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远在五千多年前，当人类发明了文字，并用以记言记事时档案就出现了。档案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产物，并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古老的石刻、泥板、纸草、甲骨等档案到纸质档案的产生，再到近现代照片、影片、录音、录像、机读等档案的出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档案财富，记录着人类历史的足迹。

档案广泛产生于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又应用于社会实践，不仅对形成它的单位或个人有查考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长远的历史价值，是国家文献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类就重视档案的保存和利用，设置馆库、选派专人进行管理。近代，特别是现代，各种档案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各个领域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也普遍增长，档案工作也由简单的、封闭的、经验性的管理方式发展到复杂的、开放的、科学的管理系统，并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事业。

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历史可上溯数千年，而档案学则形成于18世纪末欧洲实行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之后，此前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

档案学的孕育时期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档案工作不断地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是整理与编目的经验。

在欧洲，古罗马人把档案按发文和收文进行分类保管；5～11世纪，封建庄园档案馆和教会档案馆把档案分为“开式”（一般性文件）和“闭式”（机密或人事任命文件）两类；11～15世纪，一些档案馆把档案按业务部门序列、 年月日序列、 文件种类序列进行分类保管；16～17世纪出现了按君主、臣民、外交3大类别整理档案的方法，按地区、事由、时间顺序整理档案的方法，以及按中央机关的分支机构划分为教会统治、政治领导、司法事务、财政管理等类别的整理方法等。档案编目在档案整理的基础上也发展起来，如古代罗马人按时间顺序编制了发文誊录簿，那不勒斯王国从1284年起编制了档案目录，法国宪典宝库从1318年起编制了档案目录等。16世纪中期，出现了早期的档案工作著作，如1571年德国的档案学家亚克伯·冯·拉明根在海德堡出版的《综合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是目前各国档案史料中报道的最早的档案学专著。之后，17世纪—18世纪，档案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概念的提出，却是19世纪的事情了。

在中国，商代采用穿扎成册的方法保管甲骨档案；唐代实行“每三年一拣除”的档案鉴定制度；宋代采用“置册分门编录”，按年月次序整理档案的方法；元代将入库的档案进行编类、立号、封题；明代整理黄册采用年代—地区分类标准；清代嘉庆年间，内阁典籍厅编制的《清理东大库分类目录》采用按文件名称和问题进行分类的方法。中国古代学者很重视总结档案文献编纂的经验，提出了“述而不作”（即尊重原文）和“多闻阙疑（即不妄加校改）的编纂原则。

古代社会出现的档案学思想因素和萌芽，是局部的、片断的、经验性的知识，尚未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但为档案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欧美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

18世纪末以后，欧洲一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下，对档案工作进行了改革，建立国家档案馆，颁布档案馆条例和其他规章制度，提出档案“公开原则”，将档案馆的档案向公众开放，兴办档案学校，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等等，发展成一项国家事业。这种档案工作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以及档案事业的兴起，不仅对档案学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且也为档案学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19世纪初叶，“档案学”概念首先在德国出现。1804年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写的《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一书，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档案学”的名称。之后于1806年创办的《档案馆学和登记室学》、于1834年创办的《档案学、古文书学、历史》杂志，都使用了“档案学”这一名词。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格鲁在巴黎出版的《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第1期发表了《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才首次提出了档案学应是一门独立科学的见解。

19世纪， 欧洲许多档案学者对档案馆性质、 地位、作用以及档案的整理、鉴定、编目、利用、公布等作了广泛的探讨，涉及到档案工作各个环节的基本内容。档案的整理理论是欧洲档案学形成时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档案学家们先后提出了事由原则、尊重全宗原则和来源原则，并对这些原则的优缺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论证。1898年出版的荷兰档案学家S. 缪勒、J. A. 斐斯和R. 福罗英合著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总结了欧洲档案工作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研究成果，系统地阐述了档案整理与编目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全宗理论的深刻论述，提出档案全宗的有机联系和不可分散的原则。进入20世纪，档案学著作随着档案工作实践发展而增多，代表作有英国H. 詹金森著的《档案管理手册》（1922）、意大利E. 卡萨诺瓦著的《档案学》（1928）、德国A.布伦内克著的《档案学》（1953）、法国档案局和法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编写的《档案学手册》（1970）、美国T.R.谢伦伯格著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6）和《档案的管理》（1965）、加拿大H.A.泰勒著的《档案材料的整理与编目》（1980）等。

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档案学家Н. В. 卡拉乔夫和Д. Я. 萨莫克瓦索夫先后撰有多种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方面的著作。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档案学也迅速发展。1918年颁布的《列宁档案法令》奠定了国家档案全宗理论和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基础。苏联档案学家撰写了多种档案学著作，其中对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的详细阐述是苏联档案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主要著作有：Г. Α. 克雅捷夫的《档案工作理论与技术》（1935）、Α. В. 切尔诺夫的《苏联档案工作历史与组织》（1940）、Л. Я. 米津和H. A. 采列维吉诺夫合著的《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1950）、 Α. Α. 库津的《技术档案管理》（1956）、M. C. 谢列兹聂夫的《苏联文献公布学理论与方法》（1974）、Ф.И.多尔吉赫和К.И.鲁捷尔松主编的《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1980）等。1966年成立全苏文书学和档案工作科研所，研究范围包括文书学、档案学、文献编纂学、科技档案与专门档案管理以及档案保护技术。1966～1987年出版研究著作250余种。

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帝制，一向秘藏清宫的明清档案不再为皇家所专有。20年代初，由于大内档案流散到社会，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开展了收集整理明清档案的活动。30年代，史学界人士沈兼士、徐中舒、 吴晗、郑天挺、方苏生等，撰写了不少论文，对明清档案的史料价值和档案整理与编目进行了有意义地探讨。如沈兼士在《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中所概括的三原则：“整理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编纂以普遍编目为原则，陈列以就文物之性质相互连贯照应为原则”，言简意赅，颇有见地。国民党政府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发起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一些行政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以现行机关档案室为研究对象，对档案管理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批档案管理著作，如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1938）等。研究内容包括档案行政、归档、分类、立卷、排列、 编目、 典藏、调卷等，反映了当时档案工作实践的水平。1935年，腾固在其所著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指出：“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相关记载。40年代中国开始兴办档案专业教育，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在重庆创办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开设档案管理课程，研究档案学，并介绍欧洲一些国家的档案学思想和管理经验。崇实档案学校出版了殷钟麒编著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1949）。民国时期的档案学研究，是由史学界、行政界和档案教育界各自分别进行的，从各自需要的角度研究档案管理问题，对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有一定的贡献。但受当时档案工作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档案学研究还停留在对明清档案管理和现行机关档案管理的经验总结方面，侧重具体业务研究，缺乏理论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建立了具有国家规模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事业），为档案学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提出：“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中国制订的历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都列入了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内容。档案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全面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设经验，批判继承中国档案学遗产和借鉴外国档案学的有益知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中国重视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50～60年代中期，创建了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档案文献编纂学等诸学科。80年代，建立了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技术并重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各门学科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中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档案学术研究机构，为发展档案学创造了条件。1981年以后，中国档案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系统档案学会相继成立。1980年国家档案局正式成立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一些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科研所。到1990年，全国已有35所普通高等学校设立了档案学院、系或专业教研室，它们既是档案专业教学机构，又是档案学研究机构。1981～1990年，各出版社出版的档案学和文书学著作共287种，诸如：国家档案局编的《曾三档案工作文集》（1990）、裴桐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1988）、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8）、国家教委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与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合编的《档案学理论新探索》（1987）、中国档案学会编的3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1985、1989）等，还编写有国家教委下达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28种。中国提出和论证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利用的原则，按照档案形成规律和保持档案的历史联系管理档案的原则，档案工作要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则等，是指导中国档案事业建设的重要理论原则。中国对档案科学技术研究给予鼓励，到1990年底，有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有132个科研项目获国家部级奖，有110个科研项目获中国档案学会优秀成果奖。

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学术活动

自1950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以来，在组织国际档案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为了便于在国际间交流业务经验，出版有《档案》（年刊）、《国际档案理事会通报》（半年刊）、《国际档案杂志》（半年刊）等多种刊物。为了促进国际间档案学术语的规范化，组织编写了《档案术语词典》（1964年初版，1984年修订再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了《图书档案丛书》，其中档案专业著作有：《档案法示范草案》（1972）、《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1973）、《档案基础工作计划》和《中间档案馆的组织》（1974）等。从1977年开始组织编写《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手册丛书》，已经出版的有《档案修复基本标准手册》、《热带档案学基本手册》、《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手册》、《档案整理与编目》等。1979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档案业务专题调查研究和专项试点工作。

档案学以档案、档案现象及档案工作规律为研究对象。其基本任务是：在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档案工作的科学理论、原则与方法，指导档案工作实践，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水平，以便充分实现档案的价值，为各项社会实践服务。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

有以下5个基本方面：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即研究档案的起源与发展、档案的本质属性与一般属性、档案种类的划分、档案价值及其实现的规律性、国家档案全宗的实质与结构；档案工作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社会环境，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与规律，档案工作的性质与基本原则，档案工作与文书、图书、情报工作的关系；国家档案事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关系，档案法规体系结构与功能；档案学产生的条件与标志、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档案学的性质与特点、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等。其任务是探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客观规律性，提高档案学理论的概括水平，使之对档案学的应用理论、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提高档案学研究的科学预见性，并预测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发展的未来。

档案专业史研究

即以历史时期为序，运用具体史料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任务是在占有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阐明各个社会形态的档案、档案工作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寻求对今天的档案工作与档案事业建设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在分析、总结前人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档案学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档案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以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档案学思想、理论、原则的形成过程，提高档案学理论水平。

档案事业管理研究

即研究档案事业管理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档案事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体制，档案事业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检查、监督、指导的功能，档案事业管理的行政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等。其任务是提高国家档案事业管理的科学水平，促进档案事业整体相协调发展，为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开发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研究

即对档案实体管理系统、档案信息开发系统及其反馈系统整个过程的研究。档案实体管理研究包括对档案原件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的研究；档案信息开发研究包括对档案信息的选择、加工、编辑和输出的研究，也就是对档案的编目、编研与提供利用的研究；档案管理反馈的研究包括档案统计工作、档案用户调查的研究等。其任务是不断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水平，及时、准确、广泛地组织档案信息交流，为档案用户提供高效率服务。

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

包括档案保护技术措施研究，如对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档案有害生物防制技术和档案修复技术的研究，其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原件的寿命；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研究，如对档案的摄影、冲洗、加工、拷贝、还原、存储、检索等技术过程的研究，其任务是便于档案信息的存储、转移、利用和自动化检索；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包括输入计算机前的档案数据的收集和前处理工作，计算机对档案数据的录入、存储和加工，计算机对档案信息输出的整个过程的研究， 其任务是逐步实现档案管理技术现代化，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效率。

档案学的任务是由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社会需要决定的。一般而言，档案学的任务是：在研究和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档案管理的科学理论、原则、技术和方法，指导档案管理实践，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

档案学产生初期，学科是单一的，主要是研究档案的整理与编目问题。随着各种类型档案的大量增长和档案工作实践、档案事业建设的发展，档案学分化和发展出多门分支学科，分别担负着某一方面的研究任务。1980年增订本《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把档案学分为下列专门科目：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档案工作的历史和组织、文献编纂学、档案法、档案术语学、档案机关的科学劳动组织和经济学、档案统计学。在50～60年代，中国把档案学分为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80年代，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结构进行了研讨，代表性观点有：

①把档案学划分为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两个部分，然后再下分学科；

②把档案学划分为基础理论、管理学科和应用技术3个部分，或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 3个部分，然后再下分学科；

③把档案学划分为基础理论、档案专业史、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档案人才学、档案利用与效益学、外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7个部分，然后再下分学科。

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档案学概论》，根据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和档案专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考虑原有的档案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和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设计了一种档案学体系结构模式:即将档案学划分为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两个部类。理论档案学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档案专业史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比较档案学、档案法规学、档案史料学、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等。理论档案学的研究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划分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并按此组织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对档案工作实践发展和档案学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指导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产生于社会实践，反映社会实践，又作用于社会实践。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工作者与档案利用者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档案馆是文化事业机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档案室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二者都是社会的子系统。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向档案学的渗透，电子计算机技术、缩微摄影技术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并未改变档案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质，因此也不能改变档案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另一种观点认为档案学是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综合性科学。理由是：当代档案学术研究的内容既有属于社会现象的，又有属于自然现象的；不仅要利用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要利用有关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成果。档案学中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科学技术文件材料形成和积累的研究，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及其开发利用的研究；二是关于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三是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制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新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档案学研究对象决定档案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档案学的重要理论原则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工作，受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不同社会形态的档案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 都与各自国家的社会制度相联系、 相适应。档案工作的这种性质必须在档案学研究中给予如实的反映。档案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示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如果离开社会环境就不能正确揭示出它的规律性。各国档案学研究都是从本国国情和档案工作实际出发的。固然，档案学所阐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档案管理原理，特别是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各国都可相互借鉴，档案工作标准化也应当在国际范围内逐步接近一致，但是，必须看到各国档案学中的重要理论原则，由于受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都有自己的特点。档案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很强。档案学的知识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是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又为档案工作实践服务。档案工作实践发展水平，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水平。档案工作实践是检验档案学理论的唯一标准。档案学提供的知识，不仅是有关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包括大量的从事档案工作的具体原则、方法与技术。因此，在档案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档案学与文书学

档案学与文书学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姊妹学科。从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来看，文书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书的转化，文书工作是档案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文件撰写的内容质量与书写格式规范与否，都会给档案和档案工作带来重要影响。文书部门制作文件时所选用的纸张、墨水、胶片、磁带等制成材料的耐久与否，决定着档案寿命的长短。文件在各单位产生之后，在向档案室移交之前，要完成文件的收集、划分保管期限和立卷归档工作。立卷归档工作既标志文书处理工作的结束，又标志档案工作的开端。文件收集是否齐全、保管期限划分是否正确及立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档案质量和以后的档案工作。档案室对文书处理部门或业务单位的文件收集、立卷、归档负有指导、检查和监督之责。

由于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关系如此密切，有许多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因此中外一些档案学者常把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作为同一著作的内容进行统一研究。如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以及美国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等，都把文书处理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在现代，文书学与档案学都已发展成为单独的学科，但关于两门学科的关系问题仍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 文书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理由是文书管理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应多从统一管理角度来考虑；研究文书学不仅对文书处理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机关档案管理也有指导意义，研究古文书对历史档案的整理、编辑和利用，以及对研究历史词汇学均有参考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文书学与档案学各自研究的对象与任务不同，文书学是研究文书和文书工作的发展规律，阐明文书处理的原则与方法的学科，其中包括文书写作的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总结文书工作经验，指导当前文书工作，因此文书学不是档案学的子学科，而是平行的相关学科，文书学属于行政管理学或秘书学的一个分支。无论持何种观点，有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即文书学与档案学存在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研究档案学必须具备文书学知识，研究文书学也必须具备档案学知识。

档案学与历史学

档案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了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档案是历史文化财富，如何收藏、整理、编辑和利用档案史料，是档案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仅档案学者需要掌握历史科学的知识，历史学者也需要了解档案学的知识。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资料，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对研究历史尤为重要。从古到今，许多史学家对档案史料的特点、价值、整理、编辑和利用以及对发展史学的关系，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档案学的内容，对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贡献。有些史学家认为档案学是历史学的下属学科或是历史辅助科目。档案学者研究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和档案学史，也都必须掌握历史科学的理论与知识，要运用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档案专业史也是史学部门史，必须把它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才能得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档案史料学既是档案学的分支，也是史料学的分支，研究档案史料学要利用史料学的知识，同时档案史料学的研究成果，也是对史料学的一种补充。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不仅要熟悉档案文献的特点，而且要掌握历史学及其辅助科目的知识。研究历史档案需要掌握历史知识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

三者是各自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由于各自研究对象具有它的特殊性， 因此在管理制度、 原则和方法上各有特点。诸如：档案室和档案馆的档案来源以接收为主，要建立归档、接收制度；档案原件的整理要考虑来源原则，以全宗为单位进行整理，按机构、职能分类是主要的分类方法之一；档案的存毁有特殊的鉴定制度，要划分永久保存、定期保存和销毁三种；档案大部分是原稿、原本，或称“孤本”，因此有特殊的利用制度，一般不外借出馆；档案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较强的机密性，要建立保密制度和开放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与图书管理、情报管理都有明显的差别。管理实践上的差异性，反映在学科研究上也有差异性。但还必须看到他们之间的共性，档案与图书都属文献，都是知识的载体，都是信息资源，图书的手稿是档案，档案文献汇编可以转化为图书。档案与图书都是情报源，情报是针对性的知识信息，档案与图书载有的知识信息都可以转化为情报。档案、图书、情报的工作过程，都是实现信息的搜集、加工、存储、检索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三者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如档案信息加工和输出过程，即是把档案转化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在档案、图书、情报实行现代化管理方面，如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文献缩微技术的应用等方面，都具有共同性。档案、图书、情报的载体形式是共同的， 都有纸质的、 胶片的、磁盘的、光盘的。因此在保护技术措施方面，也具有通用性。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以哲学为理论基础，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建设已有新的迅速发展，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档案学不能脱离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而孤立发展。面对这种新形势，档案学研究必须不断调查和总结档案工作实践的新经验和档案事业建设的新经验，并借鉴和吸取当代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方法，使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的学科水平，才能使档案学屹立于科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