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鹄（1849年-1911年），字节吾，号瓣姜，祖居浏阳普迹青龙头，后迁到县城营盘巷，欧阳予倩的祖父。清朝官员。

清道光二十九年生。祖居浏阳普迹青龙头，后迁到浏阳县城营盘巷。

欧阳中鹄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第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受户部主事谭继洵之聘，教其子嗣襄、嗣同。光绪九年(1883年)，欧阳中鹄进京参加会试未中，返回故里后，谭嗣同、唐才常又拜其门下就读。欧阳中鹄知识渊博，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担任过众多青年才俊的塾师。谭嗣同称其学问“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

欧阳中鹄推崇变革，曾发表“变法之论”。在接到谭嗣同“兴算学”的信函后，欧阳中鹄即着手筹办算学馆。此举遭到了浏阳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反对。欧阳中鹄遂与唐才常、刘善涵等商议，会聚同仁集资，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开办算学社。

随着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展开，此时湖南的变法改革已进入高潮。可欧阳中鹄却对谭嗣同“尽变西法”的主张产生了异议，一改其初衷，变得消极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欧阳中鹄进京纂修《会典》。二十九年授广西思恩知府。旋调省署，总办文案。三十一年，授平乐知府。平乐多瑶族，地瘠民穷。首领下令，生两孩者弃其一，生三孩者弃其二。人心惶恐。欧阳中鹄到任后，先晓以大义，继设平粜，通贸易，置学校，教之以文字。“未期年，成效大著”。时有诗曰：“瑶人拜舞桂人歌，捷报流传美政多”。光绪三十四年，欧阳中鹄调任桂林知府。宣统二年（1910年）补授广西提法使。次年病故，终年62岁。其遗作有《瓣姜文稿》传世。

其子欧阳自耘，字笠耕，精通音律，娶刘人熙之女刘倚霞，刘氏能诗能画并通晓中医，婚后生有一子，即欧阳予倩，欧阳予倩之子欧阳山尊后任北京人艺副院长。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被清皇朝寄予厚望的湘军北上出关应战，到第二年初，却被杀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数月之后，消息传到浏阳，浏阳人深感忧虑和悲愤。就在此时，欧阳中鹄收到了一封两万余字的长信。

这封信来自欧阳中鹄的学生谭嗣同。

在这封长信中，谭嗣同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他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士、民各阶层的沉迷不醒：官则贪赃枉法，虐待百姓；士则空谈气节，虚骄无实；民则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变西法，开风气，育人才。他认为，中国之积弱，首先在人才不济，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桎梏，尤其是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民智的开化，束缚了人才的成长。因此，他主张“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他认为，当前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变法先可“小试于一县”，并提议从算学、格致开始。因为“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亦杂见于古子书中”，实施过程中阻力要小一些；且经费来源有限，规模开始不可太大，可先立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以待经费之充足”。

中鹄读到这封信之后，身心为之一振。立即加以批改，请人印成单行本广为传发，这就是著名的《兴算学议》。

不久，谭嗣同和唐才常回到了浏阳，欧阳中鹄的家成为了他们聚会的场所。

他们彻夜不眠商议，四处奔波谋划，制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订章程》，选定了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为社址，邀约了包括欧阳予倩父亲在内的十六人，每人出资五十缗（一千文为一缗），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中国第一个数学馆——“算学社”终于开办了。

算学社里，谭嗣同亲自授课，讲述算学的用途，并从中灌输变法思想，浏阳的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进程而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