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守白，医学寄生虫学家。他主持和参加了血吸虫及其中间宿主钉螺的生物学研究，在血吸虫病的实验研究技术、免疫诊断、以及发展抗血吸虫新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防治实践。他长期主持中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工作，在制定科研规划和防治策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年从事医学寄生虫学教学，为中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世界卫生大会为表彰他在血吸虫病防治上的贡献，授予“里昂·伯尔纳”基金奖。

毛守白于1912年12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书香门第。其父系前清秀才，兴中会会员，思想开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曾损资兴办医院和学校。毛守白的双亲十分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幼年念过私塾和初级英语夜校，后在上海市民立中学完成初中学业，因立志学医，遂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中学时代的毛守白，由于学习勤奋，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时常获得学校的奖励。1931年夏，他由预科升入震旦大学医学系，1937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是时，适逢日本大举入侵，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他义愤填膺，激于爱国热情，接连义务服务于上海第三伤兵医院和上海第一难民收容所，以所学的医术积极投身抗日医疗救护工作。

1938年8月，毛守白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先后攻读热带医学、公共卫生学和疟疾学，并利用空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他的导师对这位中国学生偏偏选学在中国不受重视的学科感到难以理解，毛守白的回答是“中国的寄生虫病太多了”。可是，当他于1939年带着三张文凭和两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抱着拳拳爱国心回到祖国时，等待他的竟是长达14个月的无业可从。在那国难深重的年代，他空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但却报国无门。

1940年12月，毛守白受聘担任上海信谊血清疫苗厂厂长。1941年7月，他兼任上海医学院寄生虫学讲师。1942年，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上海“租界”，毛守白不堪忍受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屈辱生活，毅然随上海医学院内迁，历尽艰辛，辗转到达重庆，担任该院寄生虫学与细菌学副教授。1944年7月，他在重庆受聘于中央卫生实验院，担任寄生虫学技师，使他能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从事专业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守白随中央卫生实验院迁至南京，并于1946年受聘兼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1946年春夏之际，他和同事们前往无锡、苏州血吸虫病流行区农村进行调查，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十分凄惨的景象：成排置于村后小河边的粪缸内充满着鲜红的血便，曾是人口稠密的村庄竟然十室九空。血吸虫病造成的危害比他原来想像的要严重得多。苏南此行，使他的学术生涯从此与血吸虫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中国的日本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综述》、《日本血吸虫形态记录》、《中国江苏苏州、无锡地区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和《日本血吸虫尾蚴从钉螺逸出的探讨》四篇关于中国血吸虫病研究的论文在美国的热带病学和寄生虫学杂志上发表，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47年，毛守白获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赴美国、英国和埃及进行血吸虫病专项进修和考察，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合作从事血吸虫病研究。1948年，他刚从美国回到南京，即在市郊栖霞山选了一个范围不大的血吸虫病流行区拟进行灭螺试验。当地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仅孳生在一段长不足1公里的河道内。他想试用土埋法灭螺以根除血吸虫病的危害，所需经费只需250公斤谷子的代价。可是，从当地的乡公所到国立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他一次次恳求，一次次碰壁。冷酷的现实迫使他作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毛守白提供了得以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当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卫生部的代表进驻中央卫生实验院时，他向军代表递交的第一份书面报告，就是提请原籍在北方的指战员，南下后务必注意预防广泛流行于南方的血吸虫病和疟疾。1949年冬，他在第三野战军卫生部的领导下，在浙江沿海地区调查指战员们的蠕虫感染情况。1949年底，部队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大队，他应邀到设在浙江嘉兴的中心防治站担任技术指导。在此期间，他以巨大的热情奋力工作，培训部队医务人员，编写普及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预防通讯》 ，制订血吸虫病诊疗规范。他在3个月内完成了第27军全体指战员的血吸虫病粪检普查和治疗任务，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他因此荣立二等功，并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

1950年10月，国家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当时全院仅有医学寄生虫学专业人员17人，而全国各地的专门人才更为缺乏，远不能适应寄生虫病防治、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需要。为此，他向卫生部领导建议并被采纳，于1951—1952年在华东分院相继举办了两届高级寄生虫学师资进修班，共招收71名学员。这两届学员结业后被分配至全国各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医学寄生虫学高级师资和研究技术骨干，并通过他们造就出更多的专门人才。

1956年，中央卫生研究院组建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其在南京的华东分院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并于1957年迁至上海（1983年8月划归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毛守白任该所研究员，并先后被任命为副所长、所长。1984年6月，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和寄生虫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亲身的经历和新旧社会制度的鲜明对比，使毛守白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人民幸福、社会进步。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守白在医学寄生虫学领域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血吸虫病的研究方面。血吸虫病是危害世界各国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它在中国的分布遍及南方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患者1200余万，威胁着数亿人，不仅摧残人的生命，而且阻碍生产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1956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将该病列为限期消灭的9种主要疾病 之一。但是，要消灭一种在中国已流行了几千年、分布又十分广泛的疾病谈何容易。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对该病确切的分布范围和患病人数有待查清；查病方法仅靠传统的粪检不能适应大规模普查的要求；治疗药物使用锑剂需静脉注射，疗程长，且毒性大，严重反应者会发生死亡；灭螺采用土埋，不仅费工，且其应用有局限性；在血吸虫及其中间宿主钉螺的生物学，以及动物贮存宿主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有待阐明。

为在短期内查清血吸虫病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和感染血吸虫的人数，毛守白从当时尚处于开创阶段的免疫诊断研究入手，并经改进，创用肝卵抗原代替成虫抗原作皮内试验，证明其效价不低于成虫抗原。由于取材于感染家兔的肝脏，诊断用抗原可以大量制备。1957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推广应用肝卵抗原作皮内试验，并结合对皮内试验阳性者进行粪便检查，很快完成了6000余万人的普查任务，从而迅速地掌握了中国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和感染人数的情况，为制定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为提供血吸虫病实验研究的手段，毛守白于50年代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抓住血吸虫生活史的各个环节，建立了人工饲养钉螺、血吸虫毛蚴实验感染钉螺、血吸虫尾蚴感染实验动物、血吸虫童虫体外培养，以及血吸虫病实验治疗、抗血吸虫药物筛选等一系列实验方法和常规，推进了血吸虫病的科学研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防治工作。

毛守白在主持发展抗血吸虫新药的研究中，由于抓住了化学合成、筛选、药理和临床试验等主要环节，开展多学科研究，并与生产、防治单位协作攻关，使在研制口服、高效、安全、短疗程的抗血吸虫新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曾沿用了几十年的锑剂终于被完全取代。

毛守白和同事们通过对来自各地的钉螺标本进行比较研究，作出了“中国大陆的钉镙是一个同属种，即湖北钉螺”的结论，并指出以往国外学者提出的以齿舌公式作为钉螺分类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从而澄清了20余年来国际寄生虫学界认为“中国大陆的钉螺有十几个种”的错误论点。以后，国内外陆续有人从细胞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方面，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正确结论。

毛守白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的进展和经验，主编了近80万字的专著《血吸虫病学》 。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主要著作尚有《寄生虫病学》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及《中国人体寄生虫病文献提要》 。他还担任了《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主编， 《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版）副总编辑，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顾问及《美国临床寄生虫学进展》编委。

毛守白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深受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推举或受聘担任的其他职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兼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全国丝虫病防治科研技术指导组顾问，全国包虫病防治中心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血吸虫病专家咨询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设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主任，中美医药卫生科技合作协议寄生虫病领域中方协调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法国国家药物科学院通讯院士等。他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传中国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重大成就，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84年5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授予毛守白“里昂·伯尔纳”基金奖，以表彰他在社会医学，特别是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1989年，由法国佩皮尼昂大学提名，经法国国家教育、体育与青年部批准，授予毛守白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毛守白在从事和领导寄生虫病研究工作中，积极贯彻科研工作为防治服务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验室与现场相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探索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律，验证实验室研究的成果，他不畏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身背行囊，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到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农村，建立防治试点。他常教导青年科研人员要深入农村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在不断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寄生虫病给流行区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毛守白十分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教育和培养。他主持了十余期全国性的和由研究所举办的高级寄生虫病学进修班，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和担任讲课任务。70年代后期起，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他亲自为所内举办的英语和法语提高班讲课，有时还利用节假日在自己家中辅导学员，提高了他们的外语水平，为中青年科研骨干进行对外学术交流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条件。他还告诫青年科研人员，在努力学习外语的同时，切不要忽视学习中文。为此，他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中文学习班，以提高科技论文的写作水平。他常说：“没有坚实的中文基础，是无法学好任何一门外语的”。

毛守白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亦深为同事及晚辈们所称道。他虽长期患有眼疾，视力十分不好，但经手的大量中外文学术文稿，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文化大革命”中，毛守白身陷逆境，被送往江西农村，搞了半年多血吸虫病粪检普查。农民送来的粪样，全用纸包着，上面的姓名写得歪歪扭扭，时间一长，纸湿透了，字迹更模糊。毛守白为防止弄混名字，检查时总把粪样拿到离眼睛仅二三厘米的近处仔细辨认。同事们纷纷要来帮助，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搞寄生虫的，还在乎这些味道？”他惜时如金，决不愿无谓浪费片刻的工作时间。到外地开会、讲学，他常常是上午结束，下午便返回，甚至下午结束，晚上就返回。无论是从国外或国内某地出差后回到上海，次日早晨他必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室。在担任寄生虫病研究所名誉所长职务以后，虽日常事务有所减轻，但他仍坚持每天到研究所上班，著述、文稿审校、讲学、技术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在他的心目中，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闲得住呢！

1912年12月30日　出生于上海。

1931年　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预科。

1937年　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系，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8—1939年　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进修。

1940—1942年　任上海信谊血清疫苗厂厂长。

1941年　任上海医学院讲师

1942—1944年　任上海医学院（重庆）副教授。

1944—1949年　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先在重庆后在南京）技师。

1947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

1947—1948年　赴美国、英国和埃及进修和考察血吸虫病，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进行血吸虫病研究。

1950—1956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技师、研究员。

1956—1983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兼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

1984年—现在　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学会名誉主任委员。

1992年4月21日　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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