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枬，核科学组织管理专家和核物理学家。长期从事核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创建、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在创建中国核数据中心和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推进中国核物理基础研究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积极倡导在中国开展聚变—裂变混合堆和不产生长寿命高放射性废物的先进核能系统的研究，对中国长远核能发展战略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2年11月7日 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李村。

1943-1947年 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7-1950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

1950-1952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助理员。

1952-1955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助理研究员、所务秘书。

1956-1958年 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研究员、中关村分部学术秘书室主任。

1958-1960年 兼任全国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58-1983年 任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二办主任、学术秘书室主任、研究室业务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副所长。

1983-1989年 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科技委副主任。

1983-1986年 任核工业部第一届科技委物理组副组长。

1977-1995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党组成员、常务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79年- 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务副理事长、名誉理事。

1980年5月 任中国国家科委核聚变与核物理访美代表团副团长。

1986-1995年 任“863”计划能源领域混合堆专家小组顾问。

1989年 离休。

李寿枬，1922年11月7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李村。祖父是清末武秀才，在私塾教书，曾为村内小富人家，晚年输于官司，从此破落。父亲在绍兴中学念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曾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参加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即现中国农工民主党）。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经济学。父亲的革命思想和正直、正派的性格，对幼时的李寿枬和他以后的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母亲是一位勤劳、贤惠、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由于父亲奔走于革命，李寿枬很少见到父亲，家庭和孩子全靠母亲照管。父亲被捕入狱后，家境十分困难，锻炼了幼小的李寿枬，使他自幼热爱劳动，养成了努力勤奋，为人耿直和洁身自好的性格。

李寿枬的中学时期是在抗战烽火中度过的。高中时，曾流亡于浙南、闽北。1943年高中毕业后，考上浙江大学机械系。他克服重重困难从浙南跑到贵州总校，二年级转到物理系。学习期间靠公费生活，学习非常刻苦。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蹂躏，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腐败无能，怀有强烈的抗日救国热忱。他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和束星北的学生，王淦昌教他们班原子核物理和电动力学，束星北指导他做了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毕业论文。

1947年大学毕业后，系主任何增禄介绍他到上海枫林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准备参与赵忠尧筹建的核物理实验室的工作。该所于1948年迁到南京九华山。由于当时赵忠尧尚未回国，他先随施汝为教授筹建磁学实验室。在制备永磁材料时，李寿枬提出了离心浇注法，克服了浇铸磁性材料出现气孔的困难。南京解放前，李寿枬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阻止了物理所迁往台湾，保护了图书、仪器，领导了护院护所的斗争。1950年10月，李寿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参加质子静电加速器研制的初期工作。1958年，李寿枬领导试制了两台2MeV电子静电加速器，出束后交八室（同位素应用研究室）继续调试改进。

1952年底，迫于需要，李寿枬兼任近代物理所所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科技管理生涯。他对当时所内的管理队伍进行了充实和加强，特别是在器材管理和计划管理方面，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率先建立了一些管理制度，起到了样板作用。1958 年起先后负责原子能所二办（科技办公室）和学术秘书室工作，管理全所科研生产、图书情报、学术交流等工作。1958-1960 年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组织全国同位素的推广应用工作，直到国家科委八局成立。起草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推广应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规划》，对指导全国推广应用同位素起到了重要作用。领导办公室为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和应用、国外订货、销售、运输、安全防护等做了大量工作。

李寿枬在推广应用核技术方面也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他1971年底担任七室的业务领导时，根据科研人员的建议，经过调研，将当时长期窝工、任务和方向不明的核谱组转到堆中子活化分析和离子束分析研究上来，积极支持Ge（Li）γ探测铀井、中子测井以及利用固体径迹探测器普查铀矿等开发研究工作，在国内率先开辟了核技术应用的新领域。1973年，恢复和开展了热中子散射应用研究工作，在王淦昌、戴传曾所长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当时中国唯一的热中子散射凝聚态物理研究室。1980 年又倡议在核物理学会下成立了活化分析与离子束分析专业组、穆斯堡尔效应谱学专业组和固体径迹探测器应用专业组。这些专业组的成立，对于团结全国同行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打开国际交流渠道起了重要作用。

李寿枬在担任原子能所二办主任和学秘室主任期间，正是中国“两弹”过关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科学十四条》的时期，他在所党委领导下组织落实保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对全所的科研计划管理、研究室组织体制、青年科研人员培养、科研成果管理、科技档案管理、保密工作、学术交流和图书馆管理等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进，对出成果、出人才、提高科研质量、培养优良学风起了重要作用。

李寿枬1973年任副所长后，主管全所科研生产。1978年后还曾兼管科技干部考核和外事工作。他主持制订的中、高级科技干部职称考核办法和外事工作条例都在核工业部作为经验介绍给兄弟单位。他领导创办了《原子能科学技术》、《原子核物理》和《原子能所年报》，加强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他十分重视学术成果评价和成果奖励工作，亲自主持清理了“文化大革命”前全所优秀科技成果76项，全部获得1978年科学大会奖，占全国科学大会得奖项目的十分之一。

李寿枬先后参加过多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1952年他协助王淦昌、彭恒武副所长领导编制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条件保证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73年由他主持制订的原子能所“1973-198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简称“八年规划”），重新明确了原子能所在“两弹”过关后的发展方向和具体任务，在核物理方面确定了以核数据为中心，基础研究与核技术应用研究协调发展的布局。为新的发展创造条件，提出了研制强流短脉冲电子直线加速器，引进一台串列静电加速器和一台百万次计算机，建立强放实验室和对101重水研究反应堆实施改建等重大措施。这个规划为原子能所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基础规划会议时，李寿枬担任核物理组副组长，参与组织编制了《原子核物理和粒子加速器学科规划》。1977年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他担任原子能组组长，主持起草了《原子能科学技术规划书》。

李寿枬非常重视学会活动和学术交流。1977年后，李寿枬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两届副理事长，对1978年庐山物理学会年会的筹备，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奖的创建，会章修改以及参与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筹建等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核物理会议。会后协助王淦昌筹备成立了中国核物理学会，先后任秘书长和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务副理事长。在核物理学会倡议下，1980年5月，国家科委派出中国核聚变与核物理访美代表团，李寿枬任副团长。他率领核物理分团访问美国能源部所属各核物理实验室后，与能源部谈判签订了“中美核物理交流和合作协议（草案）”。该协议因知识产权问题曾长期未能生效，但两国核物理实验室之间的双边交流合作从此打开。1980年中国核学会成立，李寿枬曾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为中国核学会和中国核物理学会名誉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