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
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在古代，居住在
中原的汉人相对周边各族，具有发达的政治
经济文化，优越的
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
“汉化”并非一个本土概念，其基本的预设与理念均源自近代
欧洲，并始终扎根于现代西方世界；围绕“汉化”的种种
争论，实质是沿用特定知识生产体系，将
西方式现代性内在的
压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西方现代语境时所产生的歧义。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管辖岭南各郡的
交趾刺史部设在
广信县。来自中原的移民大多聚落于此，形成了一个以说当时中原“雅言”为标志的族群。随后的近四个世纪里，
广信是中原文化大规模的南下，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最早、最重要的交汇点，这对于
广府文化的汉化定型影响深远。
自东汉末年以来，
匈奴、
鲜卑、羯、氐、羌、
丁零等北方民族纷纷内迁并归附于中原势力，逐步汉化。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从
两汉开始，
粤西俚人逐渐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被不断汉化。到了
南朝，汉文化在俚人中自上而下地渗透，加快了俚人的汉化过程。
唐朝后期，俚人一词已逐渐少见，进入五代十国而至宋朝，对俚人活动的记载就没有了。
两宋之交、宋元交替之际，以闽南人为主体的民间自发移民入住
海南本岛，汉人的大量聚集并与
俚人杂居，从而促进了俚人的汉化。宋元之后汉人大量移入岛内，“
临高人”不断被汉化。
辽代是
契丹族伴随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以及同中原交往的增多，中国传统文化在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契丹及北方各族不同阶层人们所认同，从而加速了契丹汉化。
女真人从起兵反辽直到灭亡，完成了民族内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营建帝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代女真人汉化的速度。
汉人渐次南下进入赣江流域、闽西及粤东北，顺应当地自然条件，与
畲族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汉族支系客家，至清代时，多数畲族族人已被汉化，成为
潮汕人和客家人的构成成分之一。
元初，
元世祖忽必烈也提出了“行汉法”主张，并对政治机构进行了许多改革，一是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为了长久的经营扎根，首先重用华北各地的
汉人军阀、利用汉军的力量；另一个层面是重用一批文人谋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采行汉法。
明代
朱元璋重新建立汉人政权后，下诏禁止
胡服、胡姓、
胡语，留在中原的其他民族为避免被歧视，多改汉姓，进一步促进这些民族的文化汉化。
面对疍民的叛乱，朝廷派出“良民贴”，于是出现一批归顺朝廷的
疍人，登记户籍，成为上岸的农民。随后士大夫家族兴起，开始运用国家的文化符号建立礼仪、宗族、庙宇。在沙田开发中争夺资源，而通过族源、户籍身份创造了社会身份：
上岸的大族成为“
汉人”，在水上的成为“
疍民”。
清代
满族人虽然在政治及军事上统治了全中国，但最终在语言和文化上却迅速地被汉化。只有百馀满族人尚能操
满语，主要居于黑龙江、
吉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