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是西汉文学家贾谊创作的一篇政论文。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具体写作年份待考。

《治安策》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1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2。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3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4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5，首尾衡决6，国制抢攘7，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8，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9既得，则天下顺治10，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11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12，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13。

夫树国固14，必相疑之势15，下数被其殃16，上数爽其忧17，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18。今或亲弟谋为东帝19，亲兄之子西乡而击20，今吴又见告矣21。天子春秋鼎盛22，行义未过23，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24！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25，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26。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27，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28，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29，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30。

黄帝曰31：“日中必熭，操刀必割32。”今令此道顺33，而全安甚易34；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35，岂有异秦之季世乎36！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37，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38？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39。假设天下如曩时40，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41，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42，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乱43，高皇帝与诸公倂起44，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45。诸公幸者乃为中涓46，其次廑得舍人47，材之不逮至远也48。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49，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50，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51，又非身封王之也52，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53，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诿者54，曰疏55。臣请试言其亲者56。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57，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58。擅爵人，赦死罪59，甚者或戴黄屋60，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61，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62，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63？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64。其异姓负强而动者65，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66。同姓袭是迹而动67，既有徵矣68，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69，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70，而芒刃不顿者71，所排击剥割72，皆众理解也73。至于髋髀之所74，非斤则斧75。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76，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77，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78，则又反；贯高因赵资79，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80，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81，功少而最完82，势疏而最忠83，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84，今虽以残亡可也85；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86，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87，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88。力少则易使以义89，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90，虽在细民91，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92，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93。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94，为徙其侯国95，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96；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97，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98，下无倍畔之心99，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100，柴奇、开章之计不萌101，细民乡善102，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103，植遗腹104，朝委裘105，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106，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107？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108。一胫之大几如要109，一指之大几如股110，平居不可屈信111，一二指搐112，身虑亡聊113。失今不治，必为锢疾114，后虽有扁鹊115，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116。元王之子117，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118，从弟之子也。惠王119，亲兄子也；今之王者120，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121，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122，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123。

天下之势方倒县124。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125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126嫚娒127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128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129以奉之。夷狄130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131，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132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133。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134不轻得复，五尺以上135不轻得息，斥候136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137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138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139。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140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141而笞142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143，不搏反寇而搏畜菟144，翫细娱145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146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147，内之闲148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149之表，薄纨150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151，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152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153，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154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155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156。借父耰鉏157，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158。抱哺其子，与公并倨159；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160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161，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162，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163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164。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165，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166，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167，令君君臣臣168，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169，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170，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171幼在襁抱之中，召公172为太保，周公173为太傅，太公174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175，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176，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177，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178，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179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180，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181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182。”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183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184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185，德被蛮貊四夷186，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187，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188；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189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190，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191。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192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奊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193”；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194”，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195，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196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1.长太息：深长地叹息。《楚辞·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疏举：逐条列举。疏，分条说明的文字。

3.治：社会安定、太平(跟“乱”相对)。如《荀子·天论》：“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4.厝（cuò）：安置、放置。如：厝火积薪。

5.舛逆：颠倒、悖逆。舛：错误，错乱；违背。

6.衡决（héngjué）：横裂，不衔接。

7.抢攘（chēngrǎng）：纷乱的样子。

8.宾服：归顺；服从。

9.大数：自然法则，气数。此处指大势。

10.顺治：顺从而大治，指社会秩序井然而安定。

11.顾成：汉文帝庙名。《汉书·文帝纪》：“（四年冬）作顾成庙。”

12.下风：风所吹向的那一方；比喻处于下位，卑位。

13.亡以易此：亡：古同“无”，没有。易：改变。

14.树国：建立诸侯国。

15.相疑：指朝廷同封国之间互相猜忌。通行本《汉书》“疑”下无也字，据《群书治要》补。

16.被：遭受。

17.爽：伤败，败坏。

18.安上而全下：指稳定中央政权，保全黎民百姓。

19.亲弟：指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厉王刘长。谋为东帝：《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淮南王长“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刘长的封地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在长安的东方。刘长谋反后被废死。

20.亲兄之子：指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乡：向。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前济北王谋反，发兵袭击荥阳，失败被杀。

21.见告：被告发。句指吴王刘濞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发。

22.春秋：指年令。春秋鼎盛，即正当壮年。

23.行义未过：行为得宜，没有过失。

24.莫大：最大。十此：十倍于此。全句意指吴王等诸侯的实力，要比前述亲弟、亲兄之子大得多。

25.大国之王：指较大的封国的诸侯王。

26.傅：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辅佐之官。相：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行政长官。

27.冠：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冠礼，标志已成年。天子、诸侯则在二十岁时加冠。

28.称病赐罢：被以衰病为由罢免。

29.丞尉：县官。“丞尉以上”泛指诸侯国之官吏。徧：同“遍”。《汉书》通行本作偏，据《群书治要》改。

30.尧舜：上古传说中的圣明之君。

31.黄帝：古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32.熭（wèi）：晒，晒干。两句比喻机不可失。二句见《六韬》太公之语，《六韬》是一部讲兵法的书。

33.此道：即前引黄帝话中的道理。顺：遵循。

34.全安：下全上安。

35.堕：毁弃。骨肉之属：指同姓诸侯王，他们都是皇帝的亲属。抗：举。刭：割头颈。

36.季世：末年。

37.齐桓：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曾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38.匡：匡王，挽救。

39.以上三句的假设是说，如果文帝处于齐桓公的地位没有天子之位，没有有利的时机，没有天助，便一定不能成为霸主。

40.曩时：从前，以往。

41.“淮阴侯”八句：淮阴侯即韩信；黥布即英布，汉初封为淮南王，彭越汉初封为梁王，都因谋反被刘邦所杀；韩信指韩王信，汉初封韩王，后投降匈奴反汉：张敖，汉高祖刘邦的女婿，汉初诸侯王赵王张耳的儿子，袭封赵王，后因与赵丞相贯高谋刺刘邦的事有牵连，改封平宣侯；卢绾，汉初封燕王，后叛逃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死于匈奴中；陈豨[xī]，汉初任诸侯国代国丞相，后反汉，自立为赵王，被杀。这些人都为异姓诸侯王。

42.亡恙：无病。亡，同“无”。

43.肴乱：混乱。肴，同“淆”。

44.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倂起：一齐起兵反秦。

45.仄室：侧室。豫：预。席：凭藉。

46.中涓：皇帝的亲近之臣。

47.舍人：门客。樊哙等曾为刘邦舍人。

48.不逮：不及。

49.膏腴：肥沃。王（wàng）：封王，动词。

50.渥：优厚。

51.角：竞争、较量。臣之：使他们臣服。

52.身封：亲自分封。

53.是：指亲自分封诸侯之事。

54.诿：推诿，推托。

55.疏：疏远。指相对于亲戚而言，韩信等都是异姓王。

56.亲者：指同姓诸侯王。

57.“假令”七句：悼惠王，刘肥，刘邦子，封齐王；元王，刘交，刘邦弟，封楚王；中子，刘邦子如意，封赵王；幽王，刘邦子刘友，封淮阳王，后徙赵；共（公）王，刘邦子刘恢，封梁王；灵王，刘邦子刘健，封燕王；厉王，即淮南王刘长，厉是谥号。

58.布衣：平民百姓。昆弟：兄弟。

59.帝制：指仿行皇帝的礼仪制度。

60.爵人：封人以爵位。二句所写封爵、赦死罪，都是应属于皇帝的权力。

61.黄屋：黄缯车盖。皇帝专用。圜（huán）视而起；向四方看。圜，围绕。起：发生骚乱。

62.冯敬：汉初御史大夫，曾弹劾淮南厉王长。

63.谁与：与谁。领：治理。

64.效：结果。

65.负强而动：凭恃强大发动暴乱。

66.其所以然：指导致这种局面的分封制度。

67.袭：沿袭。这句暗指吴王刘濞。

68.徵：徵象，兆头。

69.移：改变。这里有趋向的意思。

70.坦：春秋时人名，以屠牛为业。

71.芒刃：锋刃。顿：通“钝”。

72.排：批，分开。

73.理：肌肝之文理。解（xiè）：通“懈”，四肢关节、骨头之间的缝隙。

74.髋（kuān）宽.：上股与尻之间的大骨。髀（bì）敝：股骨。髋髀泛指动物体中的大骨。

75.斤：砍木的斧头。斤、斧在这里作动词用。

76.婴：施加。

77.迹：追寻。迹前事，总结历史的经验。

78.韩信：韩王信。胡：匈奴。

79.因：凭借。资：资助，供给。

80.用梁：利用封为梁王的势力。

81.长沙：长沙王。汉初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子孙世袭。在：同“才”。二万五千户，指长沙王所统治的户数。

82.完：保全。

83.势疏：与皇帝关系疏远。

84.樊：舞阳侯樊哙。郦：曲周侯郦商。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

85.以：同“已”。

86.信：韩信。越：彭越。伦：辈。彻侯：爵位名，后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为通侯，又改为列侯，只享受封地的租税，不问封地行政，也不一定住在封地。

87.菹醢：把人杀死剁成肉酱。

88.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封诸侯国而减弱每个诸侯国的力量。

89.使以义：使之遵守朝廷法纪。

90.辐：车轮中连接轮圈与轮轴的直木。辐凑，归聚。

91.细民：平民。

92.割地定制：定出分割土地的制度。

93.举使君之：让他们去做空置的诸侯国的国君。

94.削颇入汉者：诸侯王有因犯罪.而被削地由汉朝中央政府没收的。因被削之地可能在诸侯国的中心地带，所以下文有“为徙其侯国”的做法。颇，大量。

95.为徙其侯国：把这个侯国迁往他处。

96.数偿之：照数偿还。即将被没收的土地还给他们。

97.“一寸之地”四句：意为天子多封王并非与各诸侯王争利，而是为了稳定国家。

98.莫虑不王：不愁不做王。

99.倍畔：背叛。倍，通“背”。

100.利几：人名，项羽部将，降汉被封为颍川侯，后反叛被杀。

101.柴奇、开章：人名，两人均参与淮南王刘长的谋反事件，为之出谋画策。

102.乡：向。

103.赤子：婴儿。这里指年幼的皇帝。

104.植：扶植。遗腹，遗腹子。

105.朝：朝拜。委裘：亡君留下的衣冠。

106.五业：指上文所说的明、廉、仁、义、圣五项功业。

107.谁惮：惮谁，顾忌什么。谁，何。

108.瘇.：腿脚浮肿。

109.胫：小腿。要：腰。

110.指：脚趾。股：大腿。

111.平居：平时。信：伸。

112.搐：抽搐。

113.亡聊：无所依赖。

114.锢疾：积久不易治的病症。

115.扁鹊：人名，春秋战国时的名医。

116.蹠戾：脚掌扭折。

117.元王：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弟弟。元王之子，楚夷王刘郢客。

118.今之王者：指当时的楚王，刘郢的儿子刘戊。

119.惠王：齐悼惠王刘肥，刘邦子。

120.今之王者：指当时的齐王，刘襄之子、刘肥之孙刘则。

121.亲者：指文帝的子弟。

122.疏者：指从弟、兄子之子。逼：同“逼”。

123.“可痛哭者”两句：贾谊《治安策》开首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以长叹息者六……”。以上就是“可为痛哭者一”。

124.县（xuán）：系挂。《国语·晋语》：“骊姬请使申，处曲沃以速县。”注：“缢也。”

125.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亦专指南方少数民族。《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史记·孝武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126.匈奴：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战国时游牧于燕、赵、秦以北地区。其族随世异名，因地殊号。战国时始称匈奴和胡。

127.嫚娒：亦作“嫚侮”。轻蔑侮辱。

128.亡已：无已，没完没了。颜师古注：“亡已，言不可止也。”

129.金絮采缯：金絮：银两与绢；采缯：彩色丝织品。

130.夷狄：古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

131.共贡：以贡品奉献。共，通“供”。《史记·燕召公世家》：“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

132.亶：古同“但”，仅；只。

133.病痱：患风病。痱：古代称偏瘫症。

134.长爵：高的爵位。

135.五尺：即“五尺之僮、五尺之童”。指尚未成年的儿童。古尺短，故称。

136.斥候：亦作“斥堠”，古代的侦察兵，起源于汉代，并因直属王侯手下而得名，分骑兵和步兵。

137.介胄：铠甲和头盔；介：甲；胄：盔。

138.戎人：中国古代称西部民族。

139.亡具甚矣：太没才能了。亡：无；具：才能，如《文选·李陵·答苏武书》：“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

140.属国：附属国，此处是典属国的省称，官名，秦始置。掌管与少数民族往来的事务，西汉沿之。

141.中行说（ZhōnghángYuè）：西汉文帝时人，原为宫廷太监，后因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而对汉王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

142.笞：用鞭杖或竹板打；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

143.田彘：彘（zhì）：猪。

144.畜菟：家兔。菟，通“兔”。

145.细娱：指游乐。游乐对军国大事言为细事。

146.僮（tóng）：封建时代受奴役的未成年人。

147.偏诸：古代名贵织物。也称“织绒”、“绒”。

148.闲：马厩，关养马的地方。

149.白縠（hú）：白色绉纱。縠：有皱纹的纱。

150.纨：细致洁白的薄绸

151.黼绣（fǔxiù）：古代绣有斧形花纹的衣服。

152.不屈：不竭；不尽。《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153.皂绨（zàotí）：皂：黑色，差役（古代贱役，后专称衙门里的差役）；绨：古代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

154.孽（niè）妾：亦作“孼妾”，贱妾；地位低下的妾。

155.商君：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156.出赘：男子到女家就婚，成为女家的一员。赘：招女婿。

157.耰鉏（yōuchú）：耰：古代弄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鉏：古同“锄”，锄头弄松土地及除草的工具

158.谇（suì）语：斥责；责骂。谇：责骂。

159.抱哺其子，与公并倨：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抱哺：哺养。

160.大贤：非常有道德才能的人。此指汉高祖刘邦。

161.顾行：顾全德行。

162.两庙：指高祖、惠帝。

163.簿书：记录财物出纳的簿册；官署中的文书簿册。

164.期会之间，以为大故：期会：谓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政令。多指有关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

165.刀笔筐箧（qiè）：指文书类工作。刀笔：古代书写工具。古时书写于竹简，有误则用刀削去重写，泛指尺牍。筐箧：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

166.乖乱：谓不守礼法，胡作非为。乖：不顺，不和谐。

167.经制：经理节制；此指治国的制度。

168.君君臣臣：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

169.维楫：亦作“维檝”。系船之绳和船桨。

170.过阙（quē）则下，过庙则趋：阙：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庙：供奉祖先的房屋。趋：快走。

170.赤子：刚生的婴儿。

171.成王：周成王姬诵，周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位君主，谥号成王。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编写礼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172.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shì），周武王的同姓宗室。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是后来燕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他出任太保，支持周公旦摄政当国，支持周公平定叛乱。

173.周公：周公：周朝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位周公名叫姬旦，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74.太公：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姜子牙后辅佐了西周王，当了丞相，称“太公望”，俗称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

175.择其所耆（shì）：古同“嗜”，爱好。

176.妃色：即绯色，淡红色。妃，通“绯”。亦称杨妃色。犹女色。

177.东学：周代五学之一。周有东、南、西、北四学，并太学称五学。

178.鸾和：古代车上的两种铃子。《周礼·夏官·大驭》：“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郑玄注：“鸾在衡，和在轼，皆以金为铃。”

179.告讦：责人过失或揭人阴私；告发。

180.劓（yì）：古代割掉鼻子的一种酷刑。

181.谕教：晓谕教诲。“太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胡三省注引颜师古曰：“谕，晓告也。”

182.一人：特指天子；庆，《诗传》云：“善也”；兆，万亿，兆民指广大民众。出自《尚书·吕刑》

183.迁善远罪：向善而远离罪恶。

184.汤武：商汤与周武王的并称。

185.广裕：隆盛；显赫；繁庶。

186.蛮貊（mò）四夷：蛮貊：亦作“蛮貉”。亦作“蛮貃”。古代称南方和北方落后部族。亦泛指四方落后部族。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含有轻蔑之意。

187.陛：从“阜”，表示与地形地势的高低上下有关。本义：帝王宫殿的台阶

188.蹴：踢、踏。刍：喂牲畜的草，亦指用草料喂牲口。

189.黥（qíng）：古代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之刑，后亦施于士兵以防逃跑。刖（yuè）：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脚砍掉。弃市：《礼记·王制》：“刑人於市，与众弃之。”弃，同“弃”。本指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

190.望夷：秦代宫名。因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故名。秦末，赵高迫杀秦二世于此。

191.苴（jū）履：苴：鞋里垫的草。履：鞋

192.司寇：官名，掌管刑狱、纠察等事；也指汉代刑罚名，罚往边地戍守防敌。司，通“伺”。

193.簠簋不饰（fǔguǐ）：指为官不清正廉洁的人。簠簋，古代的食器、祭器；不饰，不整齐。

194.帷薄不修（wéibó）：男女不分，内外杂沓。指家庭生活淫乱。帷薄，帐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障隔内外；修，整饬。

195.罢软：亦作“罢輭”。疲沓软弱。不职：不称职。

196.谴何：责问。颜师古注：“谴，责也。何，问也。”

我私下考虑如今的局势，可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可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木柴上，火没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如今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可以不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势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从而大治，四海之内，一派升平，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核对当今，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舜再生，也不能加以改变。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互相对立，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当今天子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王年纪还小，汉朝安置在那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诸侯王会遍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尧舜在世也办不到。

黄帝说：“到了中午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要赶紧宰割。”如今要使安治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这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豨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豨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如今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

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依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如今那些卖奴婢的人，给奴婢穿上绣边的衣服和丝边的鞋子，然后关进交易奴婢的栏中，这种服饰是古代王后穿的，只是进庙祭祀才穿平时都不穿的，但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穿。那种白皱纹纱作面子，薄细绢作里子的花边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却用于招待客人时装饰墙壁。古代百姓为了侍奉天子和王后而适当节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墙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妓可以用皇后服饰，这样做而要天下的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也穿质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民众的习俗已经到了最无长幼、最无尊卑、最犯上做乱的时候，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作为”，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义恩惠，一心只想兼并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媳妇和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他们只知道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然而由于齐心并且抓住了时机，还声称要拔取六国，兼并天下。秦的功业虽然成了，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信奉兼并的法则，追求进攻的事业，使天下风俗大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狡诈的人欺侮老实的人，胆大的凌辱怯弱的人，年轻人侵犯老年人，其社会混乱达到极点。因此，高祖皇帝负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国，天下人追从他的德行。过去还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变化。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今天最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有的伪造文书取走官粟近十万担，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些人不行道义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用移风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这绝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

至于确立君臣的地位，规定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讲礼义，六亲之间守尊卑，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以设立这些规矩，是因为不设立就不能建立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治理社会，社会就会垮掉。《管子》上说：“礼义廉耻，这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确立，国家便要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怎么会不为不讲礼义廉耻而寒心呢！秦王朝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万众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便被灭亡，如今礼义廉耻还没有完备，所以邪恶之人侥幸得势，而民众心存疑惑，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使邪恶之人无法侥幸得志，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这一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长享太平，后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国法度。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这就像横渡江河却没有锚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朝的天子传了十几代，然后由殷商继承。殷商的天子传了二十几代，然后由周继承。周朝的天子传了三十几代，然后由秦继承。秦王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维持了长期的统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别残暴无道呢？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举行礼仪，让官员背着，主管该事的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地到南郊相见，这是见天。沿途经过宫门一定下车，经过宗庙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礼义。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身体安全，傅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德义，师的职责是教育训练太子智慧，这是三公的职责。同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的职责是与太子一同生活，为太子做出榜样。所以太子在幼年时期便获得了并于仁义道德的知识。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礼、义辅导训练太子，赶走邪恶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天子审慎地选取天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经的事，所听到的都是正派的语言，所实行的都是正确的原则，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一直与正直的人相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喜欢吃的东西，一定先为他传授学业，然后才给他吃；选择太子高兴玩的东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练习任务，然后才让他玩。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样。”等到太子年龄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时候，便送他到学馆学习。学馆，就是朝廷贵族子弟就读的馆舍。《学礼》上说：“帝入东学，学习尊重父母，崇尚仁爱，于是有了亲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学，学习尊重老人，崇尚诚实，于是有了长幼差别，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学，学习尊重贤人，崇尚恩德，于是由圣贤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职，功业不被遗弃；帝入北学，学习尊重显贵，崇尚爵位，于是有了贵人和贱人的等级差别，下级不敢越权犯上；帝入太学，跟着老师学习道德原则，学习之后就到太傅那里接受考试，太傅处罚他的错误，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长，治国的道理也就获得了。这五学既然已经被帝王掌握，那么黎民百姓就可以通过教化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成年举行了冠礼，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便又有负责记过的史官，有负责进食的宰夫，负责进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负责劝谏戒恶的人把他的恶行记录在木板上，那些敢谏的人还可以击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诵古诗相劝，乐工弹奏规劝的曲调，大夫进献计谋，士人传达人民的言论。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没有羞愧的事情；教化与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养成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仪规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时候要迎接夕月，这是用来弘扬敬道的办法；春季和秋季人学时，教室里坐着国家元老，帝王要拿着醯，亲自馈赠给他们，这是用来弘扬孝道的办法；出门远行则在车马上配上铃铛，慢行则符合《采齐》的音律，快走则符合《肆夏》的音节，这是用来掌握节度的办法；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活着便不杀它吃，听到过它的叫声便不吃它的肉，因此远离厨房，这是长施恩惠，并且弘扬仁德的办法。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它崇尚的是奸诈；本来就不崇尚礼义，它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头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廷，把有远见卓识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难道说这仅仅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主要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的缘故。

民间谚语说：“不要学习做官的办法，只要观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说：“前车覆，后车诫。”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统治，看它们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却不加以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却不注意避免，这样，汉朝廷又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存与亡的变化规律、治与乱的关键要旨便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完全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到对方那里去生活，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必定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证天下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祸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愉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而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西汉前期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其一是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广大农民和地主、大工商业者的矛盾。汉文帝时期，天下大势已定，这些社会矛盾虽然尚未激化到即将公开破裂的程度，但却在酝酿并渐趋于激化的过程之中。

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利不平衡，虽然汉初镇压韩信、英布、陈豨等诸侯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但到汉文帝时，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仍然很大，力量很强，直接威胁着西汉中央朝廷的安全，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

汉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二十七岁，文帝征见，拜为梁怀王太傅。此后，文帝多次向他征求治国方略，贾谊亦多次上疏陈说政事，针对以上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班固将贾谊这些疏的要点汇集在一起，记入《汉书·贾谊传》中，就是后世流传的《治安策》。

《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明·唐顺之《文编》卷五：“此文凡七节，而起结变化，节节不同。”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六：“是篇正对当时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主意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句。此句以前，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难。此句之后，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结总是勉以及时速之意。虽只重少同姓之力，却将异姓层层较量，尤妙于宾主之法。”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三十二：“贾策断推西京文第一。有家令之峻刻，而术非名法；有广川之醇茂，而气更英多；急势缓势相衡，夹喻夹正入化，辟尽眉山匠巧。”

近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近代·毛泽东：“《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时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

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