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廷(1884一1967)，字凤公，以字行。广东东莞人，是民国时期广东有影响的传统画家之一。画迹流布既广，在省港公私收藏中有不少佳作，画论也散见于各种旧文献中。他著有《秦汉印镜》、《凤公画苑》、《玉纪正误》、《调色法》、《凤公画语》、《中国艺术史》、《玉雅》等作品。

李凤廷从小随父肇榜(又名桂墀)学画，后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国画系做教员。他除画国画外，并研究西洋画法。

1911年，在广州创办水彩画函授学校，次年，又创设广东铸像公司，自任总技师，为广州石膏像艺术创作之始。

1921年，参加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筹展工作，被聘任为国画审查员。1925年秋，与赵浩等人筹建国画研究会于广州六榕寺，推动国画创作。美国华盛顿《古艺杂志》曾刊登凤公之画作二幅，遂知名于国外。

1938年，李凤廷避兵于香港。他性情亢爽，结交甚广；卖画奉亲，日不暇给。而研究古玉器物者，亦常至其门，声名益盛。

李凤廷于古今画学无所不窥，能用指头作浓淡山水，画仕女尤肖妙。生平笃好晋代顾恺之、唐代吴道子、宋代李龙眠、元代黄公望之画法，尤笃好李龙眠，故自刻“龙眠家法”小印自铃。他不仅重视法古，更重视观察、体验民间真实生活，故所画人物能突破传统形式，表现出新的气派。平日兼通金石雕刻，勤于考古，精于周鼎汉玉、古祭乐仪器的鉴别，广州不少收藏家都请他鉴定文物真赝。他持守国风而不拒潮流

“我中有你”和“殊途同归”

国画研究会与“岭南画派”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真是老死不相往来么？

如果说“岭南画派”的成员在民国时期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并不意味当政者对国画研究会“视若无睹”，该会自1926年成立至1937年，胡汉民、陈融、胡毅生、古勷勤和林直勉等就是他们声色相通的朋友。

国画研究会是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团。虽然赵浩公逝于1948年，但1947年9月广州《中山日报》刊出其文时指出：“西洋绘画自有其思想与形式。中西文化各有其特异之处，我们应不基于狭隘思想与西洋绘画工作者分庭抗礼。”这是“保守派”的西画观，相对于“岭南画派”所奉行的“折衷中外，融会古今”而言，国会研究会认为中西绘画是有距离的。

诚然，分开缕说两派不同见解的文献多见，但不同阵营的主将共聚一堂直接交锋的记录甚是难求。在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召唤下，1940年11月16日陆丹林、高剑父、赵浩公、鲍少游、赵少昂、何漆园、卢振寰、黄般若、黄少强等共聚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明末四僧”的画各抒己见。

对于石涛，赵浩公认为其皴法由深墨至浅墨，“非于画法极熟，画学极精者不能之。”八大则书精于画，而石溪的画正宗，“非功夫深到者不可学之，否则只得皮毛而柔弱矣！”早在1935年已提出“新石涛”见解的高剑父则相信“四僧”之所以被艺坛重视，缘于其品格高尚，后辈不只是学他们精优的艺术，更要学他们高尚的品格。高氏指出石涛是提倡创作的，“故我们今日之崇拜古代名家者，当崇拜其一空依傍而善变化之性。”不能墨守其规，终其身为石师所缚，不能稍出其籓篱，否则与石涛所主张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相违背。同时高氏认为要改进旧国画、创作新国画，“如是方得到今日观赏与研究四大名僧的画之实益。”

其一注重对学画过程，另一关注目标！这是高氏和赵氏的分野之一。

此时的广州己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抗战正式展开。画人聚首谈“明末四僧”，不无隔代投射的情怀。可以说，“岭南画派”中的日本因素是国画研究会最难接受的，认为其“分明是由日本绘画剽贼过来，偏偏说是革命、新兴、创造……而站在尊严的学统立场，我们当然不能忍受。”

正因为生于同一时代已是一种缘分，共同爱上绘画又是一种因缘。实际上，早年高奇峰和潘达微曾联袂作画，李凤公也为“春睡”的阮云光刻印。1928年国画研究会登记表上的182名成员中，黎葛民是一员，后来加入“春睡画院”的李耀民（抚虹）也名列其中。赵浩公逝世时，接讣闻的高剑父踌躇间问教于麦汉永，翌日高氏即前去祭奠，神态哀戚。而1951年高剑父逝于澳门时，从于普济禅院高氏追荐仪式后同人所拍的照片来看，邓芬又赫现其中……，画学观点迥异并不妨碍国画研究会又或是“岭南画派”之间作为“人”之间的交往！

显然，大家均是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而尽心思考，致力于寻找现代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尽管我们还须探求它们各自努力中背后的人文或历史背景，但可以相信彼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西哲所云“一切的美术史均是当代史”，可有万种解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于过去某些事件的陈述或评议或含蕴着现代的价值判断。国画研究会又或是“岭南画派”的情况表明，从“我中有你”终至“殊途同归”。历史本是如此，我们又为何需惧怕历史？

既提倡传统，又研究西洋画，凤公实属先知先觉

广州画卷：国画研究会提倡传统，但李凤公也研究西洋画法，还创办学校和铸像公司，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矛盾和联系？

陈继春（澳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用赵浩公当年的话来说，国画研究会内外均认为中国绘画的学统有维持的必要。但西方近代美术于16世纪传入广州了，19世纪初林则徐和魏源等已开眼看世界，后来者更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正如任何事均是“应运而生”的一样，李氏的举动表明，他知道西学东渐、美术上亦不能不受外来式样之影响，办学校和铸像公司并没有矛盾，世界已在转变，他不愧是广东美术的先知先觉之士之一。

陈伟安（广州艺术博物院党支部书记、常务副院长）：李凤公作为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主力之一，他开设过水彩画函授学校和铸像公司，进入了新式的美术学校，显然，他是意识到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美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发展的路向，他是做过思考和种种尝试的。从他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实践看，不仅在传统六法的基础上提出国画七要素，也提倡“须兼顾时代之精神”，重高古去低俗而又不忽视潮流，并非一味排斥新思想的抱残守缺之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传统岭南绘画艺术的守望与传承者。

广州画卷：李凤公在国画研究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写作《世界画学之趋势》的背景及影响怎样？

魏祥奇（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研究生）：李凤公之于国画研究会，参与画学活动颇为积极，是国画研究会会员之中卓有画艺成就者。他的两篇论文《世界画学之趋势》和《对于第二次全国美展国画审查之意见》，坚持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价值之认同，是为体现国画研究会画学观的重要文章。《世界画学之趋势》的写作正值国画研究会与高剑父“新派”思想论争的当儿，其目的是批驳“新派”画人所指责的国画研究会这些“旧派”画人没有通达的世界画学观，仅仅是“抱残守缺”云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即可感知，李凤公实际上是以某种超越性的价值判断来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具有某种前瞻性的说服力：是为国画研究会坚持传统画学思想和方式寻找到的最具开放性的、具有大历史文化学判断的理由。

广州画卷：李凤公曾避难香港，他的作品在港澳地区有何影响？

陈继春：根据郑春霆的记述，李凤公是因为和某广东督军不和而与香港结缘的。1938年李凤公避兵于香港，以卖画度日。抗战胜利后来往于粤港两地，晚年定居香港，以鬻画授徒终老。在香港，他的影响主要是授徒方面，其对于推广中国画，尤其是香港社会上层的妇女界对中国绘画的认知方面颇有建树。

魏祥奇：由于广州在1938年10月沦陷，诸多画人皆避居香港，亦因如此，国画研究会的画学活动很大意义上便已经结束。李凤公与国画研究会会员李研山在香港设立“凤研楼”画室，后曾积极参与“圆社”、“琴棋书画雅集”、“香港中国美术会”、“丙申社”、“风社”等社团画学活动。正如李健儿在其传略中所言，李凤公避兵岛上之后，“性情亢爽，结交甚广，卖画奉亲，日不暇接，而研究古玉器物者，常奔其门，声名益盛。”

广州画卷：李凤公女弟子众多，其中有何佳话？

陈继春：在岭南学术史上，冼玉清（1895-1965）是现代岭南著名的学者、诗人、文献和文物专家，她研习绘画是在江孔殷家作记室时，由于李氏是江府女眷的画学老师，故洗氏也是学生之一。李凤公也涉足书法金石、博物鉴古等领域，这一点也影响了洗玉清。1925年5月，美国华盛顿的《美术杂志》刊登毕玉涵博士访问李凤公及冼玉清之感受，指出“在广州与予接近之二美术家，一为李凤廷，当地有名之画家及雕刻家，次为冼玉清女士，诗人而能画者，李君之言曰：美术之美，无种族与国界之分，普世界同此忻赏。”评价甚高，郑春霆将之幽默地视为李氏“闻名中外”之举。

黄大德（广州美术史学者）：根据郑春霆的记述，江太史公最赏其画，厚币致为家人妇子师，而太史女公子及如君（小老婆）等皆精绘事，李凤公诲人不倦，当时的粤中名媛，如冼玉清、梁孟博、黄鬘华、张丹等，皆出其门，后因李凤公与某政要不和，仓皇走避香江，为衣食计，卖画度日，并设帐授徒。李凤公享寿八十有四，晚年好品茗，常于黄昏后，与其徒赵淇流连于云香茶楼。

广州画卷：国画研究会的会址在六榕寺，很多人的题材都有佛像，李凤公有无涉及此题材？

魏祥奇：此时的六榕寺主持铁禅，是为国画研究会会员，且将寺内人月堂提供给国画研究会作为会址，可见国画研究会的佛缘。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国画研究会之中黄般若、罗落花、冯润芝、邓芬等诸多画人参与佛像制作，尤其是每年的浴佛节，国画研究会都会在六榕寺内举行“佛像展”。李凤公仕女人物、山水花鸟题材皆擅，笔者虽尚未得见其所作佛像题材，但大可有理由相信其有此类绘制。

李凤公年谱

李凤廷（1884一1967），字凤公，广东东莞人，从小随父学画，后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国画系做教员，除画国画外，还研究西洋画法，古今画学无所不窥，并能用指头作浓淡山水，画仕女尤肖妙，所画人物能突破传统形式，表现出新的气派。平日兼通金石雕刻，勤于考古，精于周鼎汉玉、古祭乐仪器的鉴别，广州不少收藏家都请他鉴定文物真赝。

1884年，李凤公生于广东东莞。

1910年，李凤公、郑文轩、王育群在吉祥路卫边街成立“竞美美术会”。并于是年在广州创设水彩画函授学校。

1912年，李凤公创广东铸像公司，自兼总技师。1921年12月，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在广州文德路广东图书馆开幕，李凤公担任中国画审查委员。

1923年7月，癸亥合作画社成立，李凤公加入。

1925年，癸亥合作画社扩组为“广东国画研究会”，研究会在广州《七十二行商报》辟《国画研究会特刊》，发表李凤廷文章《世界画学之趋势》。

1927年7月，李凤公参加国画研究会举行的第三回展。

1929年12月，国画研究会《画风》第二期出版，有李凤公作《易林画谱》。

1930年10月5日，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举办国际博览会，由叶恭绰征集国内名家绘画180余幅，假座比利时黎业斯美术会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李凤公参展画作赢得银牌奖。

1936年9月，李凤公在广州创办丽泽国画院，以速成方法，教授国画全科，分日夜星期三班，院址在本市和安西。

1937年2月10日，二次全国美展广东预展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中画部加聘方人定、李凤廷为审查委员。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李研山、李凤公避退到香港，并一起在庄士顿道设立“凤研楼”画室，但不到半年，就面临“断炊之境”。

1948年以来，李凤公在香港参与“圆社”画学活动。

1956年前，李凤公等画人在香港进行诸多不定期“琴棋书画雅集”画学活动。

1956年，李研山、李凤公连同其他画人一起发起成立了“香港中国美术会”。李凤公任第三届执委会主席，第六届监委会主席。该会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李凤公皆有参与。

1956年，李凤公等画人在香港结“丙申社”，并举行一系列画学展览活动。

1961年3月，李凤公参与香港“风社”在仁人酒家进行的八周年社庆雅集活动。

1967年，李凤公去世。

是李公的人物画的精品之一，足以见出其线描有很强的表现力。人物面部、手、头发、衣纹、琵琶、船、芦草、水纹分别用不同的线描写出，仅用一条线表出不同的感觉，女子的妩媚，衣衫的轻柔，船和琴的刚直、芦草的韧劲、水波的荡漾……每一笔都经过深思熟虑，加上淡雅的设色，画面统一在一种淡淡哀愁的意境之中。

钟馗是传说中的人物，李氏此画幅尺较大，是用指画线描，粗豪刚劲、顿挫有致地用线表出钟馗可敬可爱的形象，钟馗醉态可掬但小鬼都顺服于他的威严下。最为出彩的是挺胸阔步张开双手哈哈大笑的钟馗，头巾下竟然露出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

李凤公惜才如命，某日他在广州文德路有名的字画店“云林阁”看到梁纪送去装裱的花鸟画富丽工致、笔法不凡，不禁叫好，并立意收他为徒。梁纪闻讯而忧无学费可缴，李凤公则回信：“既然我喜欢你，还讲什么钱呢！”此，梁纪拜在李凤公门下，常请恩师评改习作，李对他的不足逐一指出，言传身教，亲如子侄。1950年，李凤公到香港定居，临行前将梁纪推荐给北宗山水画大师卢振寰做学生。

李凤公自“束发受书”起就嗜玉成癖，十分喜欢研究古玉，每见一块玉器或有关玉器的记载，他都记录下来。1925年，李凤公就把平时所见过的玉与有关记载辑录起来，编成《玉雅》一书，此书更由容庚先生题字。这本书分出产、释名、雕琢、释器和奇异五部分，每页上半录他所藏有的古玉图片，下半则汇集他平日所见的论玉文字，记录古玉的浸色、尺寸和收藏者，是一本很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也曾说过：在中国玉器研究史上，李凤公是一个人物。

李凤公祖籍在东莞市东正路“宜园”，只可惜在1939年东莞沦陷时一夜之间全被日军清拆，现在这里绿树葱郁，路口处是东莞市教育局的旧址及东莞市商业银行。李凤公国画研究会的活跃人物，广州的六榕寺、广州卫边街（现吉祥路）的竞美美术会、和安西的丽泽国画院都曾留下他的身影，记者来到了位于陈家祠附近的和安西路。据记载，1936年9月，李凤公在这里的丽泽国画院，以速成方法，教授国画全科，分日夜星期三班。李国华、范婴子登等皆毕业于此。从车水马龙的中山七路拐进隆庆里，穿过一条条胡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一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街道出现在眼前，不少房子都完好地保存着历史的原貌；青灰色的外墙，典型的西关趟栊门，记者忍不住掏出相机不停地拍摄。有二三孩童嬉戏于小巷中，一切都显得平静安详，想当年，凤公也一定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