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史，1886年出生于瑞士阿尔本州，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汉堡一家公司任职，1908年到德国禅臣洋行从事贸易工作，1911年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三年后升任经理，为总公司主要股东之一，其股份占全公司的三分之一。后一度调往太原，这期间，他结识了军阀阎锡山，曾派德国专家为阎锡山建立西北炼钢厂，并为其代购同蒲铁路材料、火车头、机器等，因此二人成为朋友。30年代，他成为德国禅臣洋行在华代理人，此后他便开始周游中国，我国大多数城市、各个名山大川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天津沦陷前夕，他又回到天津，除任洋行总经理外，还兼任天津物华进出口公司、上海洪记进出口公司顾问。

杨宁史不但能讲流利的中文，而且还酷爱中国文化，尤其喜爱收藏研究中国文物古董，他收藏的近代铜器在当年曾闻名全国。据说其在德璀琳大院3号的私宅，不但建筑装修得豪华奢侈，而且室内均以中国古物作为装饰。

禅臣洋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德国独资公司，总行设在德国汉堡。1846年该行在广州设立分行，1856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后又在天津、汉口、青岛、北京、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等我国各重要商埠开辟分行。天津禅臣洋行位于特一区威尔逊路(今解放北路)113号，设有出口、进口、西药、机器、羊毛、皮毛、日本、保险等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出口中国土产，将国外的五金、钢铁、杂货、化学原料、纸张等进口到中国，并经营各种机器设备、钢铁制品、运输工具、铁路器材及电力设备等。

抗战胜利后，杨宁史一面指使副经理罗希堵(W.Rohnstock)将该行资金转移瑞士，一面将已解体的伪蒙疆政府在该行订购的大量机枪、迫击炮、炮弹等军火，献纳给了国民党陆军第94军军长牟廷芳，向国民党政府邀功买好。但包括杨宁史在内在津所有德侨仍被告知“不得离开天津，等候有关方面审查”，特别是当听说国民党政府将要查封德侨产业、遣送德侨回国时，杨宁史极为焦虑。1945年11月，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时，从该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主任谭伯处获得杨宁史收藏国宝的消息，遂专程来到天津与杨宁史商议献纳事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杨宁史答应将自己数十年来收藏的241件古代铜器自愿献纳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俾资中国保存文献。他承认，这些藏品原本就属于中国，理应还给中国政府。

杨宁史经与谭伯磋商，双方达成协议：杨宁史无偿献纳241件铜器，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辟景仁宫专室陈列，并拟订室名为“杨宁史献呈铜器陈列室”，室内用文字形式，写明这些文物的搜集、收藏、献呈经过，关于陈列方式及编制目录说明等，准予参考杨宁史聘请的两名德国文物专家博士康思顿(Dr.Consten)、罗越(Dr.Loehr)的意见。陈列室开幕时由博物院邀请中外名流前往参观。同时允许两名德国专家留华，一年内完成其对该项铜器的研究及编撰图说工作，并出版专集，所需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的“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内。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9时，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原定为总务处长张庭济，因病未到)等，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出发来到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铜器。要装上卡车时，发现铜器并没有用木箱包装，只是分装于181个软囊中。为保险起见，临时又让办公处的庶务员刘豫章拿来两条地毯，铺垫在卡车车箱内。11时装车完毕。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古物馆人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铜器运至绛雪轩。

午饭后中德双方一行9人开始点验。因杨宁史交给宋子文的献纳文物目录正本还没有寄过来，大家遂以其手中一件副本作为根据，参照文物图片进行查验。据统计，此次杨宁史献纳的有铜器120件、兵器121件，两项共计241件，包括“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其中缺少目录中的第118号簠器，据杨宁史说，此件明日即可运来。目录中的第63号戈因在运平途中破碎，已被杨宁史事先撤出，软囊内有文字注明。另将目录中没有记载的001号到008号8件兵器记入目录中。经验收人员点收无误，逐人在每页目录上签名盖章。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临时收据上有附注两条，说明日后补交第118号一件及正本目录尚须核对。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118号簠器缴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下午6时接收完毕。

次日，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称，此为周代铜器，名曰“名蟠虺簠”，为稀世珍宝，虽已破碎，但如用胶粘好，仍能观其形状。

事后，宋子文问谭伯，杨宁史收藏这此铜器花费究竟有多少？谭伯回答说，我曾私下里打听过，据说，杨宁史收集这些中国古代铜器历时数十载，前后所费折合美金约有10余万元，其中一大部分是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而据派往参加接收的专家称，杨宁史所献铜器中颇多商代、周代器具，皆属精品、绝品，为收藏家所罕见，堪称无价之宝，其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宋子文听后不无恻隐地说，杨宁史多年收藏不无微劳，而今一朝恭谨呈献，衡以人情，亦属割其所爱，理应予以酬金，以示体恤。于是，3月5日，国民政府给付了杨宁史国币2000万元的酬金，并且下令对禅臣洋行德籍同仁及其家属暂缓遣送，予以必要的保护。

但随后，杨宁史递交的“恢复德侨营业暂行办法”、“恢复德侨营业永久办法”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3月9日，天津市警察局奉令开始调查杨宁史在敌伪时期资敌罪行，并且将禅臣洋行查封。随着“捐宝救德产”梦想的破灭，杨宁史愈感到事态不妙，先由禅臣洋行买办王公泽向国民党94军行贿黄金700两作为买路钱，随后杨宁史带领洋行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德侨逃往太原投奔阎锡山。在太原，杨宁史被阎锡山聘为第二战区司令部技术顾问，同年又任阎锡山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下的同记贸易公司经理。1947年七八月间，杨宁史到上海与吴明焯、王公泽等共同开办宏济沪行。1948年，他转到北平担任同记平行总经理。12月2日，杨宁史来津视察天津分公司业务。天津解放后，同记天津分公司被军管会接管，杨宁史本人也被天津市政府限制了行动自由。

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在他准备乘轮船回德国时，海关检查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夹带有珍贵文物、考古书籍等共计326件，其中有商代铜鼎，唐、宋、元、明的精品瓷器，汉、唐样式颖特的陶俑等，除219件虚报为“瓷狗”、“瓷罐”、“瓦兽”外，其余均未报关。经天津文物局专家鉴定，这些均为我国的极品文物。海关经与市外事处、文化局研究，决定依照《海关法》175条、177条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予以全部没收。另有两套考古书籍、58张考古照片，以及1946年献纳241件文物，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其开具的收据和刊载这一消息的有关报纸，海关拍照后予以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