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6社，地处长江西岸二级阶地。遗址分布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保存较好区域面积为6.45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

早在1981年开始的第二次中国文物普查时，考古专家在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就发现了汉东城遗址。遗址分布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存保存较好区域面积为6.45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

2013年10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考古专家对汉东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再次考古发掘。2015年1月，考古人员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试发掘，就发掘成果向验收组专家及媒体记者做了介绍和通报。

已试发掘面积大约是8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101处，出土器物800余件，器物标本4500余件。

遗址内出士的文物涵盖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历史各个时期，专家认定汉东城遗址为“通史式古城遗址”。

考古人员还在汉东城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城墙、高规格石板道路、精品瓷器、设计精妙的排水系统，确定汉东城遗址应为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置万寿县的县治所在地。

据《江津县志》、《新唐书》等记载，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万春县设立，县衙就在现今的朱沱镇汉东村，两年后万春县改名万寿县，直到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废县，汉东被并入江津县，原县衙及周边地区成为江津县的一个乡——汉东乡。

汉东在明代更名“思善”，清代更名“五福”。“湖广填四川”时，因迁来移民朱姓居多，他们聚居的地段（今朱沱老街至新民街及其以下地段）江流回漩，有一泓浩大回水沱，人们称之为朱家沱，简称朱沱。

现今的朱沱镇汉东村，是一个长江边上寻常的小村庄，在当地百姓的口耳相传中，这里一直叫做汉东城。

[注：1979年4月，朱沱从原江津县（现江津区）划归原永川县（现永川区）]

2013年10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汉东城遗址地破土，开始了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一共清理了7座房屋的基址、50多个灰坑和5座墓葬，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石板路、陶窑等各类遗迹101处，虽然只试发掘了不足1000平方米的面积，就已出土器物小件800余件，器物标本4500余件，包含生活用器的方方面面，可以想象，曾经古城历史上拥有过的繁荣，当时的汉东城又是何等的繁华。

出土的文物依质地，分为陶、瓷、石、铜、铁等五大类。可辨器形有陶罐、陶器盖、陶钵、陶网坠、陶纺轮、瓷碗、瓷盏、瓷杯、瓷灯、瓷壶、瓷罐、石斧、铜钱、铜镞、铁钱、铁刀等。出土器物历史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

从这些出土的瓷器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窑口众多，有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邛窑、合州窑、达州窑、金村窑、西坝窑、涂山窑等10余种。二是器类繁多，有影青高足碗、影青花口碗、影青化妆盒盖、酱釉瓜棱执壶、影青斗笠碗、影青花口盏、酱釉婴戏纹碗、酱釉花口盏、青瓷碗、青花器座、青花碗等10余种。

经过修复后，一些瓷器依旧能够看到精美的花纹和工艺，其中一些瓷器润如玉，薄如纸，灯光可以透过。

经著名陶瓷考古专家陈丽琼鉴定，当中的精品瓷器多集中于唐、北宋早期。其中，不乏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等名窑产品，与重庆本地其他唐宋遗址多以涂山窑或是邛窑瓷器形成鲜明对比。

此次出土的精美瓷器中，一组出自北宋时期湖田窑的瓷器，青白色的光滑瓷面还带有暗纹；两只小得可以用手指把玩的陶人、陶狗，被考古专家认为是唐代时期的小玩具；精致得只有大拇指粗的陶壶，甚至连“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很难说出其用途。

第三次阶段性考古发掘

第三次阶段性考古自2016年10月开始，至2017年3月，共发现灰坑84座、房址11座、墓葬3座、沟13条、柱洞54个，出土陶、瓷、石、铜、铁、骨质小件共计1200余件，以唐宋时期川渝地区各窑口以及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繁昌窑等瓷器为主。

此外，考古队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陶窑、商周时期墓葬、唐宋房址，同时发现了城体内完善的排水系统。据考证，汉东城遗址东部紧邻长江黄金水道，近可与合江、江津等相通，远可直达武汉、上海等地，曾经是重庆的十八水驿之一。

据悉，通过本次考古进一步明确了汉东城遗址宋代市镇布局及功能分区，与金属加工相关的坩埚类遗存及手工作坊的发现对于探讨宋代市镇的金属加工形式及工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王贵祥教授此前在实地考察汉东城遗址时表示，汉东城的城市空间技术、城市格局和护城墙的结构完整地展示了宋代小城市的形象。像这样被发掘出来的宋代小城，有这么好的道路、房舍和排水系统，还是第一次见到，其完整和规整的程度，都表明了汉东城在宋代已经相当富庶。

2013年10月——2015年1月，历时1年余，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经过遗址勘探和文物修复，专家论证，查阅相关史料文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考古研究，这座千年前唐宋时期的古县城终于露出真容。

古城规模：县城居住几千人

汉东城遗址分布面积约40万平方米，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核心区域约2万平方米。

汉东城依据地势而建，整个城市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东面不足百米处，就是滚滚长江。根据《江津县志》，宋代时包括汉东城在内，整个江津县也只有2万多人。以此推算，如果单就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在此地兴建的万寿县而言，整个县最多1万人，在县城中居住的，估计只有几千人。

古城主干道：街道宽度近4米 巨石砌成

根据勘探，整个汉东城遗址有一纵四横5条街道，纵向道路连接南北的商业区、居民区，而横向四条道路直接通往长江边。

这表明汉东城的交通曾经比较依赖长江水路。汉东驿作为古重庆十八水驿之一，上可达四川省合江县、泸州市，下可到重庆江津区。

5条道路中，考古人员已清理出2条街道，均是青石板铺成。其中纵向的街道宽达3.8米，足够两匹马车并行，横向街道宽3米。

“这样宽的道路，在唐宋时期县城遗址中比较少见。”遗址考古负责人代玉彪介绍，“成都的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道路也只有2米多宽，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汉东城经济发达程度。”

古城布局：商业区在城中间

整个城市北面是衙署区、居民区，南面是商业区，符合当时前朝后市的城市布局格局。城市大致分成为居民区、商业区、宗教活动区和手工业四个区。

其中最大的一片是居民区，位于县城的西北方，有2~3万平方米；在它的东面，是县城衙署所在地。商业区位于整个城市的中间位置，靠近长江边。

作为整个城市繁华集中地，商业区发掘出大量的房屋构件、陶瓷器。往昔的繁华湮没在岁月长河中，但从汉东街这个延续已久的老地名里，依然可以窥见那时的繁盛景象。

手工业区位于城内南部。这里主要是瓷器生产区，主要生产邛窑系瓷器。当地生产的瓷器，大都是自产自销。除了这些生产生活区，还发现了专门的墓葬区，位于城外一公里处，这说明在当时，就已经将墓葬区和生活区进行分离。

居民区：两室一厅 挨着主干道

探方里道路两旁一个个规整的长方形格子，它们并不是考古队员人为划分的，而是数百年前唐宋民居的地基所在地，房屋的柱洞遗迹、用于排水的排水沟、民居墙体的基座，都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指着编号为F5的房址，考古负责人代玉彪说，这个邻主干道而建的民居共有两室一厅，从房屋的石墙基推断，整间民居的面积有近60平方米，用加工规整的石条砌筑而成，房址为双开间，进深8米，被隔墙划分为了3个房间。房屋的后部和右侧保留有石制的排水沟，房屋内也修筑有陶制的竹节形排水管道与屋外的排水沟相连。

根据房址中出土的瓷器碎片，我们推断这座房屋始建时代应为北宋年间。

排水系统：地下排水管网 设计精妙

能够见证当时繁华的，还有古城市内“精妙的排水系统”。

民房外部呈长条形的排水沟均是用加工规整的石板构筑而成，为了能够最大可能地排水，部分地区还修筑有两排并行的水沟，这些笔直的水沟通往长江，城池居民们的生活污水，就通过这些水沟排入一旁的长江之中。

在民房内也修筑有直径达十余厘米的下水管道，这些管道全部是用陶土烧制而成，每节陶制管道像竹节一样，一段段连接延伸，它们主要是将屋内产生的污水排到屋外的排水沟里。

如此科学设计的排水系统，保证了位于长江边的这座古城能够经受住暴雨的肆虐。

汉东城城墙：防御防洪两功能

汉东城遗址靠近长江边，城墙不仅是防御性城防设施，还是一条防洪堤。

城墙为唐末五代始筑的石砌城墙，是这一时期四川盆地乃至南方少有的石砌城墙。在城墙底部，采用条石“丁”砌，墙体采用条石丁顺结合。这和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均采用条石“丁”砌有不小的差别，钓鱼城和白帝城应该是在参考汉东城基础上改进加固形成的，防御功能更加强大。

让人敬佩的是，城墙构筑充分利用了地形特点，在临江缓坡和两翼陡坎用条石垒砌，从城外看去城墙雄伟矗立，而从城内并看不到城墙的存在。

在城墙外几十米，考古人员还发现一圈10米宽的冲沟，里面至今有水，相当于护城河。

汉东城兴衰：因政而兴 因政而衰

“这是一座典型的因政而兴，因政而衰的古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代玉彪介绍到。

汉东城在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设立万春县（两年后更名万寿县），县衙就在现今的朱沱镇汉东村，直到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废县，万寿县被并入江津县，原县衙及周边地区成为江津县的一个乡——汉东乡。至此，繁荣了300多年的汉东城开始走向了没落。

随唐而兴的万寿县，在做了300多年的县城后，社会各方面发展放缓，曾经繁华的古城遗址，亦掩埋在了耕地、树林下。

[注：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武德是唐朝建国的年代，在武德初期，中国境内有14余个不同的政权，而武德年结束时，唐朝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稳定了其统治。

“遗址出土文物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古人在此繁衍生息，历经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可谓为通史式古遗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白九江介绍说。

汉东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代玉彪介绍：“考古人员在汉东城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城墙、高规格石板道路、精品瓷器、设计合理的排水系统。结合相关记载，确定汉东城遗址应为唐、五代及北宋早期的万春县（武德三年为万寿县）县治所在地。”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说，汉东城遗址出土的瓷器不乏来自景德镇窑、湖田窑等名窑，其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言而喻，即使在宋元时期，这里都还是汉东水驿，是当时重庆的十八水驿之一。

专家指出，第一阶段（2013.10—2015.1）的考古试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弄清了汉东城遗址的遗存状况，确定了汉东城遗址的性质，系统认识了汉东城遗址的重要历史地位，为汉东城遗址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规划全面奠定了基础。

2019年2月27日，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1月8日，重庆市永川区召开汉东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座谈会，听取来自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上海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的领导和文物考古专家对汉东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汉东城遗址是重庆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渝西地区和长江上游人类生产生活和城市建设史具有重大的实物佐证价值。

专家们建议，进一步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更好地保护遗址提供更多基础性依据，立即启动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调整朱沱港桥新城建设规划，把汉东城遗址建成重庆市级乃至国家级的“汉东城遗址历史文化公园”。

永川区副区长孔萍会上指示，区文广新局要牵头编制好汉东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规划，在规划编制中既要考虑规划的科学性，又要考虑惠及民生，把遗址保护与文化发展、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古城遗址保护最大化、作用最大化。

今后，市民有望看到在朱沱镇汉东村看到一座充满“唐宋风情的遗址公园”，永川区文管所所长李玉彬介绍，2015年1月，永川区政府召开了汉东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座谈会，听取文物考古专家对汉东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意见，下一步永川将启动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这里将建成全国首例区县级遗址公园。“李玉彬介绍，“按照规划设想，在汉东城遗址2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将建成历史文化公园，公园内将恢复部分唐宋时期的建筑、城市格局，并展示出土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