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兰（1919年11月18日—2012年2月2日），女，又名李幼兰，浙江宁波人，爱国实业家李善祥次女、张爱萍将军夫人。

李又兰少年时在蔚斗小学就读，中学到上海读书。1937年抗战开始后，由沪返回小港，积极参加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的活动。同年11月，和汪波、林晖、金涛、李祖宁及李锦等青年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 学习。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班长、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员、华中局党校组织干事、新四军三师政治部组织股长、四师抗大四分校组织干事与师部秘书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秘书、华东海军司令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秘书、艺师预科部主任、党组副书记、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5年任国防科委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离休时为副军级。

1941年李又兰结识了时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旅长的张爱萍，并于1942年8月8日结为终生伴侣，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张翔，曾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次子张胜，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长，大校军衔，曾著有《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第三子张品，原国防工办所属新时代公司副总经理，大校军衔。 2012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张爱萍与李又兰相识相知于新四军军部，相恋相许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但他们最早的会面竟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张爱萍出身在四川达县张家沟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小时候，看到地主欺压百姓，他的心中便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尽快增长真本事，惩治、铲除世上的坏人，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常常读书到半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各界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才上中学不久的张爱萍知道了孙中山临终的“国事遗嘱”，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沉重，就将“国事遗嘱”全文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通过多方查找资料，他终于了解到“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民生，还知道了孙中山要建立一个博爱、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他的心底升起一种使命感。15岁的张爱萍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当年6月1日，达县县城爆发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张爱萍便是首发运动队伍中的一员。因其敢作敢为，几个月后，他被推选为达县中学学生会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当年即把学校里的反动学究、校长万如璋赶下了台。中学毕业后，张爱萍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地方军阀刘存厚发布通缉令，张爱萍萌发了走出去轰轰烈烈地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地搏斗的念头。他决定将目的地定为上海，如果找不到党组织，就考大学。

1929年6月中旬，张爱萍告别家人来到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临时安身，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组织群众。当年底，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十四军，从此踏上了职业军人的战斗历程。

李又兰生于1919年，宁波人，是爱国实业家李善祥的次女。她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修养，又有平民女子的淳朴善良。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当全国抗日的枪声打响，李又兰没有躲进豪华舒适的花园别墅，更没有迁入租界寻求外国人的庇护，而是跟随父亲回到家乡小港，投入到抗日后援工作中。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重要军事部门则移驻武汉，武汉随之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中国共产党亦在武汉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不少青年来此要求前往延安。得知此消息的李又兰等人也决定通过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

1938年3月，他们到达武汉。当时的武汉布满国民党的特务，这群青年的到来很快引起他们的注意。武汉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以同乡的名义前来拉拢他们，李又兰心生一计，作出无意在此逗留的样子，巧妙地摆脱了纠缠。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幢四层楼房子。当李又兰他们几经周折找到这里时，天色已晚。他们看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牌子时，顿时高兴得跳起来，兴奋地进门缠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去延安，我们要见周副部长。”这段时期，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就住在办事处。

而时任值班参谋的张爱萍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就出面挡驾。可这些同学非要见周恩来不可。不管张爱萍怎么解释，包括李又兰在内的这些学生就是赖着不走。等了一整天，他们终于在深夜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此时风陵渡已被日军占领，到延安去很难，周恩来就介绍他们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

后来在延安，张爱萍与李又兰相熟后，两人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张爱萍听李又兰回忆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怎样磨着要见周恩来一面的往事，也心有感慨地说：“当时，这些学生真叫人没办法。”“我就是真叫人没办法的那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张爱萍有些惊异，稍后才明白过来：“我也就是那个值班参谋。”二人开怀大笑，真是“冤家路窄”，难怪一见如故。

4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俏丽倔强的姑娘长成大家公认的军中女才子。从武汉到南昌后，李又兰活跃地开展群众工作，在皖南战地服务团经受了锻炼。行军途中，她往土墩上一跃，一场激情飞扬的演讲便拉开了序幕。她常一人反串几个角色：头巾一扎，大襟褂一穿，活脱脱一个乡村老太太；丝巾一系，旗袍一换，就是清丽可人的大学生；军帽一戴，转眼间又成了英气逼人的女战士。不久，经组织推荐，李又兰参加了军部举办的速记训练班，并在皖南事变前先撤到江北。

1942年1月下旬，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新四军军部、各师和独立旅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也参加了会议。李又兰在新四军军部当巡视员，因她参加过速记的专门培训，被抽出来负责速记。会上，刘少奇提议请曾任新四军九旅旅长的张爱萍专门谈谈九旅在艰苦环境中从当地游击队武装发展成为新四军主力的一些情况和经验。

对此，张爱萍虽感到很突然，因为没有现成的稿子，但凭着自己的才华，他还是实事求是、不加任何修饰地作了发言。

翌日清晨，一位新四军女战士给张爱萍送来一叠他发言的记录稿。他顿时就被那整齐、娟秀的字迹吸引了，不觉抬头注视起眼前这位身材高挑的姑娘。只见灰色的军装掩不住她秀美的身姿，军帽下是聪颖而明澈的双眸。

那晚，张爱萍认真阅读了这篇记录稿，他发现，通篇文理正规，连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而且是他讲话全部内容，就连个别的习惯用语，凡是正确的，都保留了，不规范的，还给予了纠正。他的讲话已成了一篇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又颇具文采的好文章。

第二天，张爱萍得知那位姑娘名叫李又兰，是华中党校政治部组织干事，这次是被特地抽调来做速记的。

后来，张爱萍经打听、观察，发现这个名叫李又兰的姑娘不仅上台能演、挥笔能写、集会能讲，而且在速记方面，即使是漫无边际的讲话，她也能记录、整理成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又颇具文采、还不失讲话者个性特点的好文章。

而张爱萍英武的军人形象也引起了李又兰的好感，认为他讲话没用讲稿却能滔滔不绝，而且主题集中、层次分明、广征博引又语言生动，实在不容易，因而对他十分崇敬。

苏北的隆冬寒风刺骨，对于每天要承担大量速记任务的李又兰来说，一副手套实在太重要了。这天会议结束后，李又兰发现自己心爱的露指手套不见了，马上返回会议室桌上桌下找，但都不见踪影。刚回宿舍，屋外响起了敲门声。见到门外站着的竟是张爱萍，她很是吃惊，忙立正行军礼。张爱萍笑了，李又兰丢失的枣红色手套被他举在手里。失而复得的惊喜洋溢在李又兰的脸上。为了表达谢意，李又兰再次敬了一个军礼：“感谢首长！”

“哎，不要总首长首长，其实我今天来可是有事相求，希望你不要拒绝哦！”

“首长会有事求我？我可担当不起。”李又兰俏皮地说。

“我想跟你学速记。看你能把漫无边际的会议讲话迅速完整地记下，并整理成漂亮的文章，我羡慕得很。愿意收我为徒吧？李老师？”

李又兰羞涩地点了点头。

果真，张爱萍后来挤出时间到李又兰那儿学起了速记。

随着对李又兰了解的加深，张爱萍意识到：“这是位有才华又很贤淑的女性，可以引为知音，结为终生伴侣。”他不由自主地常常约李又兰见面。而李又兰对张爱萍的邀约也是欣然接受，和张爱萍在一起，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两人的心走近了。可是，半个多月的会议也快要结束了。张爱萍将要回到三师去，而李又兰也要回到华中党校去。朦胧的月光下，树影婆娑，两人离别的脚步显得格外沉重。

然而，儿女情长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张爱萍更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他终于在一棵古树下停住脚步，变魔术似的，伸开双手向李又兰展示了一把带鞘的不锈钢匕首和一个小银圈，轻声说：“作个纪念吧。”第二天一早，张爱萍也收到两份特殊的礼物，一份是抄写工整的刘少奇的会议报告《战略与策略》，一个是黑色封皮的记录夹。

好在华中党校在汪朱集，三师师部在孙河庄，两地相隔仅15公里。于是，在星期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匹枣红马在路上奔驰，在小河湾、柳树林、弯月下、古槐旁，可以看到张爱萍手持那架战利品相机，对着穿着军装的李又兰“咔嚓”“咔嚓”，把许多个令人倾心的动态画面化为了永恒。

后来，在战斗的间隙，张爱萍两个月给李又兰写了十多封信，然而，竟没有见到她一丝回音……

“又兰，快醒醒！科长叫你去！”是女友在推李又兰，李又兰急忙起身下床，整好军容出门。

科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往桌上一摔，话音带着愤怒：“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和人家来往？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就随便通信？！”

李又兰看了一眼信封上俊秀洒脱的毛笔字，立刻认出是张爱萍写的。一股怒火立时熊熊燃起，一向温文尔雅的李又兰提高嗓门连珠炮似地反问道：“你为什么扣压我的信，你有什么权力扣压我的信？！我至今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又怎么能说我随便和人家通信了？就是我与人家通信，又有什么错？！违反了什么纪律？”

科长被问愣了，支支吾吾：“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是领导，你不该太随便。你回去吧！”

李又兰没有走，伸出手大声说：“你必须把信还给我！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难道没有通信自由？信不还我，我不走！”不等顶头上司再开口，李又兰抓起桌上那一叠信，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她没回宿舍，而是跑到了少有人至的芦苇荡边。

信封均未封口，李又兰断定领导早已“先睹为快”了。她按来信的日期先后读起来。信中没有一句过分的话。最后一封信说：总没收到你的信，是否生病了？过两天可能来看你。

“跑到这里打瞌睡，真会选地方！”好熟悉的声音！李又兰扭头一看，竟是张爱萍笑吟吟地站在那儿。

“你对我可不太讲平等，我给你写了十来封信，你怎么一字不回呢？”张爱萍带笑说。

“这不才收到嘛！”提起这话，李又兰刚刚平静的情绪又激动了，“我一直奇怪，你说来信，怎么两个月了，没有一封信？这不，我的顶头上司把信全都扣压了！真没想到，党内还有这样的封建脑袋，男女同志通信也犯法？”

张爱萍美滋滋地大声说：“又兰，我真感谢你的这位顶头上司，哎，什么时候你帮我介绍介绍，我要当面谢谢他！”

“谢他？！”李又兰惊讶地睁圆了眼。

张爱萍自信而得意地说：“当然要谢！他可帮了我好大一个忙嘞！一次给我提供了三个重要情报。”略作停顿，他不紧不慢地说：“第一，你并不讨厌我的信。因为收不到我的信，你觉得很奇怪。我已经看到希望，感到欣慰。第二，你感觉我的信写得像汇报工作，干巴巴的，恐怕不太满意。告诉你，我做过地下工作，估计给你的信会有人看，不想过早给你添麻烦。看来，我的估计正确，就是这样干巴巴地写，也还给你找了麻烦。这第三嘛，如果不是太气愤，你的真实感受就不一定会这样坦率地和盘托出，而我因为害怕伤害你的感情而谨小慎微，不敢直抒胸臆，现在，我不必有这种顾虑了，我……”

李又兰惊异张爱萍的机敏、豁达、乐观，害羞被他看穿了心底的秘密。

苏北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一天傍晚，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塌了李又兰居住的小屋。她沮丧地躲在邻屋的屋檐下。

正在这时，张爱萍冒雨向着自己心爱姑娘的住处策马飞奔而来。“又兰！”张爱萍在大雨中站住，“屋塌了？”

“这种天气你还来？！”李又兰又惊，又喜，又愁，又苦，“房子塌了！”

“又兰，你愿意嫁给我吗？”张爱萍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还在前些天他就征求过她的意见，希望早点结婚。李又兰讲出自己的考虑：必须由陈毅军长亲自批准，否则责备的目光、背后的议论，她无法承受。两天后的此刻他又来了，乐呵呵地展开一张纸即陈毅关于他们婚事的特批件：在他俩的结婚申请报告的下方空白处，陈毅军长龙飞凤舞批了两个大字“同意”，还正正规规地签上自己的大名，且特意送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作纪念。

“愿意嫁给你！总不至于今天就结婚吧！”李又兰苦笑着说。

“为什么不能是今天？！走吧，跟我回去！”张爱萍揽着李又兰走到枣红马跟前笑道，“我这匹老马识途，再说，还有我呢！”说着纵身上马。李又兰完全被张爱萍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利落地爬上马背，紧紧地搂住张爱萍的腰。

1942年8月8日，是一个令张爱萍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终于，那匹枣红马载上了张爱萍的新娘，一间小草房成了他们的新房。

翌日上午，手捧陈毅赠送的结婚贺礼，张爱萍和李又兰对视良久。以笔相赠，寓意深长。对一对文化情侣而言，有什么比送笔更为恰当的呢？新娘李又兰十分细心地用针在那支派克钢笔上刻了个“萍”字，仔细地挂在张爱萍的衣兜上。张爱萍送给新婚妻子一个类似指环的银圈。“这是绑在军鸽腿上传递信件用的，也是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小巧精致。”李又兰对此记忆犹新。那年张爱萍32岁，李又兰23岁。

百年之约从此缔结。“马背诗人”的一首爱的诗词在将军的心底奔腾而出：

身披彩霞跨轻鞍，

快马再扬鞭。

人约黄昏时候，

绿水小河湾。

不久，为粉碎日伪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华中局决定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张爱萍改任八旅旅长兼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有战争就有生离死别。已有身孕的李又兰为了让丈夫毫无牵挂地带兵打仗，将要踏上漫漫颠簸之路。

张爱萍将妻子转去东海县，让她在一个进步士绅张景惠家隐藏。可是日机轰炸，张景惠的夫人被炸断了一条腿。这里没法住了。李又兰只好从上海辗转回到了小港老家。

生下孩子后，李又兰思念新四军，思念丈夫，迫切要求回到苏北。到达苏北时已经是1944年8月。张爱萍此时已是新四军四师师长。当这对久别重逢的爱人咫尺相对的时候，张爱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兰原本红润的脸庞，显得那样憔悴、苍白，他心里马上涌起阵阵酸楚……李又兰给丈夫洗衣服，发现贴胸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请捡到本子的朋友：通知我的爱妻李又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应是大碶头）李善祥家；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口村。”李又兰知道，这是丈夫生命的托付。

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内战又打响了，张爱萍在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前夕，不幸脑部受了重伤。组织上决定让李又兰护送张爱萍去后方医院。李又兰亲自护送张爱萍到后方医院治疗。从苏北到胶东，从烟台再跨海到大连，途中不仅是层峦叠嶂、长河横流，而且碉堡林立、虎狼成群。她要照顾受伤的爱人，又要照顾不满周岁的二儿子张胜。无论晓行夜宿，还是夜行晓宿，她总要守护在爱人的担架旁。困极了，就在老乡的长板凳上躺一会儿。怕幼小的儿子乱爬磕着碰着，就用绑腿带，一头系着儿子的脚，一头系在凳腿上，孩子爬远了或有其他情况，就会把她惊醒。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张爱萍总是一阵心疼，一阵愧疚。在大连，治伤的张爱萍与妻子过了一段较为舒心的好日子。爱的力量支撑着她，也渐渐治愈了他。

婚后的李又兰一直是在相逢的喜悦、别后的思念以及相夫教子的辛苦甚至千里寻夫的艰险中度过的。作为“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一代将帅的妻子，她注定要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夫妇同样遭受过劫难，但他们始终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初期，战场上多次出生入死的张爱萍将军却莫名地被关进了监狱。专案组叫李又兰揭发丈夫的问题，李又兰严词拒绝了。有人要她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却微微一笑：“人都被你们弄走了，还有什么划清不划清的？但不管怎样，我不会同意跟他离婚的。”

张爱萍被抓走时只穿了件单衣。而时值寒冬，李又兰心急如焚，战争年代受过伤的身体，怎能抵得住寒冷的侵袭！她连续三个夜晚，一针一线赶做了棉袄、棉被，又专门去买了两件棉布的衬衣，几经辗转送到了监狱里。狱中，张爱萍抚衣思人，感慨万端，在报纸的边缘，记下了心声：

独处得寒衣,

老泪频滴,

亲人晰晰在眼里,

千针万线补心底,

唯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

岁月艰巨,

更兼苦苦育儿女,

骨肉安危无消息,

何时解谜。

为了把张爱萍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为了洗刷将军身上被泼上的污水，她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八方申告，找了王震，找了叶剑英，找了周恩来，几经辗转，执著不回头，终于使将军获得了自由。

在云开雾散的日子里，张爱萍“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组织安排李又兰到将军身边工作，她随将军“十年重上阳关道，飞越祁连到马兰”，倾自己全部聪明才智，辅佐将军的建军兴国之业……

长期以来，张爱萍将军的诗词手稿、照片，一些文字材料，都是夫人给他保管整理。有时将军即兴写点诗词，随写随丢，有的都丢进纸篓里了，可是细致的李又兰又给捡了出来，整理好放着。“文革”中抄家，她把这些东西藏在屋顶的瓦片下。正是由于她的精心保管和精心整理，后来将军才出版了《纪事篇》和《神剑之歌》。至于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家务管理这些重担，则全部是夫人李又兰承担，她真正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

1974年秋，张爱萍将军写了一首《咏四季兰》的词：

自闲在幽谷，

祈降尘世中。

剑叶碧簪素蕊洁，

冰肌玉心融。

清香染满堂，

淡雅风雍容。

虽是岁寒霜雪夜，

芬芳胜春浓。

这正是给“军中之兰”李又兰的完美写照。

从1942年携手起，张爱萍夫妇相依相伴、相濡以沫地共同走过了60多个春秋。相伴走过了一个甲子，他们用彼此的坚贞迎来了生命中的灿烂晚霞。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聚少离多，还是“文革”期间同经苦难，李又兰始终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温婉柔静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烈而不渝的感情、倔强而凛然的气概，她用自己瘦弱但坚强的肩膀支撑着张爱萍将军。将军一生征战，解放前征战于枪林弹雨，解放后征战在国防科技领域，青萍宝剑一生挥舞不停息。在这一切成功的背后，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李又兰的身影。“风风雨雨生死与共神州五十春秋，洋洋洒洒形影相随玉成百年姻缘”，在李又兰与张爱萍将军金婚庆典上的这副对联恰是他们百年之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