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1914年1月9日—2003年9月13日），原名陈少卿，广东潮安人，中国宣传活动家、翻译家。

梅益，原名陈少卿，1913年1月生于潮州西门小卞厝巷一户贫困的人家。

梅益上学晚，13岁才在城南小学毕业，同年考上了潮州省立四中（金山中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未能入学。后经其兄的同学龚文河告知校长杜国庠。杜国庠遂破例不收学费。梅益借了别人学过的课本，就这样上学了。上学之后，梅益很用功，课外还读了不少书刊。后来，因为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梅益的哥哥被捕、龚文河牺牲，杜校长被逼出走，这些都给梅益带来极大的刺激，让他产生了离开潮州的愿望。高一下学期，梅益班里有3位同学要到上海读大学，要他一起去。于是，他们4个人一起到了上海，但是梅益由于交不起学费，又害了伤寒，只能回到潮州，在城南小学任教。

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在校学习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1年经友人介绍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

1932年夏天，梅益独自到北平，一面寻找革命组织，一面到北京图书馆自学英文。从1934年开始，他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等副刊和一些刊物发表一些散文和译作，开始靠稿费度日。　　

1935年初，梅益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幸得到朋友帮助，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一民立中学教书，但由于他让班上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不久，梅益和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取得了联系，与“左联”作家何家槐等共同编机关刊物《每周文学》。

1937年，梅益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沦陷后，为突破日伪的新闻封锁，梅益和夏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出版了四开日报《译报》。1938年《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后，梅益任总编辑。与此同时，他还按照党组织要求创办了第一份挂洋商招牌的政治性期刊《华美周刊》，在《华美周刊》上转载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什么是游击战》等文章，这份周刊政治色彩鲜明，是当时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成为中共江苏省文委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堡垒。在此期间，他还负责主编或与别人合作创办了《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受到当时负责领导上海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的充分肯定。同年，梅益接到了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任务，他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完成翻译工作。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因贫病交加死于非命。　　

1941年冬，梅益投奔陈毅领导的新四军，来到抗日救亡前线。他先后在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在安徽参加创办新四军江淮大学和建设大学等，并担任两校的党委书记。

1945年9月，梅益同志奉中央指示返回上海，负责筹办《新华日报》。

1946年初，他到南京梅园新村工作。同年6月，他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兼代表团发言人，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在代表团工作期间，他除了与众多媒体接触外，还担负着统战工作和保护由于种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解救与保护革命者和党外的民主人士。

由于国共和谈破裂，1947年3月，他随代表团全体同志撤离南京回延安。在延安，梅益同志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副总编辑，分管广播。国民党军队进占延安后，新华总社先后转移到瓦窑堡、太行山区的涉县和河北省平山县，他除了继续负责分管的任务外，还按党的指示在晋冀鲁豫地区建立电台，宣传报道解放战争的情况。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梅益同志随新华社进北平。随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北平，他担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兼北平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管理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盛况转播工作。同月，政务院（国务院）决定成立广播事业局，任命他为副局长。

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57年当选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为普及发展我国的广播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搞好电台对内广播宣传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建立对外广播电台，开展对外广播，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他遵照刘少奇同志要搞电视播放的指示，带领广播事业局的科研技术人员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不断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前夕，建成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并录播了当天庆祝十周年的实况。

为了扩大我国广播事业的国际影响，梅益同志多次率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英国、瑞士、古巴、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为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广播文化事业交流作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到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三国考察，帮助三国建立广播电视台，受到了三国领导和人民的称赞。

“文化大革命”期间，梅益同志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体遭受重创。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1977年5月，梅益同志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8年后，他历任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副院长，党组第一书记、秘书长等职。他进入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全新的领域后，虚心地向专家、学者求教，经常登门拜访著名专家学者，与他们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研究如何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中交结了许多诤友知己，为社会科学院的初建和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6年年初，梅益同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副主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后担任名誉会长），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工作，1995年离任。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10年期间，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的高峰和完成时期，也是策划《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时期。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依旧全身心地投入到百科全书的编纂发行事业之中，带领大百科出版社的全体职工共同铸造了中华文化的丰碑──浩浩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他的一系列涉及百科全书的文章、报告、谈话和他的著作《梅益论百科全书》，是对我国现代百科全书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百科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他还主持编辑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简明中华百科全书》等几十种大型工具书，领导出版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丛书，其中有多部大型工具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等项国家大奖。1997年他荣获第五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宣传活动家、翻译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第一书记梅益同志，因病于2003年9月13日18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2003年9月2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在黑地白字“梅益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下，悬挂着梅益同志的遗像。遗像下方摆放着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艰难求学有人助　　

梅益小时候家里很穷，上学晚，1926年才毕业于城南小学，同年考上潮州省立四中，也就是金山中学。可学校开学半年多了，因交不起学费还未能入学，后经其兄同学龚文河告知校长杜国庠。杜校长非常同情他，遂破例免收学费让他入学。上学以后梅益很用功，课外还读了不少书刊。后来，因他哥哥参加彭湃领导的岭东总农会工作被捕，龚文河又牺牲，杜校长被逐出走，这些都给他极大刺激，于是产生了离开潮安的愿望。高一下学期，梅益与班里3位同学一起去上海，他们4人买了伪文凭，考进了由胡适和马君武先后当校长的中国公学。但是学费交不了，甚至连吃饭也没钱，深秋时候又害了伤寒，没有上学。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潮州人洪应堃给他找到回城南小学教书的机会，还有一位做生意的郑雪痕资助了他30元，这样梅益又回到了城南小学任教。　　

梅益曾回忆说：“1949年9月2日，全国政协开幕的那一天，我终于在怀仁堂见到了阔别23年的恩师杜国庠。——我含着眼泪紧紧抱住他。如果不是他在我困难的时候扶我一把，我怎么能在怀仁堂见到他”。梅益还针对杜国庠免费让他入学一事说“改变了一个本该当学徒的人的生活道路”。

教了一年半的书，积存了130元，1932年夏天，梅益独自上北平，一面寻找革命组织，一面到北京图书馆自学英文。这个时候，他常常一早起来就怀揣两个烧饼，直奔图书馆学英语，中午找点开水，两个烧饼就是午餐了。他身上带着很多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随时随地背单词，就这样，他学会了“又聋又哑”的英语，后来翻译出了影响巨大的作品。

梅益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梅益从1938年到1941年历经四年多的岁月，艰辛地完成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其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新中国成立前还有过其他的版本。据说最早的版本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译者是段洛夫和陈非璜，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件事几乎不为人所知。梅益同志的译本，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阿历斯布朗的英文译本转译的，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此书很快引起轰动，解放区的书店纷纷翻印。虽然该书先后有多种译本，但最终还是梅益的译本流传最广最久，影响和激励了中国几代青年人。

1983年第1期《翻译通讯》刊登了这篇由梅益同志撰写、署名“本刊记者”的文章——《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　　

梅益同志在文章中说，1938年抗战时，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有一天，刘少文同志带一本书来看他。这本书，就是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译本。刘少文对他说：“这是一本好书，描写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对我国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请你把这作为党交给你的一项任务，把它翻译出来。”梅益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但由于上海当时已成“孤岛”，在艰苦的环境下，他要同时去完成党交办的其他几项任务，所以只能时译时辍，前后花了近5年时间才译完，交给新知书店出版。梅益同志还说，他在译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姜椿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很大帮助。当时，姜椿芳同志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的活动，但他抽空用俄文版仔细地校阅了梅益同志的译本。英译者删节的部分，也做了补充。　　

梅益同志还谈了他译书的体会，说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作品所描写的许多事物，特别是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很不熟悉。当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完全缺乏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译本，不仅要求译者要有语言修养和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要译者熟悉作家本人，熟悉作家的社会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熟悉作家的创作手法等，这些是提高译本的艺术水平的重要保证。”梅益同志说，当时他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作者和译者都共同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共同热爱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这共同的立场和感情，使译者对作者所描写的生活和斗争比较容易体会和理解，因而使译文也比较能够达意传神。　　

梅益同志说，他的另一个困难是从英译本转译，使译文的“信”和“达”受到了限制。他说，考虑到民族语言的因素，译文的“信”和“达”也不是绝对的。文学译本不应当单纯是一种精确的复制品，它既要求准确性，又要求艺术性。文学译本最好是直接从原文译出，效果较好，经过转译后，总不能很好地传神。他认为，他的中译本由于是转译的，因此在充分传达原著的艺术风格上“很可能有缺陷”。但，他考虑到译本的主要读者是青年人，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职业青年，因此不是紧扣字面、死译硬译，而尽可能使译文通顺流畅，让读者能够读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梅益同志对译文曾多次进行过修改，但他谦虚地说：“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做好。”

梅益在江苏

1946年国共和谈，梅益被调到南京中共代表团。6月底，梅益由上海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和他做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让梅益负责新闻处的工作。梅益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同时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梅益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中国记者，代表团的另一位发言人王炳南主要是对外国记者。在代表团，梅益的主要工作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前线战事等消息通知新闻界，“让他们了解谈判和战场上的情况、我党的政策和对时局的态度等”；“回答新闻界提出的问题”；“搜集情报”，梅益利用新闻记者接触面广，消息灵通的职业特点，多方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态。一次，有记者告诉梅益，国民党准备在苏北战场使用毒气弹，梅益立即将这一消息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汇报，并通过报纸予以揭露，使国民党陷于被动之中。梅益还积极主动的做记者工作，既争取反动记者，又团结进步记者，“除向他们透露一些重要消息外，还和他们交朋友、谈政策、给他们出版物，使他们看问题、写东西能够深入一步。”“还做一些接待工作，当时许多要找党或是与党失掉关系的人都到代表团来接头”，梅益经常接待这些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开始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和谈破裂。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和谈彻底破裂，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返回延安。按照中央的安排，梅益需留下来协助董必武处理善后事宜而没有马上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直到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即将撤离时，梅益等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在《南京人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告别声明》，随后和董必武及代表团的其他留守人员一起撤退到达延安。

创建崭新广电事业　　

从1947年开始的20年时间里，梅益把他一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因此，有人说，梅益上世纪40—60年代的经历，等于一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创业史；也有人说，梅益是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著有《梅益论广播电视》一书，从中可以验出他洒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上的心血。现在我们仅就几个侧面看看他在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期间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梅益在大抓事业建设的同时，对编播部门进行了重大调整，把单一的广播机构，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台。首先，确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专门从事对国内广播的电台。然后，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部独立出来，成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43种语言（其中有38种外语）从事对外广播。随后，各地省市也都成立了广播电视台。就这样，在我国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广播电视网。　　

早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时候，梅益就注意培养播音员。我国早期的著名播音员齐越，就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1949年进城以后，广播事业迅猛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开展对外广播，外语干部十分奇缺，靠自己培养，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通过多种渠道，采取许多措施，直接从当时的苏联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中物色干部。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一批热爱祖国的华侨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纷纷来到北平，投入祖国的广播事业，成为对外广播中，越、柬、老、泰、印（尼）、缅、马、菲、俄和闽南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等语言的开播元老。　　

1957年梅益在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期间，被选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有关国际会议。　　

1965年，梅益带着一个会讲潮州话的工作组到澎湃烈士的家乡广东贫困的海丰参加“四清“。1966年奉命回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冲击，开斗争大会的第一天，对他提出的第一个“批判”就是他一贯不敬重江青：江青要谭鑫培的唱片他不给，江青要80盘进口磁带他要江青付外汇，江青到广播局7次他都没有接见。

梅益同志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担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史沫特莱介绍红军的文章《红军在前进》（1938年）、描写日本海战的《对马》、《尼特鲁自传》（1941年）、《列强军备论》，和他人共同翻译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斯诺夫人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以及在国内影响很大、教育几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2年）。

著作有《梅益论广播电视》《梅益论百科全书》等。

为纪念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翻译家梅益同志逝世一周年，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该文集由图片和文字两部分组成，浓缩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文字部分按内容的不同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包括梅益同志逝世后国内主要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报道；第二单元收录了梅益同志生前所做的口述回忆《八十年来家国》和他的遗作；第三单元收录了梅益同志生前的同事、战友、学生和亲属的回忆文章；第四单元为附录，收入了5篇有关梅益的采访报道及生平介绍类的文章。

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目前公认为质量最佳、流传最广的译本，影响和教育了中国的几代人。他主导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它是东方文化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象征。梅益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功绩。

梅益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长达68年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曲折，但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使在离休后和病重期间，还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品质。他知识渊博，勤于思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专家学者为良师益友，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作风民主，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他艰苦朴素，不计名利，为人坦诚，光明磊落，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称赞。

梅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学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宣传文化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在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和人民将会永远铭记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