《杂阿含经》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国际先进水准。全书体例完善，并且编制了专门的《杂阿含经词典》。

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广大佛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可靠的《杂阿含经》的新本，因此是一部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具、社会效益良好的创新专著。

是为跋。

徐文堪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日

此书近因，可推1999年的《杂阿含经》讲习，当时的备课笔记算是第一次粗浅功夫。一年下来，发现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底本错讹、不明之处较多，给研习带来不少障碍，而求之现存的校点注本，又未能满足所需。为遣此难，发心自编一本校释。此书正式发端在2000年春，从刻本收集、底本确定及相关汉巴梵资料的搜寻、遴选开始，历十五春——学习巴利、钻研三藏、译补缺佚、校点经论、注释文义、编辑词典，众缘和合，乃得脱稿。付梓之际，略表馀情，以为後记。

首先说明，尽管初起因缘决定了本书的工作性质和导向，即以古译经论及本母、巴利三藏（包括注疏）为基础对《杂阿含经》的经义、名词作尽可能合乎原始教义的解释，框定概念、免生歧义、启发正思惟，但同时佛法的实践亲证原则又决定了这些文字的解释并不能究竟了义，执著概念、偏好解释将会误入歧途。这是我们对文字解义的基本认识。

其次，本书在利用巴、汉文献及现代研究成果方面是比较全面的，但由於时间、精力等条件所限，在梵、藏文献方面，这次没能将《杂阿含经》的梵本断片和藏文相关文献收归利用是一个小小的缺憾，希望未来能有机缘圆满此事。又，案头尚有部分保存相对完好的梵本经论（断片）未列入本书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如《因缘集》（梵nidānasaṃyukta）、《大般涅槃经》（梵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法句经》（梵dharmapada）、《法蕴论》（梵dharmaskandha）等，其中《因缘集》可与《杂阿含经·因缘集》前分对应，最为珍贵。因为体例和篇幅的关系，这些梵本残片的原文对照没有作为重点出注，还需後时另作安排。

再次，在本书撰著过程中，我们陆续对相关的经论作了校点注释，其中有不少经文（阿含）出自阿毗达磨等论藏，不仅有经有论，而且均为玄奘等大译家的手笔，遗珠历历！对此，我们计划在原有校点、注释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完整地将这些文字编辑成书，经论合璧、校点注释，以飨读者。此项工作将与原计划中的《杂尼迦耶》的翻译同步进行，望有生之年得遂所愿。

最後，谨向十多年来一直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工作的亲友、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特别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善知识达默迪纳长老长期以来的教授、指导，感谢他远隔重洋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巴利文献，并为本书作序。同时，还要感谢徐文堪、胡晓明两位教授热心推荐本书，感谢徐老审阅本书部分文稿并为作跋。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吴平老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罗颢老友、上海玉佛寺图书馆的慧静法师为本书的资料采集提供了方便。特别感谢阿含学苑的全体同仁无私奉献、风雨同舟，感谢海外好友张安楠、温凤珠两位居士的长期支持！又，此书成就，得益于诸多前贤的研究成果，各类电子佛教文献研发制作者的辛勤工作也是重要的助力，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杂阿含经>校释》荣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5年7月16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古籍办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吉林文史社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30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4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长春举行。此次会议，共有36家出版社申报评奖图书203种。其中，华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杂阿含经>校释》荣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杂阿含经>校释》还获得了2014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及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