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区）人，原名杨毓瑨，字莹叔。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全国政协委员，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1913年4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区）城里北街。1927年，随舅父前往哈尔滨，在太古洋行做练习生、办事员，业余攻读英语，受业于李仲都门下，研习中国古典诗文，并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之后当英文翻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离哈去沪，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抗日进步书籍。1937年七七事变后，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同年9月，前往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

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战前线，临汾失陷前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作品，发表了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并创作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反映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

1942年7月，到达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宣化龙烟铁矿蹲点，创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解放战争时期，转入部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和师政治部领导工作，转战于华北一带，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并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和《北线》《望南山》两部中篇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部长。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朝鲜前线，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4年回国后，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发表《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

1958年后，从事外事工作，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和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1959年，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讲学报告，并写下描写蓬莱胜景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

1960年1月1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1961年3月，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4月2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8月3日，在绝望中吞服安眠药自杀。

1972年9月27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发文称“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同年12月，在八宝山举行了杨朔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没有骨灰，骨灰盒里仅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

杨朔的父亲是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的胞弟是杨玉玮，曾与杨朔共同居住在北京禄米仓胡同一处庭院。

参考资料：

杨朔是以一个诗人的心灵来感受生活并表现生活的。他的散文绝大多数写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此，中国人民崭新的社会风貌和昂扬的时代精神，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那美好的心灵和建设者雄伟的脚步，成为杨朔散文创作的主旋律。面对着全新的时代，杨朔那颗火热、敏感的诗心，使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旭日东升，正在蓬勃发展，我们的人民有着时代的自信，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永不凋谢的春天，从而激发出一种不可止的热烈、真挚、深沉的情感，写出了一篇篇充满浓郁诗情的锦绣文章，《茶花赋》就是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茶花赋》中，杨朔开篇就直抒胸臆，写“我”因为久在异国他乡，难免要怀念祖国，有时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酣畅淋漓的感情抒发，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进而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为了慰藉这种渴念便请人作画，然而这却使丹青高手颇感为难，因为无论如何润色，也难以描绘出祖国日新月异的美景。无奈，作者只好“搁下这桩心思”。可以想象，这个没有实现的愿望不能“搁下”他对祖国的依恋呢。因此，当他“从海外归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个“醉”字，把久离母亲的孩子终于扑进母亲怀抱的感受描绘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依稀看到诗人的醉心、醉意、醉态、醉容。当诗人一览如火如荼的茶花，便诗心大动，如痴似迷，那压抑已久的对祖国真挚浓烈的感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笔笔写茶花，处处赞祖国，并以最美最艳的童子面茶花象征祖国美好的未来，真可谓情深意切。这正是作品立意高远、具有诗般意境的坚实基础，也是打动读者的真正原因。

在杨朔的散文中，“景”成了附丽于情与理之中的形象的外壳。杨朔善于捕捉浓情、哲理的喷吐口，常常即景抒情，即物言理。通过对一人一事的描述，一物一景的刻画，展现出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抒发出自已强烈的情感。比如在《海市》中，杨朔开头就以空灵的笔触，勾画了绮丽缥缈的海市蜃楼，把人们带进一个色彩瑰丽的神话般的幻境里去；接着凭借巧妙的联想，过渡到长山群岛风光的实写，热情讴歌那里渔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归结到“真实的海市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

此外，在《茶花赋》中，杨朔还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在《香山红叶》中，杨朔用艳艳红叶寄寓久经风霜，愈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在《荔枝蜜》中，杨朔把清甜的蜜汁和新社会人民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以歌颂创造清甜蜜汁的蜜蜂，进而歌颂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杨朔的代表作《雪浪花》，借对雪浪花澎湃激荡的壮丽景象的描述，烘托出渔民“老泰山”这个诗意浓郁的形象，倾注了自己的情恩。

杨朔的散文常常是在自然景物的刻画中，通过丰富的联想，揭示世人的灵魂和人生的奥秘，每每在关键时刻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点出令人信服的哲理，并给予诗意的表达，使读者受到启发和教育。在很多情况下，杨朔是用警句的形式来体现这种人生的哲理的。像《蓬莱仙境》的点题和《金字塔夜月》篇末的结束语等，用的都是警句。正像一出戏有它的高潮，一阕音乐有它的旋律精彩之处一样，一篇作品也是要有它的核心的；而高度凝炼、饱含着丰富哲理的警句，就是作品最闪光的地方。这些精辟言语，可以说是作者思想、知识、语言等要素高度结合迸发出来的火花。如在《荔枝蜜》中，杨朔透过荔枝树林，看到辛勤劳动的农民时写道：“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已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代子孙酿造生活的蜜。”作者抓住“酿蜜”这个词语的本义加以引申，把蜜蜂的生活和人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生发开去，平凡的事物顿时焕发出熠熠光彩，进而揭示了一个“充满人世之间的”道理-生活是美好的，而美好的生活来自于我们普通劳动者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创造；劳动者是平凡的，但劳动者又是高贵的。假如人人都能如蜜蜂那样，“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杨朔这种在抒情、绘景的基础上揭示道理的表现手法，往往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常常能引发读者深深的思索，使之对生活的感悟更进一步。

杨朔前期的小说创作亦可用“马上记者”来作为概括。1937年12月，经党组织介绍，杨朔由抗日救亡的中心武汉来到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延安。在革命圣地的一个月中，杨朔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各界群众，然后经山西来到广州。1938年夏天，杨朔在广州应《救亡日报》编辑林林之约，开始写作以陕甘宁边区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这篇小说的发表，向国统区人民描绘了一幅解放区人民抗敌斗争的鲜明图画，对国统区受到欺骗宣传而被蒙蔽的人们，对那些怀疑抗战光明前途的人们，是“很合时宜的”。《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书中描写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它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小说化了的报告文学，杨朔曾自述道：“书里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这不是简单的新闻纪事文，当然，故事是经过我一番点染，而且小说化了。但是从开始，我便压制着自己的笔尖，不使小说流于夸张。这一点努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反复进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这些小说数量虽少却文笔细致，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细腻，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杨朔后期的小说创作始于他深入宣化龙烟铁矿工人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用杨朔自己的话来说则是“真正接近了人民”。1945年10月，杨朔经过延安整风，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要使自己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杨朔根据在矿山和跟随部队转战华北战场的经历，先后写作了中篇小说《红石山》《望南山》《北线》等，《红石山》展示了红石山铁矿工人在日寇统治下的血泪生活，描写了工人胡金海领导矿工进行的英勇悲壮的反抗斗争；《望南山》描写察南蔚县川人民在红军撤离后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屠杀，被迫组织起来与地主进行拼死搏斗的故事，杨朔抱着对张家口人民深深的怀念之情写作这部中篇小说，因此作品中充满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北线》则通过一个连队转战华北，配合友军连续作战的经历，反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塑造了卢文保、马铁头、疙瘩乔等性格各异的千部战士形象，是杨朔长期深入部队战斗生活的结晶。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朔发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3年1月，《人民文学》刊登陈涌所写题为《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的文章，文章盛赞小说之成功，指出小说“主要的特点便是它在艺术上的真实”，而这“艺术上的真实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作者反映了现实斗争的重要方面，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新的典型的事物；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是经过长久独立的体验、感受和思考，因而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是外加的，而是从大量的生活中间概括出来，在作者的内心自然的唤起的”。“作者首先是长久深刻的被他周围的英雄人物的崇高的品质所激动，然后才发生了反映和颂扬这种品质的欲望。”

杨朔是新社会的歌者。他的散文鲜活开朗，爱憎分明，是从古典文学脱胎出来的。杨朔的人与文，颠覆了布封“风格即人”的法则。（《北京晚报》评）

（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中国现代作家冰心评）

杨朔的文章散发着新的光彩，他的笔，仿佛渐渐地从先前的直叙通向一条幽美的曲径，其中蕴藏着一丝含蓄的艺术力。（评论家、作家洁泯评）

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杨朔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文章要做，又不宜太做，这是辞章家们容易碰到的关卡。我们相信，凭依杨朔的努力，一定会超越这关口，抵达更为高妙的境界。（中国现代作家周立波评）

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杨朔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文艺创作和国际活动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杨朔追悼会悼词评）

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