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泽（1919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9日）， 男，广东省饶平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高级工程师，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光纤通信领域元老级专家。（概述图来源）

杨恩泽，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国家科委光通信专业组成员兼理论分组组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兼光纤通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通信学会副主任委员，天津电子学会委员会委员。

1919年，杨恩泽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

1937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电机系，1941年、1943年分别获电信专业学士及硕士学位。

1943年起历任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北京邮电学院教授。

1974-1985年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任研究室主任、院总工程师、高工及教授等职，1985年重回天津大学任光纤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恩泽先生1974年起主持研制“准毫米波空间通信设备”，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78年起主持“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的研究及试制工作。该系统于1982年底建成使用，是经国家鉴定并验收的中国第一条实用光通信线路，也是一个示范工程。它的建成为中国光纤通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着我国光纤通信系统应用的迅猛发展。该工程于1985年同获邮电部和湖北省科技一等奖，并与34Mb/s光通信系统一起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5年重回天津大学，任光纤技术研究所所长。

1988年退休并返聘继续在天津大学工作，直到100岁高龄。

70余年的教研经历，杨恩泽在孜孜不倦进行科研的同时，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教育培养学生上，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生，其中有享有盛名的院士，也有学有所成的博士、硕士。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身患癌症的杨恩泽又捐资30万元帮助家乡广东省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教学楼，同时决定设立“成和奖学金”，承诺今后20年每年捐献2万元用于资助生活困难学生。他说：“即使我不能再活20年，但我的房子和子女还可以帮助我完成夙愿”。“党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杨恩泽的敬业精神、敢于创新的胆魄和严于律己的人品风范，深刻地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个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国家无尽的忠诚。

作为中国光纤通信领域元老级专家，杨恩泽教授以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简单朴实的事迹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感染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将继续传承下去，激励青年们为我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

因病逝世

2019年10月9日下午14时03分，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恩泽先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100岁。杨恩泽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10月13日上午10时在天津第一殡仪馆（北仓殡仪馆）举行。

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攻关及“八六三”科研课题。正从事40Gb/s光时分复用(OTDM)光通信系统的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主编《光纤数字通信接收机》。撰有《数字光通信接收机灵敏度计算及信号脉冲占空比选择》、《光纤通信接收机灵敏度三种计算公式比较》。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国的光通信及其发展》等十余篇论文。

筚路蓝缕 开创国内光通信先河

1919年,杨恩泽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现为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这位百岁老人,是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的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

“1978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我被任命为主要责任人之一。可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白。”杨恩泽回忆说。

例如,光纤的焊接问题,按要求焊接点的衰耗指标应达到3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够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3天,可见难度之大。”

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13.6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3段,最长的一段6.5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只能达到5.5公里,为了这最后1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了,整天汗流浃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没敢要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

1982年12月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于开通。它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

1985年,他回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在这些年中,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年近百岁,杨恩泽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依然坚持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

战争年代 许下科学救国初心

杨恩泽说自己对于科研的这股钻劲儿,源于学生时代。

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在战争的炮火中开始了难忘的大学生活。8年时间,他跟随学校前往四川乐山,亲历了敌机紧追不舍的轰炸,痛惜死难的同胞和被毁的家园；遇到来自东北借读的同学,他听到大家齐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下热泪。

“眼见国破家亡,我内心苦闷极了,怕当亡国奴呀。”杨恩泽说,民族经历的苦难,让他立志科学救国,改变国家现状。

战争中,杨恩泽不曾回过家乡。“整整10年没见到父母,心里很苦。”1943年杨恩泽不幸染上了肺病。现在看似寻常的病,在那时缺医少药的境况下,相当于绝症。

转折出现在了1949年。在辗转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后,1948年,他来到天津任职于南开大学。1949年12月,杨恩泽肺病复发,原先就医许久不见好转的疾病,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医院有了特效药,“我的病一下就治好了,至今不再复发”。

他至今还记得,解放军进入天津后,战士们整齐有序地在马路上过夜,干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给大家讲政策。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耳目一新。1949年10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恩泽说:“在历经对国家前途、自己身体的绝望后,是党让我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光。”他更加坚定了科研报国的追求与志向。

奉献一生 一心回报党和人民

谈及长寿秘诀,杨恩泽仰头大笑说出八个字:“经常锻炼,淡泊名利。”

93岁前,他时常约球友打网球。百岁高龄,他仍坚持徒步上下班,“我用GPS测算过,从学校东门到家来回两公里,每天我来回两遍。”杨恩泽说。

他把科学研究当作生活的乐趣,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打卡”,并指导学生们的科研工作。

课题组的博士生谢田元收藏了一张白色小纸条,那是2017年8月4日,杨先生特意为他留的。“这是微型电感,全给你——杨恩泽”,纸条底下就是谢田元几经周折都没有买到的实验器件。

“先生对我们科研工作非常关心,常去实验室帮我们调试器件和参数,为我们讲解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谢田元说。

杨恩泽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培养出数不清的本科生、硕士生,很多人已是国家栋梁之材,有些成为某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还有举足轻重的院士。学生们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对党和人民回报的成果”。

多年来,杨恩泽默默资助了许多贫困学子,迄今为止,累计捐资已超过50余万元,不仅帮助家乡的小学建起科学楼,还设立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杨恩泽对自己却显得很吝啬。家里的摆设陈旧而简单,人们看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旧得褪色,每当问及此事,他总说:“已经很好了。我不买汽车、别墅、名牌,啥也不要。”

“能够多工作一天,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就是我生命最大的意义。”杨恩泽说。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一辈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做到了这一切。”（天津大学原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在追思会上送来对杨恩泽先生的吊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