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以
贾谊《
治安策》提出的九大问题开篇，分析了汉武帝由“无为之治”转变为“有为政治”的必然性；其后各章，叙述和分析了刘彻复兴儒学，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实行“
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以及征战匈奴和西域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权力集于君主”一人而无法保障政权的稳定性，而最终不能不导向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更加破坏政权稳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匡亚明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字，是南京大学文科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当代一批学有所长专家的集体智慧。丛书的学术顾问包括丁光训、王元化、安子介、赵朴初、冯友兰、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苏步青、程千帆、杜维明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讨，从2500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了2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作为传主，从整体组合上奠定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该丛书全部编撰完成，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汉武帝评传》即该丛书中的一本。
该书不囿成说，新义迭呈，关注前人在汉武帝研究上的诸多盲点。这一是全书的系统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单纯表现为内容的完备，体系的整合（这一点一般的汉武帝评传大多都能做到），而是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立论的时代感。例如，不论是讨论匈奴和战、西域开发等国防战略，还是探究封禅大典、明堂礼制等文化规划，都能在宏大的背景下进行叙事、穷本溯源，清晰梳理其自先秦至西汉的渊源沿革，故做到不但展示了“是什么”，而且回答了“为什么”。二是全书的突出重点意识。汉武帝自己曾表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说明“变更制度”与“出师征伐”是汉武帝一生活动的两个基本点，也是其思想的主要内涵之所在。而该书以大部分篇幅叙述刘彻这两方面的功业，并集中探讨蕴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动机、文化本质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是提纲挈领、以一统万的正确途径。三是匠心独运，别出机杼，多有新见。这方面典型的事例，是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考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思想文化政策的中心命题，是由“子学时代”转变为“经学时代”的具体标志，也是整个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似乎已有定论。然而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论证汉武帝尊崇儒术固然属实，但同时亦不废百家之学。如此，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的思想统治方略才有渊源可寻。
该书实事求是，平和公允，尊重事实，适度得宜，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予以客观公正的分析，对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予以合乎情理的评价。汉武帝一生尤让人诟病的是其晚年远征西域（攻伐大宛诸役）以及在所谓“五大战役”之后对匈奴继续用兵。人们常将武帝这些战争活动看作是穷兵黩武，造成海内虚耗，矛盾激化、盗贼蜂起，“有亡秦之迹”。当代学者中也不乏类似的观点。该书没有苟同这类成说，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汉武帝晚年拓边战争的起因，指出战争的发生不仅有武帝的主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当时情势的制约；匈奴“百约百叛”，和亲失败；西域诸国首鼠两端，依违两强，汉廷与西方的交通时被遮断；汉代马政建设与国防部署均需要优良马种，以建设和巩固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部队等等，总之是形格势禁，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汉武帝的过错仅在于具体战术性问题上举措不当，如用人不慎，连续出击未能很好休整，等等。这是与战略上的根本失误无法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其后期的战争也有一定的成功之处，如马政的改善，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融合，中原文化圈的扩大，等等。未可一概否定。作者这样看待武帝晚期的战争后果，显然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该书思想观点鲜明，遣字、用句淋漓酣畅，这是全书突出的优点，也是全书生机盎然的显著体现。但与此同时张扬的性格色彩，也势必给该书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放肆之张力饱满而收敛之功有所不足；个别章节稍嫌枝芜散漫，个别处不乏重复累赘；个别论证尚嫌单薄乃至武断等等。
庄春波，男，1950年9月生于长春。1980年调入济南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文化社会学、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理论研究。2000年被评为济南市科学技术拔尖人才，共完成专著（论文集）7部（包括国家、山东省重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家级及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