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1916年7月30日—1993年9月28日），湖南茶陵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历任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红军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1月底—1937年11月受伤脱队，归队后，历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空2军军长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4年起任中国驻老挝桑怒工作组组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段苏权，男，1916年7月30日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农民家庭，曾读私塾和高等小学6年。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段苏权历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1932年8月，段苏权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1933年9月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及挺进南浔铁路的作战。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参加西征。同年10月担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红军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游击，掩护主力东进。

1934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南腰界的第二天，黔东独立师立即挥师西进，徉装成红军主力，与“围剿”黔东根据地的万余敌军展开血战。黔东独立师的行动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户，川、黔军阀以为是红军主力，立即布置防堵。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自己的部队在南腰界苏区接连受挫的消息后，下令尾追红二、六军团的部队立即返回，集中兵力对付独立师，四川军阀刘湘也下令川军围攻。一时间，围剿黔东独立师的敌兵力达到十个团。11月底，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下，黔东独立师弹尽粮绝，将士几乎全部牺牲，师长王光泽被俘后受尽折磨，英勇就义。

1934年11月26日，黔东独立师攻打秀山县邑梅镇时，段苏权右脚被乡丁击伤，由通讯班长李通珍背到安全地养伤。

身体勉强恢复康复后，段苏权在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的帮助下扮作叫花子准备回到老家湖南茶陵，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行乞之路。段苏权14岁时离开了家乡尧水高径，回来时又是一副落魄的样子，国民党高径地方当局没料到他是红军队伍里的大官，只将他作为“胁从”看待。父亲段生日又为他上下打点，被安排在乡公所当杂役，干些扫地、打水等杂活。为了迷惑敌人，段苏权遵从父命，与同乡谭秋英结婚，又进入私塾读书，于是乡长对他的监视日渐放松。

1937年9月，段苏权从因伤脱离红军的同乡谭毛苟处获知了红军所在地，便在谭毛苟、父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从茶陵到长沙，坐上了运兵车至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任弼时，重新归队。面对突然出现的段苏权，任弼时大吃一惊：“段苏权，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

1937年秋，段苏权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春结业任抗大政治教员，同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1939年春，段苏权进入中央马列学院攻读政治理论。1940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担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反“扫荡”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段苏权率所部收复塞北重镇张家口。不久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946年10月底，任北平军调部驻承德第十一小组中共代表，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6年10月，段苏权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后兼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在热河地区作战。

1947年5月，段苏权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指挥独立五旅和独立十三旅参加夏季攻势。

1947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十三旅、十六旅、十八旅组建成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黄永胜担任司令员。1948年3月，在程子华力荐下，段苏权接替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段苏权奉命率八纵三万余人南下北宁线，九天行程九百余里直抵辽河，从三江口西渡，21日到达北宁线中段北镇地区，准备围歼锦州外围敌人。

到达北镇当天夜里九时，八纵接到东总急电，命迅速南下，截断义县、锦州两敌联系，围歼葛文碑、大薛屯之敌。从1948年9月23日到25日，段苏权指挥八、九、三纵共六个师五万余人，先围后打，歼灭国民党第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两个团，夺占葛文碑、大薛屯，截断了锦州与义县的通道。

1948年10月14日11时，攻锦战斗开打。八纵的具体任务是，从锦州东面单独攻城，配合南北方面军队对进两个主攻集团的行动。

攻锦战斗结束后，段苏权马不停蹄率部投入辽西会战。1948年10月24日23时至28日拂晓，八纵挥师向东，在锦州、沈阳、营口之间的辽西地区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八纵在赵家窝棚、六间房、康屯、前后尖岗子与敌顽强搏斗，与兄弟部队配合，粉碎了敌人南逃营口、东撤沈阳的企图，并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精锐新编22师大部，拔掉了蒋介石在东北的所谓“旗杆”，导致廖耀湘全军覆没并被俘。在辽西会战中，八纵共歼敌万余人。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黄永胜取段苏权而代之，出任第四十五军军长。段苏权则改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

1949年4月，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抗美援朝爆发后，段苏权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1年11月，段苏权从东北空军司令员任上到大东沟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任第一副司令员兼任空二军军长，协助刘震指挥作战。段苏权的指挥经验得到了前线指战员们的尊重，像“一搜索、二接敌、三攻击、四集合、五退出。现代快速飞机作战，实际上是先退出再集合”这样战评总结，在当年飞行员培训驾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4年2月至1957年3月，段苏权任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

1955年授少将军衔。

1964年，段苏权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担任支援老挝工作组组长。段苏权率领中国工作组取道越南，秘密进入老挝。到达老挝后，落脚在桑怒省香苏县，与凯山领导的老挝人民党中央比邻而居，因而这个工作组又称桑怒工作组。工作组在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部队建设和作战等方面给予了老挝中央很多的帮助。对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作组的处境日益艰难。1967年，中央决定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改成桑怒联络组，段苏权回国。

回国后，段苏权于1969年6月至1970年11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10月至1977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1977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1955年9月，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协助指挥中朝空军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88年7月，段苏权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段苏权曾获选成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段苏权参加创建平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指挥部队攻克、收复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和一批县、旗，捣毁了伪蒙拥自治政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了军区的剿匪、肃反和保卫新生政权的各项工作。1946年初，他参加了军调部执行小组的工作，并任赤峰小组、承德中心小组少将中共代表，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率部参加了宁城、建昌、赵川、平定堡、崇礼等战斗和辽沈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段苏权和后来的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是中共空军中最早一批亲自驾机飞上蓝天的将领。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时年36岁的段苏权在哈尔滨第一航校学轰炸机驾驶科，经过半年的学习和354次飞行，他通过了雅克-18单飞空域。

段苏权为人随遇而安。一次他到昆明出差，没有找熟人，悄悄住进招待所。在入住登记时，段苏权这样写：“段苏权，男，48岁，湖南茶陵人。干部，工作组组长，6级”。服务员不相信，自作主张改成16级，并把他安排在一个三人房间，段苏权坦然接受，没有争辩。两天后，老战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听说段苏权来了，忙赶到招待所探望，但是没有找到。直到这时服务员才明白，这位工作组组长真的是行政6级。这件事成为别人提起段苏权时的笑谈。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怀着多年的夙愿，从北京来到阔别多年的四川省秀山县，回到49年前战斗及蒙难的故地，段苏权感慨万千。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 段苏权走遍了蒙难地区，访问了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他当年也未给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打听到当年的救命恩人的下落。由于时间关系，公务繁忙，他不得不回京。深感遗憾的他只得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代他继续寻找。

段苏权返京不久，他回到秀山的消息传到李木富老人的耳中。在秀山县党史研究室的努力下找到当年救护段苏权的几位老人：时年86岁的李木富和时年94岁的苏仕华，同时得知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了。

段苏权亲眼看到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寄来的几位恩人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写信给秀山县委说： “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他多次寄钱给这几位老人，一次就寄了1000元给李木富。

1984年4月，中共秀山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李木富老人，将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赠送给了他，转达了段将军对老人的亲切问候，并奉上了段苏权寄来的款项。

任弼时评价段苏权：“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他在湘赣搞过根据地，搞过地方工作。红军时期当过独立师政委、在四野八纵当过司令，参加过三人小组，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搞过政治斗争。”

段苏权逝世后，时年91岁的任弼时的夫人陈踪瑛前来灵堂悼念，她说了这样一段话：“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唉，他这辈子，受过不少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