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1929年6月18日），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省绥德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由于家境艰难，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学。1917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不久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至1922年，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先后发表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纪念五一》等十余篇文章，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在陕西绥德县城关镇。祖父和父亲都是银匠，收入微薄，家境艰难，李子洲直到十五六岁才上了私塾。他发奋攻读，成绩优异，被私塾先生赞为“寒门才子”。

1912年李子洲为了深造，徒步单装从绥德出发，共走七八百里，历时20多天，来到西安，考上三秦公学。他的老师是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李子洲在其影响下，阅读了一些反封建、宣扬民主思想的新书，开阔了眼界，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子洲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同学，投入反日反袁的斗争。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被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积极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等革命活动。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子洲积极参加示威游行，被举为学生代表。李子洲和学生们一起冲破军警的阻挠，包围了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1920年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创办了《秦钟》及《共进》刊物，发表文章，唤醒民众积极奋起。他提出革新教育，改革政治，改造社会，打倒统治台阶级，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次年10月，《共进》改为政治性团体——共进社，斗争锋芒直指陕西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李子洲为《共进》的出版发行和发展共进社会员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

1920年1月，为使全国了解陕西社会情形及黑暗状况，李子洲与旅京陕西学生创办了《秦钟》月刊。次年10月更名为《共进》。1922年10月又成立了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他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夏，从北大毕业回陕，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秋，李子洲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指导下，绥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社，创办了进步刊物《陕北青年》，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发生后，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铁北方分部组织追悼会悼念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林祥谦，施洋等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人。李子洲写下了《施、林“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感》的挽诗发表于《共进》。同年夏天，李子洲北大毕业后回陕，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训育主任和教务主任。

1924年秋李子洲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李子洲到任后，先后聘请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杨明轩、常汉三等进步知识分子来绥师任教，同年底，绥德成立陕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在榆林中学时期，对保安的刘志丹，绥德的贾春霖、霍世杰、张肇勤，清涧的王怀德、白作宾，延川的曹必达，定边的蒙嘉福，子长的营尔斌、杨国栋，横山的高岗，米脂的马济川，榆林的杨尔瑛等，积极教导培训，介绍他们加入“共进社”，组织起榆中学生会。这些人在李子洲的教导下，思想大大进步，要求参加校务会议，但被拒绝。时值学校放寒假，刘志丹、霍世杰、贾春霖等来绥德向李子洲请示办法。李子洲为了提高学生斗争情绪，指示实行罢课斗争，提出不达目的誓不复课，终于使校方允许学生会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从此，学生们从学校走向社会，斗争形势逐渐发展，榆林党团组织在此时期建立起来。

1924年5月，李子洲接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前，学校死气沉沉，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闻问。他到任后，陕北23个县有志青年闻知十分仰慕，争先恐后前来投考。远自富县的学生李承文、洛川县的孟祖兴、中部县的李瑞才、刘橱基、白水县的石介等，更有从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来的学生任国梁、赵博、李临铭等也转到四师上学。李子洲先后聘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聘请王懋廷、田伯英、韩叔勋、王复生、刘尚达、李致煦、蔡楠轩、关中哲、罗端先、何寓础、雷五斋、王汉屏、赵秉彝、赵少西等作为学校教员。他们有的是“共进”社员，有的是共产党员，思想很进步，工作又积极，全校教职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一心为革命办好学校贡献全力。教员中只有王汉屏一人，既非社员也非党员，学生一度提出驱走王汉屏。李子洲说：“王汉屏虽然未参加组织，但他从来不泄露我们的机密，对我们并没有不利之处。如果把他赶走，反动派借口说我们排除异己，对我们是不利的。”同学们对李子洲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

李子洲平易近人，善于处人，学校上下团结一致，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盛极一时。四师原来图书、杂志一无所有，李子洲到任后，新购《中国青年》、《响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图书、杂志2000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王懋廷负责领导陕北青年社、四师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脚户自保会、学生联合会等，进行各种活动，每月开游艺晚会，备有茶点水果，会上谈笑风生，畅所欲言，凡路过绥德的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一定请他们讲话作报告，如刘味东、王子休、徐梦周、王陆一。教员田伯英、刘尚达、关中哲每周领导学生召开讲演竞赛会，自由选题，教员核定，公布于众，到时讲演，全校教职员会后评定优劣，练习宣传组织及鼓动工作的能力。最能引人感兴趣的是李致煦、王汉屏指导排演新剧，每月必演一次或两次，在学校大操场，欢迎各界人士参观。剧目有《复活的玫瑰》、《一只马蜂》、《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结婚前的一吻》、《大罢工》等。开幕前和演完后，青年社、学联会指定专人讲话，扩大宣传，唤醒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工农群众认为四师学校是他们的乐园，来去自由，毫无隔阂。

1925年初，扩大为党团混合支部。李子洲受命在陕北发展党组织，派遣王懋廷多次到榆林中学，将刘志丹、王子宜等人吸收为党团员，成立了榆林中学党团支部，又协助呼延震东在省立延安中学发展党组织，领导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1925年春，组织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创立了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和陕西临时省党部，帮助建立了绥德、榆林、延安等国民党县党部，选派一批强有力的共产党员充实各县党部。1925年秋，李子洲组织成立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在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支部，使党的力量在偏僻的陕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到1926年冬，绥德师范全校400名学生，八成都加入了党团组织，绥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即开联席紧急会议，通电宣言“要求政府允许国民武装，组织国民救国军；联络绥属各校、各团体全体出发向各地讲演，唤醒一般国民起而救国；派代表赴榆（林）、米（脂）联络各界各校，联络河北各军一致作救国运动”。四师本校组织学生救国军，学生全体加入，借得来福枪二百余枝，每日练习兵式体操，至少有一小时，以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李子洲领导下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时广为传诵的：“若要强，上学堂；强中强，扛钢枪。”正是民众醒悟的真实写照。

李子洲与杨虎城相识较早，个人交往甚密，经常向杨宣传革命道理，希望他做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时，李子洲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学生前往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他重视党在军队的统战工作，派党员进入连队做党的工作，利用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在石谦团任连长的有力条件，帮他们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向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到1926年底，石谦团有近百人加入了党团组织。

同时，李子洲对地方军阀井岳秀各部队的情况动态十分关注，他给北方局的报告中说到：“井岳秀全部不过有枪2300多支，其部下有的倾向革命，有的思想很反动。石谦旅有我们的同志李象九、谢子长、李瑞成、王有才、史唯然等数十人。我们计划还派李致煦、白明善、柳长青、冯景翼、马瑞生等人去宜川、清涧等地进入该部工作，石谦本人亦可以接受我们的指挥。高双成部、贺尔介营经我们宣传，可以同情革命。高部参谋李仲仁同我们很接近，将来可以发展为共产党员。贺尔介本人住在李明轩家院内，我们已指示李同志多与贺联系，抓紧宣传工作。惟姜梅生团顽固不化，十分反动，我们必须随时提防。”

1926年，李子洲和绥德党团地委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派党团员到绥德义合镇、西川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被誉为“陕西的上海大学”，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一批党员和进步师生深入到农户和劳动者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成立了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会员达300余人。延长石油矿无故开除工人，引起工人强烈反对，李子洲和党团地委以绥师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表示声援，得到各界响应。他还派人深入榆林地毯厂，组织工会，领导个人罢工，反抗资本家剥削。

1926年间，李子洲和绥德党团地方执委会还派出党团员和学生到绥德、榆林等地帮助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工会，建立妇女协进会，开展群众运动；派党团员到陕北驻军石谦团(不久扩编为旅)做兵运工作，在石部成立了党团组织。到1926年底，石团有百余名官兵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不少连排长都由党团员担任。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李子洲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院长刘含初一起确定了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中山学院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执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陕甘40多个县市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子洲和陕甘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了西安人民讨蒋游行示威，还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进行“清党”，并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逮捕李子洲等共产党人，他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7月，中央撤销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委，李子洲当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9月，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

8月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见陕西代表，向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

9月上回陕后，李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对陕西的指示，主持并起草了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军事运动决议案（九二六决议），明确指出：

1927年7月25日，井岳秀部支持革命的旅长石谦被暗杀。

9月，井岳秀部旅长高双成命令李象九营到延安改编为骑兵团;命令谢子长连到宜川换防，借机消灭这两支“赤化”部队。在此关头，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给石旅军队支部发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李、谢部队，李、谢部队不能坐苷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唐澍、白明善、李象九、谢子长组成了起义领导小组，以原李象九、谢子长的两个连为骨干，联络其他受共产党影响的6个连近千人，

10月12日，在清涧县发动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

1928年6月，冯玉祥调集3个师及渭华一带的民团对起义中心区域实行“围剿”，经过数次激战，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终因寡不敌众，退入秦岭山区。

7月，工农革命军在洛南保安镇又遭李虎臣部进攻，唐澍、李大德等牺牲。

8月，许权中旅在进入河南邓县后被打散，起义失败。渭华起义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已的武装部队，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中，总结经验，记取教训坚持不懈，勇于探索。

1928年11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李子洲代理陕西省委书记。他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和其他负责人先后被捕。在狱中，国民党新军阀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李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中国国民党反革命派一无所获，1929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6岁。

李子洲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新军阀和狱警、狱吏的残酷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难友们劝他用济难会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他婉言谢绝。通过看守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李子洲给在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1919年5月，李子洲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五四运动”示威游行，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他和学生们一起冲破军警的阻挠，包围了曹汝霖住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正义斗争。并且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一面继续组织爱国演讲活动。

1919年秋，李子洲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

1921年10月，李子洲和魏野畴、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杂志。

1922年10月，《共进》改为共进社，斗争锋芒直指陕西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

1923年，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总工会律师顾问施洋等四十余人惨遭杀害．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阶级战争开始了，我们要鼓舞起奋斗的精神，一定了牺牲的决心，用手枪，炸弹，前仆，后继，争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更应知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平民；因此勿愁不能成功；勿惧牺牲性命！拿起手枪，炸弹，前进，冲锋，杀尽那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军阀！那才能使社会平等，为争我们的自由幸福。前进！前进！一齐前进！！！”

1926年12月，奉调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

1927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

1927年2月，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院长刘含初一起确定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

1927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李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他受省委派遣，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请求中央选派有能力的干部来陕西工作。

1927年8月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见，李子洲详尽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状况。不久，携带中共中央发给陕西党组织的八七会议文件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离开武汉。

1927年10月12日至次年五月李子洲先后组织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

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病逝狱中。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2年 李子洲烈士灵柩由西安移回绥德城，安葬在北门坡下大路旁，墓前矗立起一座由花栏墙围起的塔式纪念碑，朱德为墓碑题写了碑名：李子洲烈士之墓。毛泽东主席在墓碑上题了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1941年5月，耸立在无定河畔的李子洲纪念石碑竣工落成，纪念碑上镌刻着朱德亲笔写的墓碑:“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之墓”

1942年8月，绥德县参议会呈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县立图书馆易名为子洲和图书馆，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子洲图书馆题写了匾额。绥德专署制了一块大木匾后被破坏，1948年林伯渠重书馆名，到如今仍沿用这一手迹。

1943年，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后，为纪念革命元老李登瀛（李子洲）同志，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原绥西办事处成立县政府，命名为子洲县。

1944年春，由董纯才拟稿，经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刘景范等同志逐段作过订正的《陕甘宁边区历史》中：“李子洲，绥德人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春回陕北；……几个月后，回绥德接任绥德师范校长聘请共产党员王懋廷和其他进步人士当教员，积极提倡新月文化运动。同年秋，王、李就在校内创立了共产党的支部”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子洲县，以志纪念。1945年7月，中共绥德地委决定设立子洲文化奖学金，在子洲诞辰日召开绥德分区文化工作会议，以十石小米，奖于模范的文化工作者及其成绩或作品。

1957年，李子洲陵园扩建为绥德革命烈士陵园，群众称为“子洲陵”。

1991年11月，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成立“李子洲奖教奖学基金委员会”

1993年中国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员会，设“李子洲助学金”

李子洲才能出众，见识高明。他除注重学校一切事务外，特别关心培养人才。他每月的薪资尽数接济同学，先后向黄埔军校输送贾春霖、刘志丹、杨国栋；向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霍世杰、李波涛、乔国桢；向上海大学输送张肇勤、李维勤、柳长青；向甘肃军校、耀县三民军官学校输送丁广智等学员。他积极热情，竭尽心血培养革命人才，而他本人则非常俭朴，从来不浪费一文或储存一文，在学校的开支方面，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李子洲作为陕西革命革命武装力量，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基者，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在四师办学、中山学校执教和陕西省委工作中撒播的革命火种，激励着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地的范围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迄长城，革命政权遍布20多个县。游击区扩大到30个县，主力红军已拥有2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各路游击队和游击纵队发展至4000余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毛泽东在李子洲墓碑上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产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章龙曾经这样评价李子洲：“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