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原名仰山。福建诏安人。诗人、作家、翻译家、外交工作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次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曾参加左联的活动。1936年回国后，任上海《质文》杂志编辑。后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香港《华商报》副刊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工艺处副处长，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对外友协书记处书记、副会长。

著有诗集《阿莱耶山》、《印度诗稿》，散文集《扶桑杂记》。译有〔德〕海涅《织工歌》、《日本古典俳句选集》。

林林幼时多病，上学较迟，在本县的兢业小学毕业后入私塾读些古文，读诗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开始。林林学名林仰山，林林是在东京开始写诗时起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

1924年，林林在诏安中学（初级）读书时，有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得校方奖励，得到冰心的《春水》、《繁星》两本诗集为奖品，从此开始接触新文学。

1927年，林林在漳州龙溪第三高中学了一学期后，被召回家乡当校长。但他自感学力不足，当了一段时间，便争取再读大学。

1930年，林林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

1933年夏，他通过朋友的协助，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因对所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兴趣，转向文学方面。

1934年春他参加左联东京分盟，任干事会干事，参预《杂文》（后改为《质文》）、《东流》、《诗歌》三个刊物的编辑工作。

1936年夏回上海。抗战爆发后，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工作。

1941年他从香港去菲律宾马尼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和当地人民并肩抗击过日本侵略军，有一次在和俘虏谈话的时候，还几乎被日本人拉响的手榴弹炸死。

1943年，林林主持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马尼拉光复后《华侨导报》公开出版，林林继续领导《导报》工作，直至1947年10月被迫停刊为止。

1947年冬林林回香港任《华商报》副刊编辑及达德学院、南方学院中文系教师。

1949年冬回广东参加文教单位接管工作，先后供职于中央华南分局文艺处、华南文联、文化局等单位。

1955年夏他担任我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1958年冬，从驻印度使馆回国，调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后来，亚、非两司分开，林林任亚洲司司长，经常访问日本、泰国、伊拉克等国。

1979年，林林任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研究和翻译俳句，撰写了不少关于俳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散文和评论。他翻译的《日本古典俳句选》、《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等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

1981年四月，他应日本俳人协会邀请访问日本，在樱花盛开的京都平安神宫，与大野林火、山口誓子对坐吟句。鹰羽狩行在《俳句》七月号上发表此次访日的日志，介绍林林的吟句花色满天春，但愿剪来一片云，裁作锦衣裙。

翌年，日本文学辞书收录了汉徘一词，用林林的这首汉俳作例句。后来，林林多次访问东京，出席俳句、短歌会并讲话，介绍了中国学习俳句、短歌的情况。在访问琦玉县秩父、熊谷时，写《秩父行》汉俳七首。

1995年七月，林林出版《剪云集》，收录了自己写的汉俳和短歌，袁鹰作序（林林，2002）。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的一种，是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日本的俳句，作为一种独立诗体，始于十五世纪，流传至今。在这方面曾经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可以说，它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直到现在仍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中也有相当的影响。俳句的形式短小，它的音数和句数都有着明显的限制。因此，它所表现的事物和情思，常是简练的、含蓄的、暗示的、凝缩的，它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似的，那些花瓣未曾完全展开，色香未曾完全发出，但却有着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余香缭绕，余味无穷。

关于俳句的特点，林林在《俳句与汉诗》一文中，扼要地阐述了日本近代俳句的发展情况，接触到已故著名评论家山本健吉提出的三种类别：酬唱、即兴和滑稽。这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我国的一些评论文章，往往只论其酬唱和即兴两类作品，并把二者合在一起加以阐述，而不提滑稽的一类。然而，近世三大俳人之一的小林一茶就有小便浇成一直洞，门外雪莹莹和又来评比放屁声，同围灯火度寒冬等作品，被认为是虽然粗俗，却是喜人的游艺。其它俳人与此相近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李芒，1990）。

有人曾询问林林，为什么写起汉俳（中国式俳句）来？林林觉的自己学习写诗，已经多年，由于读过俳句，和俳人往来，就引起了兴趣。既然有诗人学西欧商籁体，写十四行诗，我们也可以学日本俳句，写三行诗。这是文学交流的产品，也是'以文会友'之道。既然叫做汉俳，当然与俳句有关，不能只按形式上五、七、五音节，同时也须注意俳句的艺术特点。因为汉语是单音，日语是复音，中国的十七音比日本的十七音，内容意思就多了，这就得照顾我国读者对汉语三行诗审美的习惯。如果把三行汉俳译成俳句，那就不是一首俳句所能容纳的。两者之间，还有所差异。

林林在论及汉徘同俳句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两者在酬唱和即兴方面具有相通之处。我们知道，汉诗在日本历史悠久，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早在751年就编成。819年空海以中文写成《文镜秘府论》，介绍中国诗艺，在日本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俳人多懂汉诗，有的还会作诗。就拿松尾芭蕉来说，他十分喜爱杜甫的诗，不但在俳句中有所涉及，而且还根据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把自己那座在深川六间崛的草庵命名为泊船堂。正冈子规年轻时，憧憬汉诗的神韵境界，在他的全集第八卷刊有大量的《汉诗稿》。《夏目漱石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收有很多汉诗，也都严守格律，饶有韵味。子规、漱石的名字都取自汉诗的词汇。河东碧梧桐幼时和子规一样受过汉文的熏陶。这些是举其特殊性而言。日本俳人的作品里，时有与汉诗类似的意境出现，甚至直接采用汉诗词汇。

芭蕉的俳句：

寒鸦宿枯枝，秋深日暮时

这与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意境相近。

子规的俳句：

舟行在莲塘，莲花碰触小鬓上。

这与梁武帝的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意境相同，只把过改为触。

秋樱子的俳句：

柿叶飘零人径绝。

人径取自王维访香积寺的诗句古木无人径。

以上，可见俳句与汉诗的密切，中日文化之间有这个传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中国与日本，由于大陆与岛国的地理环境不同，还有文化、诗歌传统的差异，中国人不像日本人对于季节转变的感受那么敏锐和细微。在俳句的格律上，必用一个季语来限制，这是汉诗与俳句的差异点。关于这个问题，山本健吉在他的几本岁时记著作里面，多方阐发，增加了我们的理解。他说可以说没有像日本那么季节变化多姿的国土。以此形成了俳句是国土的诗这个论点。他还说：我们的祖先在悠长的岁月之间，磨练出来的美意识、美知识的精髓，全在那里，传统的短歌几乎没有不和自然对话的。因此，日本人对于季节微细变化的感受，分门别类给予许多名称，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些季节现象深入他们的生活、感情之中。这就是俳句要有季题、季语的根本原因，也是汉诗和俳句的差异点（林林，1990）。

中国诗歌，在很早以前就流传到了日本，并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日本的俳句、短歌等，比较认真地介绍至中国，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其翻译的形式也各有不同。如周启明译的《日本的诗歌》，是用白话自由体翻译的；后来又有钱稻孙译的《日本诗歌选》，基本上是采用文言文和旧诗词句调翻译的；而林林译的《日本古典俳句选》，则是两种都用的（檀可，1988）。

林林在《试译俳句的体会》一文中写到要翻译日本的俳句，首先要理解俳句这种短诗体的特点，即它的精神与形式，因为要在压缩成文体很小的字句里，贮藏丰富的感情，深远的意境，故必要用暗示含蓄的手法，留给读者欣赏它的余情余韵。艺术性高的俳句，的确像一枝出墙的红杏，可以联想到满园春色；又像满楼的风，联想到即将来临的山雨。钟敬文教授在拙译《日本古曲俳句选》序文中说得更形象，认为'它像我们对经过焙干的茶叶一样，要用开水给它泡出来，这样，不但可以使它那卷缩的叶子展开，色泽也恢复了，更重要的是它那香味也出来了。'读者如能这么去理会俳句，那才是懂得俳句的三昧。

综观林林的俳句译文，可以看出，他首先注重原作的内容，兼顾形式，如句读、节奏等，采取相当自由的方法。他虽然力求押韵，并适当地照顾平仄规律，但并不勉强从事，也有些译文并未押韵。加之，无论在汉诗和汉俳的创作方面，他的文笔风格，大致可以用从容委婉、典雅有致加以概括。因此，他的俳句译文往往同所译的原作，在风格方面相当吻合，读来自然舒展，没有牵强之感，只觉得仿佛是在吟味中国的有韵或无韵的短诗。表面上看，译者似乎是信手拈来的一组相应的词语，缀成秀句，实际上乃是几经雕琢，方始凝成的结晶，个中的甘苦，同道者才会有所体会。

出门走十步，秋日海天阔。

拂晓时分，白帆驶过蚊帐外。

听得蔷薇剪刀声，正是五月梅雨晴。

一角庭边，嫩竹青青四五竿。

正冈子规提倡写生论，更侧重于客观写生。这一点为高滨虚子的花鸟讽咏论所继承。但是，写生，特别是客观写生，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上举四首，可以看出长期卧病的子规，躺在房中闻得修剪蔷薇的声音，望见驶向曙光的白帆，引起思动的情怀。偶尔出得屋门，眺望秋日的海天，倍感辽阔；庭角的嫩竹，也发人对青春活力的怀念。这一切，都蕴含着主观感情。林林同志译来，得心应手，把原作的精神确切地再现出来 。(李芒，1990)

水原秋樱子正面提出主观写生论，同乃师虚子诀别，咏出不少佳句，林林译来，也颇具原句情趣。

燕子飞鸣到山家，正是春祭时节。

深谷莺声美，晚霞照眼明。

芜菁花蕊欲开时，偏遇风和雨。

在谈到具体的翻译时，林林认为应该审察原俳句的风格，是什么精神与形态，如用文言合适就用文言，如用白话合适就用白话，不固定用格律诗式，五言二行或七言二行（虽然这种形式，较适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如固定下来，便使那些口语俳句，无法更好地传神，不如用长短句更自由些。如：

我と来て游ぺゃ亲のなぃ雀 一茶

到我这里来玩哟，没有母亲的麻雀。

若以四言孤雀无哀，与我嬉来！或作五言孤雀毋心忧，偕我共嬉游。稍作比较，容易看出还是用自由式的白话，更能够传达原作的精神。

还有像下面的俳句：

瘦蛙まけるな一茶是にぁり 一茶

瘦青蛙，别输掉，这里有我！

那是很难用文言的传统格律诗（不管五言或七言两句）来活现这种神态。

比如译十七音的俳句，如按五、七、五三行来译，而且要成为定式，势必添加原作所没有的字面，句意说尽或说过头，画蛇添足，违反俳句短小而含蓄的特质。只有在那些不加点什么，就难以传神的句子中，这才能被容许。如一句俳句里面，上五或下五，它与中七意思不联贯的，才不得不加点字面。如果译成五绝或五古，一句俳句变成一首汉诗，恐怕可能成为译者自己的作品了。有的俳句，按原句的意思，只用七个字可以概括，在中国的诗学的习惯看来，这就是断句，但如再加油添醋，便会觉得走味了。如：

六月や峯に云置くぁらし山 芭蕉

六月岚山云蔽峰。

柿落叶して人径绝ぇにけり 秋樱子

柿叶飘零人径绝。

也有的俳句，句子有略似双声的形式，照译出来，能带点声美。如:

ほろほろと山吹ちるか滝の音 芭蕉

激湍漉漉, 可是棣棠落花簌簌?

还有的俳句，句中有略似叠句的形式，照译出来能表现该俳句的加强语气。以一茶的句子为例。

春めゃ薮ぁりて雪ぁり雪

春天来了，竹林还有积雪，还有积雪。

雀の子そこのけそこのけ御马が通る

小麻雀，躲开躲开，马上就要过来。

林林还探讨了翻译俳句的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译俳句，如何表现异国情调问题？异国情调总有它的内容和形式，要表现它，得通过译者的语言，在译法来说，已如上述，诗不宜逐字直译，应该是意译。至于用白话或用文言，主要是看哪一种能够把原作的格调、神韵表现出来。用白话、散文体是较自由些，但必须重视俳句精练含蕴的特质，不宜直露。日语俳句没有平仄押韵，但有它的句调美，因此译时，稍微押押韵，可以表现些音美。此外，俳句的感叹助词有调节句感的作用，为传神不能不加注意，并适当译出。不过，在一本俳句集里，这类的句法一多，将会使读者感到雷同。

林林不仅对俳句的研究造诣很深，而且对整个的日本文化有深刻的见解，对中日文化的交流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俳句翻译堪称翻译界的一朵奇葩，对后人的对俳句的翻译和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他还创作过颇有份量的诗歌和散文，以及翻译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早在1945年，林林在马尼拉《华侨导报》工作时就翻译过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o黎萨的绝命诗《最后书怀》，为中菲人民的友谊作了见证①。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还笔耕不辍，继续研究和翻译俳句。中日文学和俳句的交流，对于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林林无疑将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

2000年9月27日是林林同志九十华诞。国内外许多亲朋好友前往他家祝贺。9月26日夜林林同志应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参加与日本知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四人座谈会，座谈会进行两个半小时，（座谈会情况发表于29日《环球时报》上）。

大江健三郎知道翌日是林林同志的九十岁生日，就赠书祝贺。笔者有幸于2002年12月份拜访了这位九旬老人。老人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在老人娓娓的叙述中，我深切感受了一位世纪老人对沧桑历史的感慨，看到了他那颗乐观向上的诗心。之后，老人还赠送我一些资料和他刚刚出版的回忆录《八八流金》。他鼓励我多读书，多长见识。我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衷心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享尽天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林林同志，因病于2011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