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1937年12月25日），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祖籍江西丰城石滩。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

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 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时，正值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在湖南训练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熊兆祥因对曾国藩极为仰慕，自己又是一介武夫，便将光耀门庭的愿望寄托在长子熊希龄身上，对他严加管教，希望日后他能凭借科举走入仕途，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教育，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说他6岁启蒙，有“闻一知十”的天赋，一本《三字经》，只用三四天时间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时常向老师提出对于书中问题的疑问，要求解答。熊希龄7岁随父亲回到沅州府芷江县的祖父身边。

光绪十年（1884年），年仅14岁的熊希龄考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此后，熊希龄又到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光绪十四年（1888年），熊希龄结识了沅州知府朱其懿，熊希龄的聪明才智深为朱其懿所器重，朱其懿保送熊希龄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读书，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

光绪十七年（1891年），熊希龄参加湖南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光绪十八年（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便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

光绪二十年（1894年），熊希龄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澂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鲜作战，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熊希龄与朱其慧在湖南永州结婚。同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但却没有得到回应。同年，湖南率先举办新政，兴起变法，熊希龄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龄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他被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同年，熊希龄开始筹集资金筹办《湘报》，并定位为日报。为保证顺利出刊，熊希龄于4月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和活字，11月下旬机器终于运回长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2月，参与创设的政治团体南学会正式成立。3月7日，《湘报》正式创刊。3月29日，陈宝箴读了《湘报》刊登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大惊失色，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他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湘报》上的激进言论还引起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对此他深为不满。面对张之洞的指责和陈宝箴的饬令，熊希龄很担心报馆会被查封，所以暂时停止发表以前那样激烈的文章。6月底，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城南书院院长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王先谦接到上书后，要求严加整顿，对维新派进行压抑。熊希龄则于7月13日，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反对派看到后勒令熊希龄交出报馆，另委他人主持。因为熊坚决不肯交出，陈宝箴于是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很快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但已成商办性质，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8月，光绪帝电诏熊希龄入京觐见。他打点行装，先把妻子安顿到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最终没有进京。9月，戊戌变法失败，在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同时罹难，熊希龄因病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维新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朱其懿署常德府太守，他决心开办西路师范讲习所，于是他邀请办学经验丰富的妹夫熊希龄董理事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长沙成立省师范馆，不久赵尔巽任湖南巡抚，他锐意改革，决意要在湖南各府、道设立师范学堂，以为各中小学堂解决师资问题，于是，朱其懿趁机改师范讲习所为师范学堂。由于熊希龄视野开阔，办事认真，一时西路教育发展为“全省之冠”，熊希龄出众的才能得到了赵尔巽的赏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丁忧出缺，清廷令赵尔巽增补，于是他立即上奏请求起用熊希龄，获得批准。但熊希龄说服赵尔巽，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实业，得到后者的同意。同年7月，端方入京觐见，领命与载泽等一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邀请熊希龄作为随员前往，并向清廷保荐获准。11月，熊希龄作为端方这一路的随员正式出访。这趟出洋，熊希龄肩上的任务极重。一方面，他要为赵尔巽完成考察任务；另一方面，他要负责起草考察东西洋政治的所有书面报告、条陈和奏折。从1905年12月到次年7月，端方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国，但熊希龄到了德国后便不得不先期回国，以完成他的书面任务。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征调熊希龄去奉天，任命他担任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上任后熊希龄上书提醒要注重外交，并建议移民垦殖，撰写了两万余言的《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赵尔巽转任四川总督，出洋之后把家安顿在上海的熊希龄决定不再跟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他接受了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征召，担任幕僚。而此时端方任两江总督，也极力征用熊希龄。而任职度支部尚书的出洋大臣载泽也赏识熊希龄的才干，保荐他担任了四品衔的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随后，由于见解超迈、业绩出众，熊希龄先后担任过清朝的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要职。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熊希龄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

民国元年（1912年）1月，熊希龄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的名义领衔致电袁世凯促请清帝退位，公开襄赞共和。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熊希龄先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12月，被袁世凯任命为热河都统，在任期间，他对热河行宫古物进行了清理。

民国2年（1913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同年7月，在总统袁世凯的首肯和议员的支持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9月，熊希龄内阁才告组成。11月3日，签署了袁世凯早已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令。11月4日，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11月29日，北京《群强报》公开报道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前清内务府大臣）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特大社会新闻。同时，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新社会日报》，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载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

民国3年（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根据所谓的“政治会议的决议”，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形势，熊希龄内阁不得不副署。2月6日，袁世凯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希龄以涉嫌被迫辞职。3月，熊希龄被委任为煤油督办。

民国4年（1915年）8月，熊希龄以母亲有病为名请假，获袁世凯批准。熊希龄随即启程返湘。3个月的假期未到，袁世凯就电报催他返京，他回电却是要求续假。袁世凯视熊希龄为登基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来捧场。袁一面继续电催熊回京，一面另打主意。当时，袁世凯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上设女官长1人。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俱备，法度容止，可教六宫当选。她明知这是袁世凯的笼络和控制手段，也不敢得罪，只好答应。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的熊希龄手中，熊希龄于1916年1月中旬返京。袁世凯马上授予他中卿，加上卿衔。

民国6年（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9月，京畿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淹没了103个县，19045个村，灾民达6351300多人，田亩损失达254800多公顷。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0月4日，熊希龄发表就职通电，在北京石附马大街设立办事处。

民国7年（1918年），水灾平息后，慈幼所的孩子们被领走了大多数，只剩下200多人，熊希龄考虑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慈善教育机构，于是通过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将荒废已久的避暑行宫香山静宜园作为校址，创办了香山慈幼院男女两校，熊希龄自任校长。

民国9年（1920年）秋，北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特大旱灾，灾情较顺直水灾尤甚，饥民达到3000多万。熊希龄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团体共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

民国11年（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10月28日，与道院的一批人及中外人士在北京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组织世界红卍字会。

民国12年（1925年），熊希龄被推举为世界红卍字会会长。同年，任长沙六中校董会董事长。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任熊希龄为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

民国20年（1931年），熊希龄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同年8月，熊希龄的妻子朱其慧因病去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熊希龄与朱庆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请缨抗日，共赴国难。

民国21年（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发表宣传抗日的演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处理各种善后之事。2月12日，熊希龄发布《香山慈幼院通告》，开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国总动员。为此，他组织院内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性则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在战区医院工作。

民国22年（1933年）4月，他以北平红十字会的名义，设北平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的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时的阵亡军民。

民国24年（1935年）2月9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在在上海慕尔礼堂举办婚礼。

民国25年（1936年）8月4日，熊希龄去青岛参加中华慈幼协会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

民国26年（1937年）1月19日，熊希龄携夫人毛彦文赴爪哇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5月，熊希龄与毛彦文组织慈幼院口琴队与歌咏团赴北平会演。6月下旬，熊希龄与夫人赴青岛参加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保育园的筹备事宜。“八一三”事变后，熊希龄会同沪上红十字会同仁合力办理救护工作，同时致函北平红十字会会长胡恩光，请他暂时代理自己担任院长，设法保全慈幼院。9月，熊希龄从上海致函长沙朱经农：“香山慈幼院困陷北平，余不忍此无父无母之孤儿受饥寒之苦，更不忍其受压迫侮辱之教育，决计在江西南昌或长沙设立分校，设法将各儿童航海南迁”。并说已经函嘱女儿熊芷择觅校址，希望朱经农“速为交涉，迅即见告”。他特电邀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部主任张雪门来沪，让张先赴长沙落实校址，又电第二校小学部的教员张子招、周仰岐南下，协助张雪门具体办理各有关事项。熊希龄与毛彦文慢行一步，打算俟上海救护工作办竣即赴湘。12月13日，南京沦陷，熊希龄伤心欲绝，立刻离沪回湘，但长江道阻，遂与毛彦文登上意大利邮船，取道香港，打算由粤汉铁路转回长沙。12月24日晚，熊希龄在旅馆突发脑溢血；12月25日晨6时，因抢救无效在九龙医院去世，享年68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善后借款

民国元年（1912年）4月，熊希龄出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5月7日，熊希龄在唐绍仪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破裂之时，正式开始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为了打破僵局，迅速达成协议，以应燃眉之急，在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和参议院的“默许”下，在多次据理力争无效的情况下，他无奈地接受了银行团提出的允许其监督财政和监督军队的苛刻条件，并于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垫款合同与章程签订后，银行团即垫款300万两，并答应6月12日和17日分别再拨300万两。接受银行团垫款的合同与章程一签订，舆论立即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本来就对银行团的苛刻条件不满的熊希龄，在随后与银行团的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硬。继5月17日垫款300万两之后，6月12日银行团又拨付300万两，并称“仍有权创议改易或增加条件”。看到银行团的胃口越来越大，熊希龄不仅不让步，而且还要求银行团在6月17日以前拨付600万两，6月19日至月底再拨付1514.3万两，如果银行团不照办，将“另向他资本团筹借巨款”。6月18日，日俄正式加入银行团。六国银行团24日在垫款章程七条之外又提出了四条更加苛刻的条件：一是“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是“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是“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顾问”；四是“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熊希龄当即表示“万万不能办到”，并提议将借款额由原定的6000万英镑减少到1000万英镑，藉此请求银行团降低条件。然而银行团在利益面前根本就不打算让步，即使因此导致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7月8日，六国公使正式照会代理国务总理陆徵祥和熊希龄，声明除非中国接受指定条件，否则不向中国提供贷款。火冒三丈的熊希龄当即宣布，“令各省自行设法”。善后借款谈判至此宣告破裂。

出任总理

民国2年（1913年）7月，在袁世凯总统的首肯和议员的支持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并兼任财政总长。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于是与梁启超等制定了关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然而，这些计划与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地主买办联合专制意图是冰炭不相容的。袁世凯对熊希龄时时、事事掣肘，欲迫其就范。并最终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熊希龄被迫于民国3年（1914年）2月辞去总理职务，任职仅5个多月，相关施政方针没能最终落实。

督办煤油

民国3年（1914年）3月，熊希龄被委任为煤油督办。他组织专家对甘肃、四川等地的油田进行考察，制定开发方案，但最终因袁世凯欲恢复帝制，而没能继续进行。

瓷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熊希龄为改变陶瓷生产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醴陵瓷业。他先对醴陵瓷业进行考察调查。通过考察，他发现醴陵瓷土极为丰富，产地有沩山、赤足岭、青泥湾等七处，土质优良。七处一年所产瓷器三十四万元，为醴陵县的大宗收入。但由于瓷器生产粗糙，仅供下层贫民购买。销路不畅，生产加工也不赚钱，甚至于亏损。醴陵瓷业不振的原因，主要是窑户小本经营，资本不足，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场地受限制，大多建厂于瓷土产地，窑户受运输商高利贷资本剥削和控制，以及受行规的压制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熊希龄随戴鸿慈、端方一行出国考察了日本、美国和西欧诸国。后又专程赴日本，考察新的制瓷工艺。通过考察和分析，熊希龄认为醴陵瓷业的改革创兴完全可以做到。他以自己的实业思想为指导，结合醴瓷不振的现状，制定出一套方案：

一是创办瓷业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选择年轻有文化的窑工子弟，学习先进的制瓷技术。

二是设立瓷业公司。由熊希龄等出面招集商股3万元承办，各窑户均可入股，既可摆脱运输商人的控制，又解决资金不足，用于扩大生产。

三是选择姜湾作为学堂与公司建立的基地。这里离县城仅5华里，濒临渌水，交通方便，可以节省运费，减少生产成本，又有利于扩大再生产。

熊希龄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聘请日本技师和国内优秀技工，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着手进行细瓷研发。

经过熊希龄的改革创兴和治理整顿，醴陵瓷业获得空前发展。瓷业公司“经营数载，出品日精，骎骎乎与素负盛名之江西景德镇瓷大有并驾齐驱之势，其所发明之釉卜器及颜料制造方法，当时且为景德镇所不及”（《醴陵之瓷业调查》）。其后，醴陵细瓷进入规模化生产，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烟草专卖制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两湖总督端方举荐，熊希龄任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其间考察了欧美的政治经济，还在美国纽约参观了杜克经营的美国烟草公司，对西方的烟草专卖制度备感兴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熊希龄先后上书户部尚书张百熙、度支部尚书载泽，呼吁清政府尽快施行烟草专卖制度。他认为，中国每年的税收很少，而烟属于奢侈品，加征烟税不仅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应仿效外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但是，由于清政府内外交困，根本无暇顾及烟草专卖，尽管载泽等度支部大臣曾请教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有关烟草专卖事宜，熊希龄的建议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熊希龄担任内阁财政总长。翌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当时社会上呼吁烟草专卖的人很多，首先，钱宝钧、陈其昌等议员向民国政府提出纸烟专卖的议案；随后，上海三星纸烟公司总经理刘树森向熊希龄建议：与英美烟公司商议，将各种纸烟统一归政府独占收买，由政府加税售与人民；政府与英美烟公司合资成立卷烟厂；如英美烟公司不同意上述建议，则由政府在内地设立专卖局，并筹款500万元，在天津、浦口、汉口三处设立卷烟厂，以示抵制。熊希龄同意了刘树森的建议，并派员赴上海进行协商。为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曾派员赴日本考察。鉴于中国烟酒分销的情况，决定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之前，开征烟酒牌照税。民国3年（1914年）2月，熊希龄呈请袁世凯，阐述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必要性，建议成立烟草专卖筹备处。熊希龄的建议得到袁世凯的赞同，但是，在熊希龄踌躇满志的时候，内阁发生权利之争，他被迫辞职。

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熊希龄把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作为前一项目的成果，他们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划，则遭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居功厥伟。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在湖南兴办时务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

学堂开办之初，首要问题即是经费。为此，熊希龄与蒋德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4月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拨督销局盐厘7000金作为办学经费，然而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却横生枝节，要求将7000金中再分拨2000金以作他用。熊希龄坚决不从，在湘中官绅的周折努力下，最终于重重困难中保全了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随后，陈宝箴又上书光绪帝申请拨款1.2万两用作学堂常年经费，至此方才解决了时务学堂的经费问题。

在筹备经费的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亦趁在江浙沪之机，着力进行图书和仪器购置等工作。曾开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的谭嗣同热心襄助他们的仪器购买事宜，并将杨仁山（曾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的参赞）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售卖予时务学堂。教育家朱经农曾回忆，当时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就在时务学堂阁楼上，学生们可以在此观测各类行星。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谭嗣同、熊希龄的努力不无关系。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至此，时务学堂成立了包括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在内的9人董事会，决定和讨论与学堂相关的重大事件。同时，陈宝箴委任熊希龄担任学堂总理绅（即校长）。到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交由守旧派接管，熊希龄受命送学生赴日留学为止。时务学堂在一年之内共举行过3次招考。包括两次补录在内，录取人数共计264人。开启了湖南的民智，开通了湖南的风气。

诗词

熊希龄一生不以诗名却留下了数量不菲的作品，他的诗词就是他的性情呈露，一生一以贯之。无论“诸葛功名，伏波意气”（存世最早词，1891年《辛卯马王城怀古》）的有为青年还是“当年事，合约条条都误。金汤之险谁顾。岛夷出没烟波里，万里重洋可赴”（1892年《摸鱼儿·壬辰烟台》）的壮志激扬，他一生的命运似乎成了《念奴娇·甲午谒史忠正公墓》的寓言：休问得失与亡，只期一死，便了平生矣。费尽千辛谋半壁，都已付之流水。算不由日，尽其在我，大抵皆如此。忠魂何处？夕阳衰草无几。

他的诗词整体风格稳健端庄，七律尤工整，诗学所呈露的精神意义是：传统士绅作为核心关怀的人格养成与情性化育理想自然而然于诗学世界中丰沛流溢并进而反身润泽其精神质地。

办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7日，熊希龄创办的湖南最早报纸《湘报》正式创刊。他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记实摘要”。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定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设立的机构主要有：编辑处、收支处、排字处、印刷处、管报处、校对处等。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

熊希龄作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作为《湘报》的真正创办者和主持人，尽管少有激烈的言论和文字，但是在《湘报》的创办和管理过程中，做出了其他人不可企及的贡献，并在维新运动中以《湘报》为据点，同守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

办理通讯社

熊希龄认为中国以往的外交办理不顺，交涉棘手，原因正在于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他指责没有相应的新闻手段为之辅助，这是中国外交上的大失策。而失策就是无术。熊希龄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外也普遍设立中国的新闻通讯网络，创办洋文杂志，熊希龄认为倘能如此，“将于吾国外文界中实有无形之裨益也”。基于上述认识，熊希龄还在随五大臣出洋游历欧美各国的时候，就与中国驻各国公使和留学生们商议在国外设立报馆，创办洋文杂志。出洋回国途中，即给直隶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进递禀稿密函，反复论证在各国设立报馆与创办杂志的重要性，请求袁世凯能“维持保护”“提款补助，俾底于成”。据载，他当时决议“纠集公私各股”，开办两项设施：一是在上海设立”环球通讯社”一所，作为与国外通信联络的总机关。待基础巩固，再将机关扩充到日、英、美、法、俄、奥、意诸国。二是在上述各国次第设立洋文杂志，每日发行一册，附送给各国报馆及官绅，余则售诸民间。杂志拟聘外人做主笔，而由本国留学生“授之以意”。刊载内容，由国内各省提供，可寄环球通报社为之转递。

熊希龄除办环球通信社外，还参与了远东通信社的工作，从事以下两方面：

1.筹款

熊希龄致函四川、广东等十一省督抚，请求他们拨助经费。并承诺各省有关交涉事件及应发明公里者，可随时寄通信社转欧洲各报刊登。同时通信社亦为各省提供各国对于中国之重要消息，使能知己知彼，消息灵通。

2.扩趁机构

经费有着落后，熊希龄感到应该在国外设有机关，于是，便主张将其设在上海。欧洲及国内其它地方可设立分设。于是，他重申前所办环球通信社的办法，决计在上海立总社，在北京、天津立分社，以之作为王慕陶在欧机关之后报。

他为此拟订了一个试办章程，以“疏通隔阂、使国内外情谊交孚为宗旨”。章程拟订后，他分别与1910年3月间将其寄给住在比利时的王慕陶和住在北京负责远东通讯社联络事务的汪康年征求意见。同时在上海的新马路润身里设立了总社事务所，由叶景葵主持一切。可是，没想到王、汪二人接到熊希龄的信和章程后，竟大为不满，并加以指责。他们公然将熊希龄的计划和措施全给否定了。所有这些，使得熊希龄大受刺激，从而心志俱灰。迫于一股无形的压力，又为了避免利害关系的冲突，熊希龄只好将上海通信杜的机关裁撤，并函各省捐款暂停，已捐部分交由王幕陶接洽清洁。他所办理远东通信杜前后大约三个多月，一切施为，便均化作泡影。

作为《湘报》的创办者和管理者，熊希龄开创了湖南的新闻事业。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是当时他人所不能及的。此外，熊希龄共办理过两家通讯社，即：环球通讯社和远东通讯社。但是时间都很短哲，尽管在当时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熊希龄在办理这两家通讯社过程中所阐发的一系列新闻思想和见解，是值得肯定的，其思想是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他提出新闻事业在外文中的重要性思想是其有前瞻性的。

领衔赈灾

民国6年（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受灾县达103个，灾民超过600万人。当时熊希龄“隐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遭遇洪灾。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灾民的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了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他的建议被提交国务会讨论，结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政府方面试图借机逼他重回部门任职，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主赈，政府不做决定，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出面赈灾。

赈灾必须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财源枯竭，大总统冯国璋只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而严寒将至，仅取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熊希龄决定广集民间社会资力，以补官款不足。

民国6年（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同时，熊希龄还联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务物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对河工的治理，试图根治水患，并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灾民，也为受灾地区留下了永久建设。

民国9年（1920年）秋，北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特大旱灾，灾情较顺直水灾尤甚，饥民达到3000多万。熊希龄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团体共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

根据他的设想，此次办赈的顺序被分为急赈、冬赈、春赈三个步骤。急赈是先施钱米，以救迫危；冬赈是按旧例将受灾户分为人口大户、小户、极贫、次贫等施舍钱米，令其度过寒冬；春赈是冬天已过，春麦未收，青黄不接时救人救彻底，继续接济。多年的救灾经验，使得熊希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计划和步骤，以后的救灾活动大都能循此而行。

主持世界红卍字会

民国11年（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又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军阀混战不停，让他认识到筹组全国性慈善社团联合会的困难，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在直奉大战结束不久后成立，名称为世界红卍字会。

实际上，世界红卍字会根源于道院。道院是一个在济南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因为“以提倡道德，实行慈善事业为宗旨，特命名为‘道院’”。世界红卍字会就是道院的一批人与熊希龄等中外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于民国11年（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民国14年（1925年），会中人推熊希龄为会长，直到民国26年（1937年）他去世为止，连任三届，历时12年之久。

在他任职期间，组织救护队奔赴战地，“救济灾民，埋葬遗骸，收容妇孺，成绩甚优”，同时，他还多次亲手草拟函电，劝告交战的各方军阀停战议和。

在没有灾患的时候，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冬季粥厂等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平民。也正因如此，民国17年（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同年，国民政府任熊希龄为赈款委员。民国20年（1931年），熊希龄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同时，在熊希龄担任会长期间，世界红卍字会除了在北京设立中华总会，还在全国各省、县，甚至日本神户等地区设立分会达150余处。除了中国国内的救济以外，熊希龄还主持世界红卍字会进行国际救济：民国16年（1927年），日本关西地震，红卍字会筹集善款五千元，交由日本公使馆代汇日本灾区；民国17年（1928年），中俄发生战事，红卍字会联合东北各分会，赴满洲里，救济不分中苏妇孺；民国23年（1934年）日本大阪飓风，红卍字会筹赈万元，派代表携赴日本使馆。

创建香山慈幼院

民国6年（1917年），在办理顺直灾赈的过程中，熊希龄了解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少食，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弃置路旁或标价卖出，这让他非常痛心。随即，他牵头在北京成立了两所慈幼局，一所专收女孩，一所专收男孩。慈幼局原本规定只开办五个月，然后“将男女婴孩分别招领或遣送”。可到了民国7年（1918年）4月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时，还有两百余人无人认领。如此一来，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一所永久性的机构，用于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但由于在北京城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熊希龄只能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创建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基于该院性质，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宗旨，香山慈幼院与任何普通国民学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慈幼院还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办学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外，还有中外善士及各机关团体的捐款。

到了民国15年（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养院（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

熊希龄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曾多次指责当时的教育制度极其不合理，教育为富人所独占，穷人则只能向隅。因此他要求政府当使贫困儿童“同居教育，泯其阶级之分”。因此，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极尽自己的能力，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香山慈幼院从民国8年（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民国9年（1920年）正式开园，一直到1949年结束，办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任湖南学政的张亨嘉称许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为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安徽提学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清末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在《湘报》发刊词中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

民国21年（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组成“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1949年10月，基金社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评价说：“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曾评价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

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讲话：“熊希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周秋光在《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一文中认为：“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他是《湘报》的创办者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责。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作家杨雪舞在《民国总理档案》一书中写道：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啼哭声特别响，一条街上都能听见。邻居们前去熊府道喜说：熊老爷，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据说当夜满街清香扑鼻，人们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清官。

熊希龄小时候在私塾求学时，先生曾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熊希龄稍作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先生惊赞：“经纶之才也！”先生命学生各自绘画一幅，并题相应诗句，熊希龄独画一株棉花，枝叶俊秀，蓓蕾初绽，题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惊愕：“此画堪称上品”。因他文采斐然、禀赋出众又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誉为“湖南神童”。先生惊叹他的才气，用一副嵌字联写道：“希有奇才，凿水窥天成妙句；龄虽幼小，登科及第占鳌头。”

毛彦文原是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朱嶷的同学，熊希龄一家对毛彦文的学识、举止、美貌十分喜爱，多次约请她到家度周末。熊希龄自夫人朱其慧在民国20年（1931年）病故后，时常寝食不安，在慈善事业上也想找一个好助手。正逢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熊希龄担心毛彦文的安全，便发了电报，叫她辞去上海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彦文犹豫再三，终未答应。民国23年（1934年），熊希龄突然萌发了向毛彦文求婚的念头，其侄女朱曦也多次代熊希龄向她求婚。毛彦文惊慌失措，便率直拒绝。此时，熊希龄的女儿熊芷专门坐车到上海，为其父游说。毛彦文手捧着熊希龄10多封求爱信，感慨万分，加之也有志向于慈善事业，答应与其结合。民国24年（1935年）2月9日，两人在上海慕尔礼堂举办婚礼。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上海《申报》以《慕尔堂中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为大标题，作长篇报道。

熊希龄自民国3年（1914年）走出政坛后，自此“皈依佛教，以出世间”，他有法名妙通，自署双清居士。晚年还自撰墓志铭：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

四大和合，亦非我身；

向物为我，我实不存，

我既无我，朽骨何灵？

凡相虚妄，焉用佳城。

世间儿女，此理莫明。

仍其愚孝，谓乃安心。

余纵遗嘱，死难执行。

未能免俗，聊后云云。

今当国难，巢覆榱崩。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

誓身许国，遑计死生。

或裹马革，即瘗此莹。

随队而化，了此尘因。

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祖辈

熊希龄的祖辈原以务农为业，曾祖父熊朝简生子五人，依次名为廷照、廷熙、廷煦、廷勋、廷燮。除长子廷照外，其余四子皆投身行伍。熊希龄的祖父熊廷燮，号笃庵，排行第五，生子三人（即兆飞、兆祥、兆瑞）。因排行第二的熊廷熙（又名士贵，字时斋）膝下无子，而将次子熊兆祥过继给了熊廷熙。

父母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号云卿，乳名荣生，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熊希龄的母亲吴氏，是苗族，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19岁时就嫁给熊兆祥，民国8年（1919年）在天津逝世。

妻子

熊希龄的元配夫人是廖氏，贵州镇远人，生有一女未长成而夭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廖氏因肺病病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了熊希龄，两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在湖南永州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民国20年（1931年）8月，朱其慧因病去世。

民国24年（1935年）2月9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在上海慕尔礼堂举办婚礼。1999年10月3日，毛彦文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子女

长子熊泉三岁时因高烧手脚变形，无药医治致残。民国27年（1938年）7月11日，在天津病逝，葬于香山朱夫人之墓旁。

长女熊芷，留学美国，学幼儿教育。她的丈夫朱霖在美国学航空专业。他们夫妇学成归国后，熊芷于民国16年（1927年）9月任香山慈幼院第一校蒙养园主任。20世纪70年代后期，熊芷病逝于台北。

次女熊鼎，年轻时赴美留学，后在美定居。

熊希龄本人虽曾亲手编辑过自己的一些著述，但刊行的只有《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顺直河道改善建议案》《香山慈幼院发展史》《香山慈幼院创办史》等数种。此外还有《熊秉三先生政书甲编》二册行世，然而仅仅收录了他1912至1913年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电约六万余言。他的绝大部分言论和文字著述都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报刊和清末民初的政府档案中，还有的散佚在民间以至国外。他逝世后，女儿熊芷为其父辑录了《双清集》，是一部两万字左右的诗词集。1982年，《熊希龄集》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于1985年分集出版。收录了熊希龄的著述和各类文件。顾廷龙于1995年主编出版了《明志阁遗著》，收录了熊希龄的一部分遗著，包括文章、序跋、奏折、呈移文稿。1998年12月，于为刚整理的《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收录了熊希龄天津寓所收藏的文稿、函电稿、诗词稿件等。

熊希龄墓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北辛村，从香山公园北门沿煤厂街向东，到中途丁字路口右拐，200米左右路西就是。民国元年（1912年）兴建，是熊希龄家族的墓地。民国20年（1931年）11月，熊希龄将妻子朱其慧葬在这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生圹

北京

熊希龄在北京的故居位于新文化街，从新文化街东口西行，不多远路北有座中西合璧式建筑，砖石结构的两层灰色楼房，这就是熊希龄故居，是熊希龄当年在北京的府邸。其前身是克勤郡王府。辛亥革命后，末代克勤郡王晏森无一技之长，生活窘迫，不得已将王府卖给了熊希龄。熊希龄曾在府内设立水灾善后事宜督办处，后来还在府内一度开办过中华大学，也设立过矿物局等。民国21年（1932年），熊希龄将这座府邸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救济会北平分会，开办教育和福利事业，现为百年老校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部分校舍。

湖南

熊希龄故居，位于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10号，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面积262.9平方米，系四合院砖木结构平房建筑，具有典型的苗族传统建筑风格，现存房屋4间，基本保持原貌。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2002年，公布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立新学校位于钓鱼台北侧，它的前身是熊希龄民国9年（1920年）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在小花园中有熊希龄铜像。2012年，立新学校创办“熊希龄实验班”，还为实验班学生提供奖助学金，中考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可获得熊希龄奖学金。2015年，立新学校改名为北京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