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勋爵、上议院议员。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当年与白求恩同船来中国燕京大学任教，在漫长的旅途中结成了忘年之交。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

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主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林迈可自幼就是个无线电“发烧友”，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达到了专业水平。组装收音机、收发报机、音响对他来说易如反掌。

林迈可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之聘来华教学。从1938年起，林迈可在北京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的《货币理论札记》（1940）是凯恩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首次出现。

那些年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艰苦年代，林迈可看清了日本不仅是侵略中国，而且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它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企图统治整个亚洲，瓜分世界。林迈可也看到了当时中国人民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他与进步学生往来密切，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

1941年末，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日本宪兵开进了燕京大学，要逮捕包括林迈可在内的一切反对日本的中外人士。仅仅在此10分钟前，林迈可和新婚妻子李效黎女士驾着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匆忙逃离，躲过了日本宪兵的逮捕。

1942年，林迈可奋不顾身地投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行列，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晋察冀游击区，他和李效黎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吕正操等领导下的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他发挥自己在无线电方面的才能，用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机器上破旧电子零件改装无线电收发报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报务人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游击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的军用物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李效黎辗转于八路军和游击队活动地区。林迈可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出V形或菱形天线，靠着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最终成功地在延安的土地上树立了天线，并帮助组建了一台一千瓦的发射机。林迈可于1944年5月到达延安。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同年9月1日正式定时广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据记载，播发每日两次，是通过手工用英文莫尔斯码播发的，每分钟18个词。当确定这是来自中国延安的信号后，他们非常兴奋，详尽记录并把重要内容编辑成册，分发给华盛顿的高官。这些新华社的英文电讯对美国高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对中国华北敌后战争有了新的认识。那些从美国西海岸收听、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还作为国家档案，收藏在美国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里。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是林迈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生涯。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领导人常在一起，交谈工作，联欢会上一起跳舞，甚至分享各家菜园的收获。他称赞“中共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

林迈可先生说，他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作为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工作作出了独特而宝贵的贡献。

林迈可一家于1945年11月离开中国。周恩来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了经费，毛泽东为他们举行了告别晚宴。在1948年被任命为赫尔大学学院经济学讲师之前，他曾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客座讲师（1946年至47年）。1951年1月23日，林迈可接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国际关系系高级研究员的职位。1952年3月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贵族头衔。林赛勋爵在出版、广播、公开演讲和为全国辩论做出贡献方面的记录异常活跃。1953年，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了乔治·E·莫里森的演讲，1955年，他为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罗伊·米尔恩纪念演讲。1953年，他被任命为终身高级研究员。次年8月，林迈可夫妇为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一行访华做翻译。林赛的主要著作《中国与冷战：国际政治研究》于1955年出版。1957年1月，他和妻子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林赛批评了E·H·卡尔和汉斯·J·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发现他们对权力斗争这一单一因素的依赖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坚持几乎没有什么不同。20世纪50年代，随着东西方集团之间的争斗加剧，他形成了一种观点，即决策者受制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理解。在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误判的范围相当大，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在和平共处方面的工作是呼吁改善各集团之间的沟通，从而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就中国而言，一个必要步骤是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过，林迈可的学术地位一直未能得到当政者的认可，他在智库内与国际学术界也颇受排挤。

林迈可在晚年开始关注他认为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美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困难。直到1973年，他才进入中国大陆，在那一次，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在后来的访问中，他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更为积极的看法。1975年退休后，他把时间花在了修理收音机和汽车的爱好上。在妻子、儿子和小女儿的陪伴下，他于1994年2月13日在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去世，其妻子李效黎回到中国，于201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