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慧(？~1962)，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淑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因此杨淑慧经常到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结果，两人一见钟情。但周佛海在湖南家乡已有妻子，但杨淑慧依然积极追求周佛海。两人结婚时，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况被上海报纸披露，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淑慧的父亲看了报道后，非常气愤，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但平时温柔乖巧的杨淑慧居然撬开窗户，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抗日战争期间，杨淑慧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杨淑慧四处奔波、打点。最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病死狱中。1949年后，杨淑慧留在大陆。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年去世。

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当时的大上海小有名气。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女子可比。杨淑慧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杨淑慧经常到新婚不久的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眼前这位穷酸留学生周佛海虽然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杨淑慧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杨淑慧后来在《我与佛海》一文中，回忆了她与周佛海由认识到同居的详细过程。她与周佛海第一次相识是在李达的家里，当时她显得十分拘谨，周佛海却态度大方，说话随便，而且“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美的脸孔，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杨淑慧，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人物。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染上了花柳病。他的一生又仿佛是一只在女人群里飞翔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一个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杨淑慧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不干预政事，却酷爱敛财，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在上海解放后，她帮助政府寻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做了一件好事。

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郑永汉的女儿，叫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按当地风俗来说是“女大三，抱金砖”。郑妹长相俏丽出众，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两家人世代联姻，相互熟悉。结婚一年后，郑妹为周佛海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周淑海，两年后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周少海。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就决定给二人做媒。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曾多次对父母讲将来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周佛海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一时不知如何处理眼前这件事情，但他又为青春妩媚、受过良好教育的阔小姐即将到手而兴奋不已，想到乡下那个文盲老婆时，周佛海真是恨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王会悟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为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与杨淑慧坠入爱河。暑假很快就结束了，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再次见到杨淑慧，并直接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后来回忆说：“那可以说出于我意外，但也可以说正是我意中的事。”还是初恋的杨淑慧毕竟才20岁，她没有直接答应周佛海的请求，而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周佛海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他的一举一动早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杨淑慧父女看到这则消息后呆若木鸡。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她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亲才同她通信。初到日本时，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但日子过得十分愉快。1922年10月2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20年。关于周幼海的出生，周佛海有如下记载：“幼海是京都出世的，当时穷得要命，淑慧生产时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以后时常帮助淑慧抚养小孩。”“多了一个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小孩大声啼哭，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生产之后不到四天就起来烧饭，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她去买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来，刚好那时她回来，已经满屋都是烟，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到10分钟，房子就会烧掉，小孩也要葬身于火窟了。”二人真是患难夫妻。

杨淑慧还是一个有主见、敢做敢为的人。早年她曾经冒着坐牢的危险，给共产党当交通员。周佛海投奔汪精卫当汉奸时，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杨淑慧，周佛海只得反复做其夫人的工作。杨淑慧外表既淑且慧，但性格刚强，泼辣凶悍，伶牙俐齿，爱唠叨，得理不饶人，一旦将其惹急了，混闹起来，就会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周佛海因而惧她三分。二人虽是患难夫妻，但杨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温柔的一面，也给周佛海寻花问柳提供了可乘之机。

周佛海对杨淑慧的感情是很深的，即使在他生活中出现第三者时，他内心对其妻还是割舍不下的。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厮混。1937年8月4日午后，周佛海在陈曼秋家呆了三个小时，两人涕一把，泪一把，仿佛生离死别，可以说是“凄绝人寰”。晚上9点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经开战，遂决定先送其妻去长沙躲躲。想到将与妻儿别离，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伤心”，夫妻长谈了三个多小时。蒋介石对周佛海在生活上的不检点进行过多次指责、批评，使得周佛海对蒋介石极其不满，这也是周佛海后来投靠汪精卫的原因之一。

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就是要巴结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请来京剧名角“小伶红”，亲自替周拉皮条。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当时“小伶红”的年纪不过十七八岁，可以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周佛海事后也毫无办法，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还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活不认账。再后来，周佛海又把“小伶红”改藏在法租界雷上达路岗田酉次家中，岗田是日本人，当时担任汪伪政府的经济与军事顾问，因为杨淑慧还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几经折腾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解决家庭矛盾，将筱玲红唤来，当着杨淑慧的面发誓二人从此不再来往。但过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后自己又后悔不迭。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气之下，对淑慧甚为失言，愧悔无已。”杨淑慧对此也自有一套办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但还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这一次杨淑慧只得忍耐，因为对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况且这次为周佛海拉皮条的是汪伪经济顾问岗田酉次。

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颗心，杨淑慧曾为周佛海买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为照顾周佛海的生活，其实专供周佛海蹂躏，成为周佛海发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离开周佛海，周佛海为此在日记中记载道：“月娟去矣，后会必不可期，又是一场春梦！伤感之情，岂能抑耶？”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传为笑谈。

抗战期间，杨淑慧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但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做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设计杀死了汪伪国民政府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中国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杨淑慧抗告后仍被驳回。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满城的迎新年爆竹声，使杨淑慧心头酸痛无比。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被枪毙。杨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声，犹如万箭穿心。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回忆说，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帆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随后，杨淑慧自己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经过确认，此处果真是李公馆。此后详细的报告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亲自去一趟，加以证实。董老看后，证实那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本来面目。

杨淑慧为了救丈夫，积攒的钱全部花光了。解放初，虽然为寻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扬，但不久“潘汉年案”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杨淑慧也被株连入狱，1957年1月被释放出来。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年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