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原名林正义，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祖籍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经济学家，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考入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2年，以大学生身份从军入伍，进入陆军官校。1975年，毕业于台湾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后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1976年，考入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返回军中继续服役。1979年2月 ，被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任务。金门马山是全金门距祖国大陆最近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1979年5月，孤身一人由金门泅海抵达厦门。

来到中国大陆后，林毅夫辗转多地，最终被北京大学接收。1980年，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到北京大学宣讲经济学理论，林毅夫给他做翻译，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很赞赏。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1982年3月，提前获得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

1982年4月，林毅夫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师从西奥多·舒尔茨，将中国农村改革作为研究方向，其早期学术成果，大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也很挂念林毅夫，当他所需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9月—1987年6月，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返回中国工作，是改革开放后首位接受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返回国内工作的学者，与那个年代放弃海外高薪和优越条件的归国学者一样，林毅夫面临许多选择，不少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向他抛出橄榄枝，身边的老师、朋友不解他回国的决定，在当时的中国，连学术文献都查不到，如何做研究。林毅夫知道真正原创性理论不是来自文献，是建立在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许多重大经济现象都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在中国本土研究这些问题，那就是雾里看花。

林毅夫接受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邀请，1987年—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同事跑遍了中国偏远农村，参与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

1993年，林毅夫任北京大学教授。1994年，聘任为博士生导师；8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1995年，加盟香港科技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1998年，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2005年6月，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全职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12月，当选为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8年—2012年，林毅夫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世界银行职位后，返回北京大学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担任名誉院长。2010年7月，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2012年，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2013年—2023年1月，获聘为国务院参事。

2015年12月，林毅夫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017年12月升格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创始主任。2016年4月，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林毅夫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

林毅夫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学理论，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参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改革政策制定。推动中非合作新模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1979年9月—1982年3月，林毅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1983年—1993年，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思路前身“比较优势战略”初步成型，主要关注中国农业问题，形成对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基本观点，重新阐释李约瑟之谜，逐步形成关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研究的雏形。1994年8月—2008年5月，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亦即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路的前身，系统阐述阶段。进一步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并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独创性研究。提出“自生能力（Viability）”“潮涌现象（Wave Phenomena）”、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等概念与学术主张。2008年5月—2012年12月，为经济理论深化提升阶段，首次提出新结构经济学。2013年起，为经济理论拓展运用阶段，全面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知成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展深化阐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并且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运用在中国国内外政策实践中。

1999年，林毅夫针对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就业机会减少，进城务工农民回流农村，收入下降等问题，首次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启动广大农村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同时，“一石双鸟”地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林毅夫在“三农”领域的主张被中国国内学界及政府部门所认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林毅夫也不断根据中国发展转型的需要，将研究扩展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2011年，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倡导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其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其理论核心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2015年起，林毅夫连续五年围绕和田地区开展调研。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座谈，实地走访职业教育机构、产业园区、乡村社区，详细了解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和田地区要抓住东部产业结构调整的5年到10年左右的窗口期，多措并举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林毅夫的建言得到和田地委、行署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

1、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林毅夫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理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2、农业合作化运动。林毅夫构建了博弈论模型说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社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如果政治上把退社的权利剥夺了，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

3、农业现代化。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强调由于各地气候、地质条件有所差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林毅夫还论证了耕作制度、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采用的影响。

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1986年至1987年间，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类，即强制性变迁（Imposed Change）与诱致性变迁（Induced Change），指出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政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方面，林毅夫剖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该国要素禀赋的特性相一致，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模式以及经济绩效的关键。1994年，提出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自生能力”。1999年，“自生能力”概念被正式定义。通过引入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分析的基础，对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初步建立涉及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技术选择指数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程度，利用跨国数据对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2007年10月，林毅夫根据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系统地提出新的关于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揭示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制度结构→发展绩效”的内在逻辑。

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已发表文章300余篇。

2015年12月15日，林毅夫在香港公开大学（现香港都会大学）第二十四届毕业典礼上做“追求梦想，心系祖国”主题演讲，演讲中对即将踏上社会的学子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寻梦要与祖国同行，梦系祖国。国家梦、民族梦，与每个人的事业发展、人生追求相连。应该有立志报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第二，要终身学习，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社会才能有所进步，人生才能有所成就。真理的追求需要毕生的思考、学习和实践来获取。追求真理需要勇气和毅力，需要高度独立思考和不断学习，需要直面社会，勤于实践，需要追求卓越的精神；第三，做好每件平凡的小事。把每件看似简单的事情都做到优秀，就不简单；在每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不平凡；第四，锲而不舍、永无止尽。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社会精英的推动，成功没有捷径，困难与挫折往往是获得成功的必修课。希望同学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冷静面对，不轻言放弃，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也许成功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2020年，林毅夫领衔创办“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也被称为“林毅夫班”，希望为中国培养出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世界思潮的人才。

林毅夫讲授的课程有“新结构经济”“中国经济专题”等。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历程的道理总结出来，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去发掘这个金矿，做出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挖煤矿。金矿是指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做研究，用现有理论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其次，要挖金矿则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要具备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学习理论是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现象产生的因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

抓住时代机遇，进行理论创新，林毅夫总结了“一分析三归纳”办法，在观察现象了解背后原因以构建理论时，分析和归纳经常是交互使用的。有时是从一个现象的本质出发，分析其决定因素，有时是先做归纳，再根据归纳出来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一分析是指面对一个现象时，不是从已有理论出发解释这个现象，是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主要决策者，要到达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能最好地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理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

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纵向归纳法，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进行纵向比较。

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它现象的因，如此循环反复。提出一个理论要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中间因来构建理论，则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的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有13个发展好的经济体，它们有5个共同特性：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稳定；第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是市场经济（像中国这样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第五是政府积极有为。这5个特征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一是市场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企业家不懂。企业家不管比较优势，他们是以利润为目标。如何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呢？就要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选择进入能够使用相对丰富而且价格相对低的要素来生产的产业和技术。此价格信号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会有，即市场经济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

对于怎么稳增长、创就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林毅夫有三点建议。

一是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该主要由政府投资具有外部性和具有挤入效应的项目，恢复居民和企业的信心。

二是以转化比较优势的创新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以GDP为考核指标。现在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各地政府推动发展关键在于，创新时必须遵循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发展，必然是开放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按照比较优势创新发展，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依靠劳动力获取收入的群体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统一，政府也有更多资源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促进公平，实现共享的发展。发展也需要统筹安全，对于可能被卡脖子的先进技术，即使不符合比较优势，也必须攻关突破，以维护安全。

三是了解发展潜力，提振发展信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快慢取决于有多大的创新潜力和是否将潜力释放出来。在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经济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依靠人力资源多、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中国具有换道超车、领跑世界的机遇。

2009年8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时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全球经济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2017年11月8日，驻加纳大使孙保红会见来加纳访问的林毅夫，双方就中加合作以及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等议题交换意见。

2019年4月18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在深开展以“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为主题的考察调研，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会见考察团团长林毅夫一行，希望考察团一行发挥专业优势，多为深圳发展把脉问诊、献计出力，助力深圳实现高质量发展。

1979年，在金门服役的林毅夫只身游过海峡，来到大陆，由于台湾当局一直对其冠以“叛逃”的“罪名”，林毅夫回乡路始终被阻断，甚至他的双亲过世时也不例外。在谈到当年为何冒着生命危险游回大陆，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曾表示：生于20世纪50年代那一代的台湾省大学生对于台湾的前途有很多思考。当时台湾省的前途不止十种选项，其中回归大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林毅夫比较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可以为了理想游台湾海峡。到现在台湾省对他们的选择还有很多不理解，如果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普通人的很普通的决定，就很自然。林毅夫陈云英夫妇多年的心愿是希望能够一起回到台湾省，两岸的和平与发展是他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林毅夫接受新华社等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当年从台湾回大陆，是希望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机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追求。

杨小凯提出“后发劣势”问题

2000年，在北京一次讲演中，杨小凯提请人们注意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即由于落后国家发展比较晚，有很多东西模仿发达国家。但由于模仿空间很大，使得落后国家在没有一个“良序”制度条件下，单凭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

林毅夫回应

关于“后发劣势”问题，林毅夫回应称，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构成所谓“后发优势”内容。

第三方观点

对于两者观点，林毅夫分析了改革至今的成功战略，杨小凯则分析其中的制度性缺失，并认为这样的缺失将会危及整个改革战略的执行。有评论者评价这场争论，两者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有些方面是互补的，对于希望中国最终达到的目标“民富国强并且人们都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是不存在分歧的。两者争论的是经济改革发展与宪政改革（或其他形式的政治改革）的先后顺序与速度这个动态过程的问题，即不只关心长期达到的稳态（Steady state），而且关心过渡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

持续二十年的论战

1995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国企改革方向展开了一场论战，张维迎认为国企沉疴是国有制的产权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变国有为非国有；林毅夫则批评了国企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其产权的观点，主张剥离国企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14年，两人又围绕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

双方观点

中国经济改革已启动多年，张维迎等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转型为仅保护法治、自由和产权的“小政府”。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现实中，两种不同视角对应的政策建议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体现于国企应该如何改革，政府应不应该干预市场，产业政策应该取消还是坚持。

第三方观点

两人的争论在经济学界引发关注和参与，复旦大学教授韦森把支持票投给了张维迎，但把朋友情分票投给了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曾表示，关于国企改革，他站在张维迎一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评论林毅夫学说时指出，林毅夫的研究缺乏产权与制度变迁角度的解读，通读林毅夫所有相关著作，只找到几处带“产权”的叙述，还是在批评“产权核心理论”。

林毅夫回应

林毅夫承认他的理论对主流观点阐述得不够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我的理论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比现有的理论的解释更充分或者更恰当，我通常还是用我的理论”。

关于“有为政府”争论

2016年10月—11月，田国强连发两篇文章，对林毅夫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看法提出异议，批评“有为政府”没有限制政府干预的边界，“有为政府”理念会动摇甚至阻碍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提出应该提倡“有限政府”。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含义与外延，以及相关理论逻辑提出学术性批评与质疑。林毅夫回应称，这些批评主要对“有为政府”概念和内涵不了解，甚至望文生义，没有理解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乱为”和“不作为”之间的逻辑关系 。林毅夫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表述如下，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但是，政府也可能越界，所以，“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在他看来，如果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克服，则是政府“不作为”，如果政府的干预超过了“市场有效”则是成了“乱为”。

关于“产业政策问题”争论

2017年8月25日，林毅夫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学界争论。时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文章中将重点放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田国强最后指出，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报告》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并认为“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田国强表示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2017年9月1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官微发布《NSE专栏|〈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总结》（上、下篇），其中点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并对其此前的质疑文章进行回复。

对此，田国强发文进行回应与澄清，认为林毅夫团队的回复文章中“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攻讦《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这段引文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贴标签式严重歪曲，郑重要求林毅夫团队进行更正和向他道歉。

林毅夫出生在中国台湾宜兰农村一个普通百姓之家，他是林火树的第三个儿子，为他取名林正义，即做一个正直正义之人。林火树夫妇虽然读书不是很多，但很有正义感，在当地颇受尊重，他们不仅给了林毅夫一个健康的体魄，更是言传身教教导他要做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幼时的林毅夫会拉着父亲给自己讲当地的故事，讲三国、岳飞、郑成功，也讲《七侠五义》《水浒传》，在这些故事里，林毅夫学会了如何去判断是非、好坏。在姑妈、哥哥、姐姐们关照下，林毅夫健康地成长。而小学、初中老师们也常常激励、鼓励他做一个有用的人，勇敢地承担国家、社会责任。背负着老师、亲友们的期望，林毅夫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林毅夫的妻子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云英，陈云英出生于中国台北，大学三年级时两人相识，1975年，两人结婚。1979年5月，林毅夫“人间蒸发”，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三岁，陈云英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为林毅夫立了牌位。数年后，陈云英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决定前往美国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在美国4年，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最终获得美国宾州爱丁博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31岁时开始攻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跟随丈夫回到北京。

林毅夫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卓有成就，对中国经济成功发展认识深厚。（时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教授 评）

林毅夫是中国和国际经济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和经济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思维，成就斐然。（澳门科技大学 评）

作为理论创新的先行者，他基于中国发展转型经验进行经济理论探索，开创性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作为披荆斩棘的改革者，他始终践行‘经世济民’的理想，探索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作为热忱之师，他领衔创办‘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为培养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世界思潮的拔尖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守教育报国初心，担教书育人使命，坚守三尺讲台，为本科生授课二十余载，潜心铸魂育人，永葆奋进之姿。（“教学大师奖”颁奖词）

家国情怀，严谨治学，和而不同，谦谦君子。（时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 评）

他把自己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 评）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制订中国经济策略贡献良多。作为首位发展中国家获世界银行委任的首席经济师、高级副行长，他积极实践学术理论，推动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获得“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颁授词）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研究、教学、以及经验推广方面做出卓越成就及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香港都会大学 评）

林毅夫是国际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他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丰硕的成果。他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创新和国际接轨，以及为教育机构、理论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结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北京大学 评）

林毅夫胆大无畏，却又举止文雅，作为世界银行研究者和首席经济学家，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毅夫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规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解决了工作上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放眼全球，却又不忘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齐头并进，以及自由市场思想与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成功接轨。没有一条路是平坦大道，没有一项事业是风雨无阻，借用林毅夫同事的一句话，林毅夫拥有“滴水穿石”的品质。（时任比利时Vlerick商学院董事会主席路易·亨利·韦贝克 评）

怀赤诚报国之心，秉追求真理之志。立足中国实践，推动理论创新；问道中国发展，奉献真知灼见。坚持问题导向，研究高质量发展；阐释经济规律，坚定稳增长信心。履职经验丰富，以双向发力干出新时代政协委员新样子。（“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 颁奖词）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考察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在林毅夫的任期内，他致力于领导银行的学术领导能力并在经济研究机构的议程设置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他任职的四年中，加快了中国和世界银行、各国政府的进一步沟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独立的贡献。（世界银行 评）

林毅夫教授学风严谨，师德高尚，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均为行内与业界表率，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评）

他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帮助许多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转型。他在中国农业生产组织与生产效率关系以及制度变迁两个领域对于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他高度关注中国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环球网 评）

林毅夫是中国和国际经济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林毅夫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贡献良多。无论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建树良多，其功居伟。（澳门科技大学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