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山西定襄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杜导正（1923-），山西省定襄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缪海写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人大代表。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

杜导正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杜希贤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造纸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他原名杜毓芷，杜导正这个名字是1938年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导正”是取指导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现在。杜导正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1934年，他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11月，杜导正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杜导正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

当时村里正驻扎着刚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掀起了参军热浪，他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吸收他参加，他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就在这一年，115师教导队的邓森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只有14岁，是个刚懂事的娃娃党员。入党后，他被组织上分配到繁峙县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之后，在雁北地区工作了将近7年。

1944年9月，他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他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他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杜导正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他谈话，决定让他去当记者。但是杜老自认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他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他开始了记者生涯。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他写稿。1942年，和杜老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他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他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他的写作激情。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建国后，杜导正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他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他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杜老曾说，在他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他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他在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不敢实事求是，不能实事求是，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他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他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57年反右派，他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他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杜导正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杜老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1958年搞三面红旗，杜老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

1959年年初，由于“大跃进”，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杜老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杜老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3月底4月初，《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杜导正作陪。到了海南，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这次到海南岛，他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他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杜导正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前后共批了杜导正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他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他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1960年4月底，杜导正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几个月后，他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杜导正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杜导正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2月底，杜导正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杜导正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杜导正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表示赞成。于是写了一篇电讯，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杜导正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光明日报》那五年，杜导正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他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在主编《华北人民》时，杜导正创造和发展了“问答”这种宣传形式，针对性强，简短活泼，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普及各种科技文化常识，如《互助合作政策问答》、《婚姻法问答》，他还注意到图片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编《华北人民》时，就在刊物上组织发表了大量连环画，宣传英雄人物，揭发坏人坏事。在杜导正主持期间，该杂志发行量由8万份上升到42万份，发行量的扩大，虽然有解放区逐渐扩大方面的因素在内，但当时人们都认为，那种生动活泼的办刊方针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杜导正还发展了调查研究这一报道形式的新闻理论，要随时随地注意，不仅有一般的调查研究，还要有典型的调查研究，既要强调调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观察全面，防止个案研究的片面性。

《是与非》收录了杜导正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间发表的新闻作品44篇，新闻业务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数万言的自传。44篇新闻作品中，有16篇加了编前编后语，坦诚地剖析我自己的失败与教训。作为《炎黄春秋》的社长、创始人，杜导正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治刊的第一准则，杂志一直坚持以纪实体裁为主，夹叙夹议，以叙为主，它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即一百年来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