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是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18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

1743～1747年先后在路易学院、圣叙尔皮斯神学院、索邦神学院学习。

1747年获神学学士学位。

1748 年转入巴黎索邦神学院，翌年被推选为名誉副院长。曾任索邦神学院院士、名誉副院长。

1751年放弃神职从政。

1752～1761年间在巴黎历任公职。在此期间，他曾于 1753～1756年陪同商务监督 古尔奈（1712～1759）到法国外省视察。

1765～1766年间，他和A.斯密在巴黎相识。

1757年，他也曾是F.魁奈的座上客，见到了魁奈和他的若干徒党，但他没有参加他们的派系活动。

1761～1774年，他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长官，在管治区进行若干整理赋税、废除徭役的改革。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后，他一度出任海军大臣；不久，调任财政大臣。在任期内，他试图进行多方面的财政改革，其措施集中于1776年初所拟定的六个法令中。其中之一是在全国取消徭役制度；之二是废除行会；其余四个则是试图取消若干苛捐杂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杜尔哥试图预先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这些法令国王同意了，枢密院通过了，但议会不予备案。国王迫使议会服从。但这些侵犯特权阶级权益的措施引起了宫廷和贵族的强烈反对。次年5月杜尔哥终于被免职，法令也随之被取消。

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

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弗朗斯瓦·魁奈的去世和1776年杜尔哥下台，同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标志着重农学派的迅速崩溃。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 ，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杜尔哥是继弗朗斯瓦·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虽然杜尔哥没有参加魁奈这一派的活动，但举凡创自魁奈的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秩序、自由放任、纯产品、农业优先地位、社会经济划分、单一地租税等，杜尔哥几乎无不接受。 他给两个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写的询问问题的分析性引言形成《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杜尔哥在任职时期推行重农主义政策，因受贵族反对而被取消。杜尔哥对于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所发展。他的体系更少封建主义外观，“纯产品”作为自然赐予，实际上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纯产品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他在魁奈所划分的三个阶级（ 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地主阶级）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出资本家和工人，并初步表述了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家靠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支而赚取利润，而工人则除了能把自己的劳动卖给别人外，就一无所有。他对资本的类别和作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从而论证了利息、利润的合理性和其在作为资本收入本质上的共同性。他还明确提出资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纲领。

马克思称他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试图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但就本质而言，重农学派为资产经济反对封建制度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倡导自由放任、反对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无意间也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并为大革命清除了前进障碍。

重农学派“表里不一”。这个学派为自己的自然秩序观披上了封建和宗教的外衣，他们认为自然秩序是上帝为了人类福祉而安排的秩序，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同时，重农主义学派又都是开明君主的拥护者，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把认识自然秩序和依照责任秩序制定人为秩序的希望和责任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

有些观点也存在明显错误。例如，认为工业和贸易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农业创造财富和剩余，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而不应对富有的工商业征税等等。我们现知道，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在不断降低，逐步让位于工业和服务业。重农学派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有效性，旨在重视农业，但主张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而不对工商业征税必然不利于农业而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重农学派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超时代的贡献：第一，魁奈于1758年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第一次从整体角度考察社会财富与商品流通的规律，是经济循环图和国民收入账户概念理论的先驱，后被发展为投入-产出表，并强调了均衡及其重要性，为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人对魁奈评价颇高；第二，杜尔哥实际上在更早的时间就提出了通常认为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提出的收益递减规律；第三，倡导自由放任，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政府在经济活动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探讨上，促进了经济理论的深层发展。

财富的形成和收入的分配

杜尔哥在经济理论上集中研究了财富问题，着重考察了财富的形成和收入的分配。他根据魁奈的重农思想，系统地阐明了价值与分配、分工、货币的起源与使用、资本与利息的本质以及农业的重要性等理论。杜尔哥的税收思想主要表现在平等课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较方面。

1、对纯产品学说的发展

杜尔哥把“自然的恩赐”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认为“纯产品”是土地对农民劳动的赐予，是农民劳动利用了特殊的自然生产力的结果，土地如果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他认识到“纯产品”转化为地租被土地所有者占有是土地私有权的结果，比魁奈更进一步说明了地租的本质和根源。

2、工资和利润理论

杜尔哥把工资、利润、利息、地租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收入。他认为工资是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决定工资高低的因素是劳动者同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工人人手过多的现象使工资必然趋向于工人最必要的生活资料。

3、利润与价值论

杜尔哥第一个研究了“利润”，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既然资本促进了纯产品的增加就应分享一份。他提出利润是出自纯产品的收入，是节约工资的结果。他由地租引出利息，由利息引出利润。认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货币可以得到利息，投资开办企业就应得到利润。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惟一典型的生产劳动。土地是一切财富首要的、惟一的来源。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前者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后者是对佃农征收的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对销售或消费商品征收的税三种。认为除了对土地纯收入征税外，所有赋税都应废除。

对税收的分析

（1）关于平等关税论。杜尔哥认为，国家干预主义的保护关税会加重本国人民的负担。这是因为，对进口产品课征高税，会促使外国商人提高其产品的实际价格，而这些产品最终要由本国人民来消费，税收负担最后还是落在本国人民头上。他还认为，提高进口商品的税率，会受到出口国家的报复，结果双方贸易会减少。所以，他认为，平等关税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自由竞争，有利于国际贸易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2）关于平等纳税论。杜尔哥认为，当时法国人民的苦难，是税收负担的分配不均所致，应当废除贵族、僧侣、大地主等的免税特权，实现国民平等纳税。

（3）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利弊论。杜尔哥认为，直接税是土地所有者从其纯收入中所支付的税；间接税是对佃农征收的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以及对销售商品征收的税。在他看来，政府应只征土地纯收入直接税，除此以外的所有间接税因夺走了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财富，妨害国家财富的积累，故应废除。从这一点上看，他也同魁奈一样，主张对纯产品征收单一税。

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是 1766 年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当时，有两个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受托于回国后将中国情况向在法国的师友作报告。杜尔哥草拟了一系列的问题以便他们在报告中作答。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他在问题的前面写了这一篇分析性的引言。

1769年，在P.S.杜邦·德·奈穆尔（1739～1817）的劝说下，杜尔哥将本文投稿于《公民日志》 ，分期登载于1769年10号、12号和1770年4号，在1770年2、4两月发行。

杜尔哥生前发表的文章还有1756年刊载在《百科全书》上的《集市与市场》和《基金》等。1753年，他还将英国人J.塔克（1712～1799）的《有关商业的重要问题》译成法文，并于1755年出版。

但是，在利摩日长官任内，他给上级写了大量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备忘录和给民众的公开信；在部长任内，在所颁发的法令前面，他每冠以说明有关原理的前言。这都是有关他的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和1759年写的《古尔奈的颂赞》，都被汇集为《杜尔哥全集》，于1809～1811年发表。

杜尔哥生于1727年，死于1781年。

他出身贵族，但家族地位很普通；用绅士只能概括他早期生涯的一个不重要的侧面，这是因为他和他同一阶层的许多孩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法国天主教会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就是倾向于使人变得聪明和早熟。在以金钱为支撑、以行政法院为核心而扩展开来的、凡尔赛宫廷及其官僚系统的复杂关系网主宰宦海沉浮的时代，教会将为杜尔哥这样家道普通、但野心勃勃的孩子另辟进身之阶。在进入索邦神学院之后，杜尔哥便很快就以其虔诚并充满宗教天赋的风格而知名。同时也赋予他广阔的眼界足以观察全国性的社会事实。

在索邦神学院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性格塑造之后，杜尔哥便迅速从神职转向崭新的公职生涯，直到退隐并逝世。在此期间，他又以兼具距离感和同情的方式接触了“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宣讲、以及重农学派的经济分析体系，这让他学会了以一种理智和系统的方式去感觉并整理他所广泛观察到的社会事实，这也就是启蒙哲学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一元论的观念，正是这一点，使他不仅成为法兰西旧制度时期官僚统治的骄傲，而且也使他在某种较为深刻的程度上超越了官僚统治本身而成为各国官僚统治的装饰品。这段时期称得上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性格塑造期。他的热情、智谋、才干同公忠体国精神结合在一起并得以充分展现。

他于1774年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并在几个月后便接任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

支配杜尔哥经济政策的乃是那种沙夫茨伯利的道德观念；和蔼可亲、略显放荡不羁、仁慈厚道、有节制地追求享乐，正是杜尔哥自身的写照。杜尔哥强调，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有理性的和开明的，人们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感情和反应。

拔高自己的生活价值图式，使其成为一种牢固的生活习惯或常态，甚至使其成为一种伦理规范，据此判断所有其他人的习惯和趣味，这种带有理想主义性质的扭曲见解贯穿杜尔哥全部的经济文献，也成为他所有财政和经济改革措施的精神基础。在他所施行的谷物自由贸易、废除手工业行会的限制、单一税等经济政策中，理性已经消除了除了社会福利之外的所有超个人的价值，而社会福利不正是实现每个人的、开明的偏好图式而给每个人带来的满足的总和吗？这便是杜尔哥所谓的“自然秩序”，也即杜尔哥经济政策的大纲。

在杜尔哥的经济改革思路中，农业纲领实际上便等于全部经济政策的总和，这一政策纲领并未考虑过任何非农业主导型的社会，也不会适合任何其他类型的农业社会。这些有知识、有活力的农户并不一定就是土地的所有人，但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经营不受地主的一切干预，只是从地主那里长期租赁大片土地，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耕作。公地应该取消，也象其余土地那样分给个人；封建权利和义务应予以废止；同样要废除妨碍产品出售的内外关税以及有可能打击生产积极性的赋税，这就是为什么要征收单一税并由地主阶级支付的原因。在杜尔哥的纲领中，乡村似乎要分解成为一大群繁荣兴旺的企业，听由他们自己活动，按高价出售，热闹非凡，自身充满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杜尔哥是在向一个已经遭受毁灭性挫折的“旧制度”提出一种在理想化的外壳下包含着可能的拯救性要素的一揽子改革纲领。

平均主义和幸福主义是此一改革纲领中的两大支柱性要素。这在旧制度时期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在旧制度中，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冲击本身都是一桩偶然事件。封建武士阶层取得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主要隶属于军阀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在此一时期仍然是社会体系的中枢。而杜尔哥的经济变革如果要获得推行，则不得不依靠君主的权力支撑，此即所谓的“王室特权”，这意味着君权的支持度将仅仅限制在贵族允许的范围内，即限制在改善王室财政状况的技术性范围内。同时，此一时期价格发生剧变，货币购买力急速下降，许多本来如果仅仅让基本过程起作用的话是渐变的事情，通货膨胀。农民不得不寻求反抗，结果到处爆发了革命和骚动。加速封建主义的灭亡。

无论是君权还是杜尔哥本人作为其首领的行政机器，都从精神上和实质上无法为杜尔哥的经济改革纲领提供起点上的支持。在法国，恰恰是日后的大革命才终于唤醒了大众支持和民族情感在社会实在层面上的运行。大革命建立在杜尔哥经济变革失败的基础之上。杜尔哥事实上做到了他该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