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1872—1906），字一鼐，一字春渠、春徐，后改名诚亮，湖南邵阳人。少年时期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等在长沙发起南学会，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分会，自任会长，手订章程。并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锢篇》等论文，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国家学习。同年6月3日邵阳士绅勾结地方官吏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樊锥驱逐出境。戊戌政变发生后，前往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0年归国，任广西法政学堂总监，旋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次赴日本。1902年与陈天华、杨毓麟等人在日本创办《游学译编》。后回国在南京、桂林等地讲学，不久病逝。

樊锥（1872—1905）湖南邵阳人，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家贫。少好学，受知于学使张亨嘉，为县学诸生。不久，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值变法维新运动兴起，因其涉猎诸子，旁证西学，于所作课艺中，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辨章乎宏录”，为学政江标所称赏。

1895年甲午战争湘军大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了正在求学的樊锥极大震动。他说:“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万不如区区之三岛，岂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愤哉!”从此，樊锥的思想发生质变，产生了激进的改革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图强的维新运动中去。是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先后人湘，都以开辟湖南新政为己任。樊锥因在书院所作课艺中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辩章乎宏箓”，而受到江标激赏，于1897年被选拔为光绪丁西科拔贡。同年10月，长沙湖南时务学堂创立，他又上书湘抚陈宝箴，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樊锥旋即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分会，被举为分会会长。他手订邵阳南学会分会章程，主张对“一切拘迂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提倡民权平等之说。其旧时同学苏舆见之，乃撰《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攻击他倡“平等邪说”，是“无尊卑亲疏”，呼吁南学分会对他予以“处治”。樊锥持之益坚，并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同年三月，《湘报》创刊，樊锥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锢篇》、《劝湘工》等文，持论激烈，传诵一时。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和立宪之说，要求将“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事”。他主张维新不能只靠少数人，要启迪民智，造就众多新人，说：“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否则“积习于下，而新者一二，不新者千百，阻之者又亿万”，如是变法维新即不能奏效。他还提出变法维新要彻底：“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以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呼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当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以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并认为工是“劝商之本”，只要“工艺能盛”，自然“货可不洋”，可以抵拒“洋货”之倾销。又愤怒斥责“傲然自大，顽冥不灵”的“群寮”、“群丑”和“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抨击其“碍事梗议”，“稍有新政新学，必万端阻挠，万端梗塞，使之已行者撤，将行者歇，未行者缺”。提出应该将此类“死人”“网罗净尽”，不能让其“控制生人”。同时，樊锥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提倡妇女放足，革除千百年来妇女缠足旧风俗，以振兴国家，解放妇女。并担任董事。此议颇得社会支持，一时在《湘报》上题名加入不缠足会者即有数千人，不少州县都成立分会。

樊锥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言行激烈，遭到封建守旧分子忌恨。王先谦、叶德辉及其门弟子等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将其驱逐出境。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因匿处深山，幸免于难。

光绪二十六（1900）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樊锥曾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他逃往上海，与陈范等主办《苏报》。二十九年《苏报》案发生，他避祸走日本，改名时中。初入成城学校，旋以体弱不适，改习法政。后在黄兴、陈天华等影响下，倾向革命。三十年返国，参与华兴会长沙起义。事败后，改名诚亮，入南京军校任教。稍后，应蔡锷邀至广西，入陆军小学任教。三十一年冬，因病返湘。次年春逝世，年仅35岁。今人辑有《樊锥集》行世。

甲午战争后，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樊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他大呼:“悲夫!悲夫!……俄人操旅顺、大连湾已，而德人挟山东之全政已，进而法人索四款之利益已，进而英租长江，日不肯还威海卫已，进而列国莫不奋割一脔、归遗其主已，安见有区区之土可以幸全者!”表示:“吾不知连将蹈东海而死，抑南走非，北走墨，毋忍坐而睹其状者。”拳拳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正是这种坚贞的爱国精神与当时形势相结合，导致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使他成为湖南乃至全国最激进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最能代表其思想的，就是他发表在《湘报》上的《开诚篇》和《发锢》《劝湘江》三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樊锥提出了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维新方案。

在政治方面，樊锥迫切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首先，他大呼不变法的危险:“今天下之病，匪直骨髓骎入膏肓已，失此不变，则忍痛终古已;失此不变，则抑终必变已，则亦变之于人已。”他认为:“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则黄种几乎斩也，则孔教几乎火也。在这里，他将变法和救亡紧紧结合起来。他指出:变法的目的“不过止于存中国，保教种，勿使数千年神圣之区一旦殄灭以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而已。”同时，樊锥还对封建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他描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抑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沧肌浸髓，梏梦桎魂，嬉酣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曲，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漫无所悟，一无所识，沉沉昏昏，瞢瞢阗阗。”针对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他驳斥说:“是道也，所谓可常可变可大可小之道也。”他猛烈批判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说这些封建卫道士“自命孔徒，昂昂儒服，以为舍我之外必无天地，舍我之外必无教化”。

其次，他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要求兴民权、开民智、行民主。针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大胆提出“公天下”的主张。他说:“夫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天下者，天下公之，公天下而为之，为之而效之，效之而成之。”他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认为:“君民共主，救亡铁案”要求:“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一切用人之政，付之国会议院，而无所顾惜”;“无满汉之见，无亲疏之见，无京省之见，无远迩之见，人人平等，权权平等”。可见，樊锥提出的变法方案是“民权-国会-君主立宪”。

在经济方面，樊锥主张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抵制洋货倾销。他说:“夫工者劝商之本也，无工是无商也。”这是典型的重工思想。他通过分析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工业发达，“欧墨列邦，原本基始，发祥致大，舍工之力，莫或至是。米利坚之富也，……工为之也。英吉利之盛也，……工为之也。日本之兴也，……工为之也。”指出，如果中国的工业能兴盛起来，“则天下事不足成，西人不足畏已”。同时，他指出工业发达的社会作用:“工政立。工业兴，百万穷民，胥经消纳，土匪盗贼，一律收拾，无业有业，无归有归，赈恤出其中，迁善出其中。”至于如何发展工业，他提出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建议对那些创新工业的人给予奖励:“国有制-新器，创一新法，有益民生国计者，与奖牌一，以为表异，给凭文一，许其专利十年。”至于农业、商业，他也十分重视。认为:“农家者，抑工之流亚也”;而工业与商业相互影响，“未有工赢而商绌者也。未有商赢而国绌者也”。对于农业商业，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仍有意义的建议:“国有一农养十人，养数十人者，编为上农，与奖牌一，以为表异。……国有纠集茶丝公司及别等公司者，与奖牌，给凭文，加保护，与国休戚。他还认为诸如轮船、火车、电线、邮政也是“调血轮养气筋之大物也”。

在文化方面，樊锥主张改革科举八股制。他愤然指出:“时文不废，则孔教必亡无疑也。”认为八股时文之毒使得“异书禁绝，则眉睫之外无剩睹矣;臭腐垛，则方寸之隙无徐明矣。要求改革科举，由朝廷下文废除八股取士。对于科举内容，他希望多出“经史时务题”。他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说:“天下百治本于学，天下百学本于师。”“然则是师范学也，盖天下乡国师道之材之所以出也，可不谓重焉矣乎?”同时，他对教师素质也提出了要求，“夫以师范学既如被其重，是故不可以不先修身也。苟身不修，虽学焉无不通，而固不足以为人师也。”他呼吁全社会办学，建议奖励地方官员兴办学堂:“有能为农会学堂以兴农学问保本富者，……有能为工会学堂以兴工学问保艺富者，……有能为商会学堂以兴商学问保市富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还建议:“厚遣广选，才臣学生，商工士民，分派数十国游历学习”;“有士农工商诸会学堂能建大力以游历外洋，讲求政学艺学，归而教者，给二品衔”可以说，樊锥的教育思想是有远见的，对我们今天如何发展教育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在社会习俗方面，樊锥提倡移风易俗，主张尽革陋规恶习。他提出:“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全盘西化论的开端。他在1898年与熊希龄等人成立湖南不缠足会的同时，也提出了禁缠足方案:“自光绪二十年所生女子，有缠足者，人每岁纳税银-两;有放足者，人给奖牌一，以为表异;有能倡为会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对于“官民之受毒于鸦片，因而软疲无用，作废大事”，他建议:“有能卓志戒烟，毕世不复吸者，人给奖牌一，以为表异;有能倡为会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街十。”这些激进主张和建议对当时的维新运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樊锥的思想是异常激进的，他那高亢昂扬的言论和主张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因而引起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疯狂进攻。湖广总督张之洞“驰电主杀锥、鼐，以谢天下”，樊锥的同学苏舆先后炮制了《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和《摘驳樊锥开诚篇中语尤悖谬者》，指责樊锥“叛背圣教，弃灭伦纪”，大骂樊锥“不产于空桑，安得书此丧心病狂之论”，污蔑樊锥为“权奸逆竖，真汉奸之尤哉”，即使“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而邵阳举人曾廉更是纠集当地士绅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四处张贴，播告通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