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烽，1923年12月出生，河南省武陟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武陟县广济小学。1938年1月入伍参加八路军，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工团副团长、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总政文艺处处长、思茅军分区副政委、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副军职待遇。著名革命电影《英雄儿女》编剧。1983年7月离养后，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活动，为培养教育青少年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沈阳军区、总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离休干部、离休干部标兵；被国家民政部等7部委授予“老有所为金榜奖”。

1923年12月出生河南武陟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武陟县广济小学。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士、通讯员、侦察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实验话剧团团员、戏剧组组长，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团员、副团长，东北十纵队宣传队长、指导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干事、民运队长、协理员、秘书科长，志愿军第四十七军秘书科科长，总政治部编辑组长、秘书、文艺处长，昆明军分区副政委、文化部部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战争年代，曾编写《为谁打天下》、《杀敌立功》等剧目，解放后曾创作《黑山阻击战》、《英雄儿女》等剧本。著有小说《一支人参》，歌剧剧本《为谁打天下》、《毛不登》，电影文学剧本《黑山阻击战》、《英雄儿女》等。《黑山阻击战》、《英雄儿女》均已拍摄发行，并列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英雄儿女》获第四次文代会优秀作品表彰奖。

20世纪50年代，为了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全国人民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宣部等部门决定拍一部志愿军战士英勇献身精神的影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将巴金创作的反映抗美援朝亲情的短篇小说《团圆》（1961年8月《上海文学》）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责成将它改编为电影。

导演武兆堤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看完了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稿子《团圆》，感到确是一个好本子，但要将不到二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却决非易事。于是，武兆堤想起我这个抗大时期的老同学。当时，我在总政任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武兆堤找到我说：“这改编的事就得找你了，你在朝鲜战场生活战斗了五六年，有着跟小说里同样的经历，小说《团圆》太简单了，必须要有大量的素材来充实它。”

我推脱说：“没有写电影剧本的经验。”“还要啥经验？你在朝鲜战场上，有那么多的经历和故事，如能融入剧本里，就是最好的经验！”见实在拗不过武兆堤，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和武兆堤一起废寝忘食、彻夜笔耕了20多天，终于将剧的雏形框架搭了起来。一番反复斟酌后，总感觉还不够味，没有把主题表达出来，特别是主人公的塑造，缺乏鲜明的个性。

怎样才能更生动地体现出志愿军英雄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顽强的精神呢？当然是以推出的现有典型为好，可是小说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况且，在英雄的典型当中，已有了堵枪眼的黄继光、炸碉堡的董存瑞、烈火中的邱少云……几经思量，所有的构思均不理想，仍尚需调整。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保留过两个厚厚的《志愿军一日》记录本。

它可不是普通的记录本，而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共有上千篇日记。我兴奋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细细地翻阅品读，里面有：418团战士腾桂桥，拉响爆破筒与20多个美国鬼子同归于尽；422团连长扬宝山，抱起大石头与美国兵同归于尽；422团一位43岁的老连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握着两棵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415团在朔宁前线战斗中，涌现了25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特别是步话机员王树昌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我。

激战中，王树昌被派去参加281.1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从早晨到中午，有时来不及调炮，他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战斗到了12时，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密密麻麻的向王树昌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快打周围50公尺！打30公尺！打20公尺！”，团长孙斌急切问他：“你在什么位置，有何危险？”他庄严急切地呼喊：“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最后，他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接着，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成群的敌人，同魔鬼同归于尽。读此，片中王成的形象瞬间脱颖而出——从呼叫炮火支援，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不加任何虚构，把王树昌的事迹搬上银幕即可。所不同的是，仅仅把王树昌的手榴弹换成了王成的爆破筒。对于影片文工团员王芳的形象，我是不陌生的，我爱人宁敏就是文工团员，文工团的生活，我是熟悉的，象王芳歌唱炊事员的临场采访、现场演唱，或行军途中的呱哒板宣传，都是朝鲜战场宣传鼓动工作的真实再现。

影片中的政治部主任王东的形象，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我在朝鲜战场的三年里，基本都在军政治部机关工作，影片中王主任的工作环境、战争生活、习惯动态，以及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若定、沉着刚毅我都再熟悉不过，他所表现的父女之情、战友之情、阶级之情，正是我亲历和见证的。我接待过祖国慰问团，当过慰问团长和郭沫若的临时秘书，见证了志愿军与祖国亲人之情，亲历了中朝军民之间的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情厚意。

整个创作过程中，朝鲜前线的一幕幕真实生活，叩击着我的心灵，有时写着写着便不由自主地一任泪水汩汩而流……历时28天，总计3万字的电影剧本《英雄儿女》终于象足月的婴儿诞生了。很快，剧本转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重点拍好这部影片，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同时，剧本也送到了远在上海的巴金手里。巴金看后，表示同意将它拍成电影。

接下来是电影主题歌曲的创作，我和武兆堤分头写，然后再一起碰，几次易稿都不满意，总感到词写的太实、太白、不深。武兆堤说：“我去找一下长春师大的教授公木，他很有水平，写过不少的歌词，何不请他来帮忙？”武兆堤跟公木一说，公木欣然接应允了，仅用一天就完成了歌词的改写，从长春寄到北戴河。我俩一看，真不愧是著名词作家，写的真诚、深邃、浪漫。木公在信中附言：“是剧本启发了我的灵感，是剧本的人物催生了歌词的生动。”

随后，公木又找长影的著名作曲家刘炽谱了曲。从此，《英雄赞歌》激昂旋律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就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观看了这部影片。一天晚上，当时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是到了火热的斗争中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头，他到了抗美援朝战场，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文革”期间，《英雄儿女》被禁演，我也因此被关押，囚禁了一年零八天，但我坚信，这部影片没有错，我坚信，一名共产党员要为捍卫真理而斗争，这就是我的信念和意志，我无怨无悔！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个年代，是周恩来总理点出要放映四部影片：首先就是《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后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获准。

朝鲜停战后，我被调到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后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1985年离休进干休所，我的晚年生活很丰富，担任300多个单位名誉校长、德育老师、客座教授、校外辅导员、名义指导员等职务，累计作传统报告1000多场。能参与《英雄儿女》的编剧是我的幸运，我要象影片中王成说的那样：“活着就要象条龙，不能象条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