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刘汉臣是指著名戏曲家刘汉臣被直隶省保安司令兼直隶督办褚玉璞以通匪罪名逮捕，并秘密枪决的事件。

1927年1月9日，从上海到天津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刘汉臣、高三奎，被直隶省保安司令兼直隶督办褚玉璞以通匪罪名逮捕，羁押在军警督察处。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诸多京剧名家得悉后，四处奔走营救也无济于事，最终被秘密枪杀.

刘汉臣是上海新舞台的挑班主演，1927年中秋节过后应经理赵广顺邀请，到天津新明大戏院演出，深受天津观众欢迎。时任直隶省保安司令兼督办的褚玉璞，有位名称小青的五姨太，自从看了刘汉臣主演的《济公传》，从此对京戏产生了兴趣，经常在于妈陪同下去看刘汉臣演戏。散戏后还时常无所顾忌地让于妈陪着到后台去，不是新奇地摆弄刀枪，就是出神地看演员们卸妆，戏班里的人知道她是褚督办的宠妾，既不敢怠慢，也没人敢接近她，要来要走，悉听尊便。青楼出身的小青虽然已经做了姨太太，可她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对人情世故似懂非懂，凭着个人的兴趣对京剧由好奇到喜爱，特别是对刘汉臣的好感与日俱增。她在台下看戏，每听到看客对刘汉臣那清新委婉的歌唱、或是妙趣横生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时，他在她心目中俨然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当他回到后台脱去戏装洗净脸现出本来面目时，才发觉他是位20多岁、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的凡人，实在讨人喜欢。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妇，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愿意看见他，看着他，希望他能像孩提时代那些小伙伴一样，经常和自己在一起无拘无束的玩耍、说笑，可刘汉臣是个循规蹈矩的青年，始终洁身自好，从来就没有接近过这位稚气未脱的少妇，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曾问过。

1927年1月，在天津新明大戏院走红的京剧名伶刘汉臣、高三奎，被褚玉璞秘密处决，曾在全国轰动一时。然而，刘、高被害的真正原因却无人知晓，直到两年后，褚玉璞在山东被刘珍年活埋后，此案真相才得以大白天下。

1926年3月，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国民军被迫撤出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占领天津并出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在任期间，他以筹措军饷为名，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同年5月，春风得意的褚玉璞，在天津头号妓院天宝班相中了一个年仅16岁的姑娘小青。小青不但有倾国倾城之貌，而且还擅演二黄，特别是她殷勤周到的应酬，更使褚玉璞神魂颠倒。褚玉璞尽管已有了一妻三妾，但仍要将小青收入房中。

其后，褚玉璞让直鲁联军25师师长袁振青出面，送给天宝班窑主两千块现大洋，为小青赎身。窑主为能钓上褚玉璞这条大鱼而暗自庆幸，小青则是迫于他的淫威怎敢不从。经天津八善堂堂主杜笑山的大肆操办，褚玉璞终以明媒正娶的方式将小青收为第五房姨太太。

婚后的小青虽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裕生活，但精神上却很空虚，再加上所有日常活动都有一定的规矩，丝毫不能自己做主。她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鸟，渴望着到大自然中自由翱翔。

一天，五姨太对贴身女佣于妈说：“成天呆在家里烦死了，咱们到园子里看戏去吧！”于妈连忙摆手说：“太太，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还是等老爷回来跟他商量了再说吧！”五姨太急了：“他上保定了，谁知道他多早晚能回来，好歹我也个主子，说话进门也有三个多月了，难道说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得主吗？你就跟着我走，出了事有我呢！”拗不过她，于妈只得乖乖地跟着五姨太来到了新明大戏院。

新明大戏院在南市荣吉大街，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初名下天仙，是清末民初时天津最红的戏园子。京剧名家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登台献艺。当时，民间流传着“要看好戏到下天仙”的说法。1925年，更名为新明大戏院，仍旧好角云集，生意兴隆。

五姨太来的那天，园内正上演刚在津城走红的刘汉臣主演的《济公传》。台上的济公神通广大，行侠仗义，专管天下不平之事，台下五姨太看得目不转睛，忽儿捶胸顿足，忽儿拍手叫好，她深为剧情打动，更被“济公”所吸引。散戏后，她一定要到后台看看“济公”到底是个什么样。当看到方才在台上惩恶扬善的大英雄脱去行头洗了脸，竟是个只有20刚出头、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的小伙子时，五姨太脸刷得一下红了。回到家中，刘汉臣的形象在她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第二天，她的脚步情不自禁地又来到了新明大戏院。

刘汉臣是直隶省（河北省）故城县人，父亲郑长泰幼时经刘天仰介绍，随梆子戏班学艺，擅长演猴戏，红遍了大半个中国，有“赛活猴”的美称。后刘天仰不幸去世，郑长泰感念刘天仰，将自己的四个儿子中三个改从刘姓，为其传宗接代。这也就是刘汉臣姓刘不姓郑的原因了。

刘汉臣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自幼随父亲在上海学艺，练得一身的好武功，嗓音高亢洪亮，变声期过后益发宽亮。他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加上父亲督学严厉，使他技艺进步很快。十几岁时加入上海南市九亩地新舞台班，文能唱，武能打，没几年就从龙套升为主角儿。尤其是他在《卧薪尝胆》里的几手绝活，为戏园子号召来了满堂座儿。他还拉得一手好胡琴，十六七岁时演出《花子拾金》就能在台上自拉自唱。

面对五姨太的热情，已有家室的刘汉臣始终洁身自爱。戏班子里有一个二路演员、汪派老生高三奎，与刘汉臣是把兄弟。五姨太到后台玩时，别人都是敬而远之，惟有高三奎觉得她不过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便以年轻人天真无邪的感情真诚相待。她见了后台的东西新鲜，摸摸这个，问问那个，高总是不厌其烦地跟着她，告诉她；她想学一段老生戏，他就教她唱《甘露寺》里的“劝千岁”一段，还把唱词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学。有一次，五姨太说想要一张刘汉臣的演出剧照作纪念，高三奎不加思考地背着刘汉臣将他的一张《卧薪尝胆》的宣传照给了她。他怎能想到，就是他不经意间给五姨太的这张照片，给他和刘汉臣惹来了杀身大祸！

新明大戏院的成班人赵广顺，与刘汉臣的父亲有师徒之谊，在得知刘汉臣的情况后，赵广顺亲往上海邀请他来天津演出。进津后，刘汉臣在新明大戏院一下子就红了，连演三个月而不衰，戏院上座率很高。若不是北京第一舞台与新明大戏院多年来一直素有业务往来，赵广顺哪肯轻易放刘汉臣走呢。可谁料想，刘汉臣此一去竟再也没能回来！

1927年1月1日，赵广顺带着刘汉臣、高三奎等到北京第一舞台演出。五姨太得知消息后，坐着人力车风风火火地赶到老龙头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五姨太与刘汉臣、高三奎之间这种纯洁、正常的友情，被一些专门捕捉名伶绯闻的小报添油加醋地大加渲染，硬是制造出了一件轰动津城的“桃色新闻”。

褚玉璞从济南回来，刚进天津城就听说了关于五姨太的传闻，他未及料理完公务就急急地赶回了家。在问到五姨太外面的传闻究竟是怎么回事时，五姨太说：“你成天不招家，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到戏园里看看戏，解解闷儿。”褚玉璞压住怒火，“漫不经心”地拉开了五姨太梳妆台的抽屉，一张戏照立刻进入褚玉璞的视线，他抓起照片又问：“这是谁，哪儿来的？”“刘汉臣，戏班子里朋友送的！”五姨太坦然地回答。褚玉璞见从她身上问不出什么，就转而来找于妈。

于妈自知隐瞒不住，只得把五姨太上街看戏、到后台找刘、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褚玉璞听后火冒三丈，当即将五姨太叫到书房，逼问她与戏子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事儿。五姨太并不服软，说：“我认识个戏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才把旁人都往脏地方想！”恼羞成怒的褚玉璞抡圆了给了五姨太两大巴掌。任性的五姨太也恼了，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起来。这时，失去人性的褚玉璞露出了他土匪本性，掏出手枪“砰砰”两枪，可怜一个年仅16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1月8日，身在江苏的褚玉璞给在津的直隶省会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发来密电，内称：新明大戏院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速拿获，就地正法。厉大森接电后遂令人前往北京第一舞台将刘汉臣、高三奎缉拿后押回津城。

赵广顺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花银子、走门路设法营救，一方面电报告知刘汉臣在上海的母亲。刘母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在梨园界颇有声望。了解事情经过后，她立即进京求助于梅兰芳，梅兰芳对此事非常关注，陪同刘老太太又拜访了杨小楼、余叔岩。大家经过商议，梅、杨、余三人联名，给褚玉璞的同乡、同党、同僚张宗昌发了一封保释刘、高的电报。而赵广顺则利用他与李景林得裙带关系，面见了刚从南京抵达天津的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海军总司令毕蔗澄，并奉上4000块大洋。

褚玉璞在徐州前线几乎同时收到了张宗昌、毕蔗澄的求情电报，但杀人成性的他，怎能就这样放过曾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两个戏子。于是，他当即发报给厉大森，命他接电后，将刘、高立即正法！后又分别给张宗昌、毕蔗澄复电称：电文迟到，刘、高二伶业已处决。

1月18日，厉大森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带人将秘密关押的刘、张二人提出，带到督察处刑讯大堂，有人上来将他二人按跪在地上。厉大森说：“今天送你们上路，是执行上锋的命令。你们对家里人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就赶紧说吧！”刘、高二人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处死，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二人听后一下子都傻了，拚命地叫喊着：“我们冤枉！我们要申诉！”厉见此情景，不耐烦地向执行人员挥了挥手。随着两声枪响，刘汉臣、高三奎倒在了血泊之中，可惜这两个戏曲界刚刚红起来的角儿，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可悲的是，他们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虽然遭到天津军警界的严密封锁，但纸里包不住火，刘、高被害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京、津、沪等地，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当局递交抗议书，要求将此案真相公诸于众。迫于压力，1月21日，褚玉璞令厉大森以督察处的名义发布了一张通告，上书：为布告事，照得本处长前奉总座齐电开，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望速拿获，交法庭正法，以维地方，勿任漏网。等因。奉此，将刘、高二犯一并擒获，当经讯明，该二犯供认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扰乱地方等情不讳，奉钧宪谕，着在职处枪决，以昭炯戒。遵于本月18日夜11点半，在职处院内将刘汉臣、高三奎二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靖地方。除呈报外，合行布告各界人等，一体谕知。

此后，在褚玉璞的疯狂镇压下，这起冤案遂销声匿迹。直到1929年8月，褚玉璞在山东被旧部刘珍年活埋后，上海《申报》、《新闻报》，北京《京报》等全国各大报纸，才陆续将此案真相昭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