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译报》1938年1月21日在上海创刊。由梅益、王任叔、于伶、陈望道等编辑，姜椿芳、林淡秋、胡中持等参加翻译工作。在同年2月20日以前，报纸是纯翻译性的，稿件主要内容同《译报》相似。之后，增加了由该报社综合各方面的电讯，报道中日战事的新闻，并陆续增辟了社会动态，新闻钥匙等栏目。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

《每日译报》初为四开小报，不久扩成对开大报，并且始终坚持选择有利于抗敌的稿件，如1938年6月3日译载美国记者斯诺的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叙述八路军同日寇交战数月后，已经成为中国最强的一支军队；同年8月23日译载斯诺夫人的文章《华东战场上的新四军》，报道新四军英勇作战，在敌后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

该报及时向广大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如从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同年9月4日出版单行本)；同年11月27日登载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该报对汪精卫等叛国投敌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如1939年4月6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呼吁对汪精卫及其党羽都以叛国通敌罪论处，并且肃清与之遥相呼应的内奸。

该报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迅速予以揭露，如1938年6月15日报道，日机狂轰滥炸广州平民区，炸死、炸伤8000多人；同年5月11日报道，日军在大同成群结队闯进当地居民住宅抢劫，强奸妇女；1939年4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将鸦片像蔬菜、鱼肉一样放在市场公开出售，欲诱使人们吸毒，这比武力侵略更为恶毒。

另外，该报还译载了国际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和罗素等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为看到对于东方文化的狂暴的摧残，为了人道，为了和平和民主，我们提议: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起来自动地抵制日货，不卖和禁运军火原料给日本，并与日本停止一切有利于日本侵略的政策合作；同时并尽可能援助中国从事救济与自卫，直到日本从中国撤退所有军队和放弃其侵略政策为止。”

《每日译报》的“特讯”、“专电”，常报道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和前线战况，这些都是在上海租界别的中文报纸上难以看到的。该报除了登载新闻、特写、社论外，为了联系各阶层群众还陆续推出“星期评论”、“时代妇女”、“职工生活”、“书报评论”、“社会科学讲座”、“青年园地”、“戏剧电影”、“儿童周刊”、“科学知识”、“语文周刊”等专刊及“爝火”、“大家谈”、“前哨”、“上海读物”、“文艺通讯”等副刊，并增出冯宾符主持的附刊《译报周刊》(曾印行“新四军特辑”，登载叶剑英的《日军跳跃战和中国的应付》等重要文章)。该报由于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消息准确，编排新颖，颇受各界欢迎，每期发行量曾达三万份，有时上市不到一个钟头就被读者抢购而空。

《每日译报》译载的稿件，起初博采自上海租界内出版的俄文《消息报》、英文《字林西报》、法文《上海日报》、德文《远东新闻报》以及在上海租界内能看到的许多外国刊物，后来也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新闻电讯，并且从内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纸转载文章。对于一些不实的外电报道，编辑都认真加以处理，例如:在武汉失守后的第三天，路透社即称日军已经进逼宜昌，编辑认为这绝非事实，就在这篇报道的前面加上标题为《路透不明地理，误传宜昌被围》的按语，指出:“汉宜间的水陆路程不近，我军在江面到处布雷，陆地要冲均配置有重兵，日军不可能如是迅速由汉口进围宜昌”；路透社闻讯，马上来函承认失误，说明其驻万县的记者确实把地方搞错了。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上海租界当局限制言论和新闻的通知频频发给报馆，编辑们巧妙地进行周旋:不准出现“抗战”便以“奋战”代替，不让提及“汉奸”便以“歹徒”代指，用各种方法使之不能抓把柄查禁。

《每日译报》的社会影响很大，它成为上海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也犹如直刺日伪心脏的锋利匕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报曾首倡“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近八万市民响应；还曾经向工商界募集龙头细布七千匹、胶鞋四万余双，组织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因而，日伪不断施加压力，最后英国方面妥协让步，上海租界当局于1939年5月18日迫令该报停刊两周，此后复刊无期，终被扼杀。

同年6月22日出版的《译报周刊》发表了《告别读者》，其中说:“亲爱的读者们，切莫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中国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蓬勃起来的，这同中国抗战一样，必然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自然要更坚决地更沉痛地奋斗下去，‘碗里不见镬里见’，后会有期。”

《每日译报》虽然只存在一年多时间，但它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孤岛”时期上海各界联合起来英勇地同日伪进行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