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擎，洪承畴的亲信。顺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广巡抚，为府学馆舍的建设写下著名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顺治十一年被嘉鱼知府告索贿。

《湖北通志》载：顺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广巡抚，一年余（1655），“适有事释奠，庠生杨如杞等庭见而请曰”：武昌府学是鄂省乡学之冠，但“兹芃芃荆棘……且明伦之所，欲就倾覆，司铎者皆僦居民间。”并尖锐地指出：这种状况“似非新朝文治之盛”。当时鄂西仍为大顺军占据，“军需浩烦，诚知公帑不给”，但诸生能体谅国家经济困难，“曷忍以咨”，愿尽捐膏火，并请林天擎号召募捐，筹集资金，以修复学宫馆舍。林天擎很感动，当即应诺“二百金为鸠工助”，而后“复请于太保祖公，捐俸相若，以及藩臬诸大夫等无不斥赀有差，饬材集匠，凡榱桷朽蠹者以易；瓦石骞穿者以更；丹垩 味者以饰。……篑土尺木，悉由创建。”修葺工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秋，落成于十四年（1657）春。

俟新府学落成，林天擎实际已不在湖广巡抚任上，但“诸生因先期谒余，而请记之”，他作重修府学记，文中回忆了两年前诸生谒见一事，遂发感叹：“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这件事在武昌府学的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康熙十六年（1677）湖广学政蒋永修，曾回忆20年前瞻仰林天擎所修新府学时的感受说：“见其风流都雅，词章郁勃……足为百邑宗”。道光十五年（1835），此事还见于提学朱兰的记录中：“顺治初中丞林公益拓其规，嗣是代有修葺”。

清初，振兴两湖教育，开发楚地人才的由衷之愿，是地方官吏的共识，非林天擎一人仅有。例如，还是宜兴蒋永修，参观新府学后，亦深怀楚才“龙摅鹏奋，何可数量”之希望，谓：“余意三四十年后，当必有远如费祎、孟宗、李太和、冯当世，近如郭明龙、吴磊石、贺对扬、熊芝冈者张楚军也”。但是，将这种共识凝结成“惟楚有材”四字，则系自林天擎。

自林天擎后，呼唤“楚材”成了两湖地区知识分子的心愿和官吏的职责，其文字屡见于乡邦文献。

据雍正《湖广通志》载巡抚王士俊记重修武昌府学记：“雍正九年冬，余奉命抚楚……乃询于众曰：楚才号天下久矣，而学制缺如，可乎？”等到学宫修葺一新，他又说：“慨然想江汉秋阳之遗意，从此楚材辈出，如冯宋科名、张李相业，其上焉者为周程儒术，则教学之道，且将扩前言而大之。”

《再续汉口丛谈》载王士俊对武昌府参加乡试所取成绩的评价，可见其重视“楚材”的培养和选拔之事实：“先是王中丞观风湖北，拔武昌生童至四十四人，因语提学曰：‘惟楚有材，武昌尤其最者矣’”。

“惟楚有材”影响深广，其观念沁入楚地士人之心，以至光绪年间武昌有《惟楚有材赋》之美文。

“惟楚有材”是对明季两湖人才状况的总结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征。

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非一时即兴之语。首先，它是历史的总结，不仅反映了明代以来楚地人才辈出的实际状况以及士人对这种状况的高度赞誉，还是宋元以来，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在文教方面的表征。一如李东阳说：“湖广大藩，武昌首郡，国家渐涵教育之泽余百斯年，轨文章绂之盛，不待北学于中国，而孔子之道明矣”。王夫之也曾指出明季楚地文教之盛的事实，说：“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

明季“楚材甲一时，早播大雅之口”，其溢美之辞不绝于书，如《续汉口丛谈》所录：

“……当时人才甚盛之说，则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为《吴明卿集序》云：‘楚于德、靖间最多才子，以梦泽为之嚆矢……’”；“叶向高序云梦邹太仆《观光孚如集》云：‘当世论才必曰楚，京山、齐安、下雉皆翘然者，至近日而云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张楚矣，亦可证也。’”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 ，因之发皇盛大，并记载楚故之书，乘之迭出，争胜一时……”

其次，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清王室治国方略改变的曲折反映。

清前期，顺、康、雍、乾诸朝多有厘革时政的志向，开始由武力转向教化，在容纳汉族知识分子和振兴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清建元前夕，诏封了孔子六十五代孙袭衍圣公和五经博士的官爵；鼎定燕京后，立即恢复科举制度，并修缮明北监故址，立为太学；顺治三年（1646）修葺盛京孔庙；八年（1651）遣官祭祀孔子阙里；九年（1652）清世祖亲幸太学祭孔。并且，就在这年颁行《卧碑文》，要求学生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顺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明确公布了治国宗旨：“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

第三，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对清朝首次殿试湖广所取优秀成绩的表彰。

顺治六年（1649），清朝第一次开科取士，湖北黄冈刘子壮中状元，汉阳熊伯龙中榜眼。八年后，其影响在林天擎那里并没消失，作为明代人才状况的余绪，林大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遂有“自昔艳羡”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