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把江南风光写得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同时渗透出诗人对历史兴亡盛衰的感慨和对晚唐国运的隐忧。四句均为景语，有众多意象和景物，有植物有动物，有声有色，景物有远近之分，动静结合，各具特色。全诗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意境深邃幽美，情思含蓄深蕴，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⑴，水村山郭酒旗风⑵。

南朝四百八十寺⑶，多少楼台烟雨中⑷。

⑴莺啼：即莺啼燕语。

⑵郭：外城。此处指城镇。酒旗：一种挂在门前以作为酒店标记的小旗。

⑶南朝：指先后与北朝对峙的宋、齐、梁、陈政权。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大建佛寺。《南史·循吏·郭祖深传》：“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虚数。

⑷楼台：楼阁亭台。此处指寺院建筑。烟雨：细雨蒙蒙，如烟如雾。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

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

杜牧（803—853），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828）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以济世之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写景抒情的小诗，多清丽生动。人谓之小杜，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与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春，杜牧奉幕主沈传师之命，由宣州经江宁往扬州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途中写下这首诗。杜牧生活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争斗的晚唐时代。唐宪宗当政期间，削弱了藩镇势力，重振了朝廷权威，取得一些成就，就自以为立下不朽之功，信仙好佛，寻求长生。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持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杜牧此时来到江南，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他创作此诗，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的委婉劝诫。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短短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绝句取材多注重“小”与“少”。“小”，是指细节，诗多通过细节的描绘，令人想见对象的整体，即所谓“以小见大”。“少”，是指净化画面，突出重点，不枝蔓，不庞杂。绝大多数的绝句佳作都是如此。但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用起来却不简单，因为情况会有千差万别，须能千变万化。比如这首诗便是。诗题《江南春》，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范围、景象都“大”而“多”的题目，很难以“以小见大”的方式将它描绘出来。它需要概括，才能适合“江南”的大范围；它也需要具体，才能表现春天的景色意趣。概括，容易流于抽象、概念；具体，又不免会有所局限。这是个两难的题目，杜牧则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千里莺啼”，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只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

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江南春》传达了江南的春信，山水花鸟、寺宇建筑，酒旗漫卷和处处富饶的景色。这些又笼罩于烟雨迷蒙之中，充分展现了特有的江南水乡的风光，表达了其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同时，又凭吊了南朝时期遗留的寺庙，既有对华美楼台欣赏流连的历史感慨，也暗含对当时现实的讽喻之意。

《江南春》的“千里”一词的虚指概括，把画面推拓开去，江南的浩阔特征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作者把画面意境拉大成千里江南，奠定了全诗艺术描写的基本格调。“莺啼”侧重于描写听觉形象，且“莺啼”并非一处，而是千里江南处处如此，不绝于耳，突出了江南春意之“闹”。“绿映红”，侧重于视觉形象。千村万落、千陌万径、千树万枝，杨柳依依。

一、二是纵深景，三、四是广袤景，一、二设色明丽.三、四淡墨铺烟；一、二是实写当今民俗，三、四借佛寺启怀古幽想。纵深、明晦、虚实，相辉相映，江南之春为他画尽，而画外更有不尽情韵。

诗中所描绘场景具有空间阔大的特征，“千里莺啼绿映红”展现出江南广袤地域内处处是莺啼、绿树红花交相辉映的景象，水村山郭酒旗遍布其间，众多楼台隐匿于千里江南的朦胧烟雨之中，空间上涵盖了大范围的江南地区，呈现出一种开阔、宏大且富有朦胧奇幻感的空间意境，不因杨慎所认为的“千里”夸大而失色，其空间的广阔性正契合“江南春”这一总题，体现出诗家在立题与空间营造上的巧妙融合。

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为后来的诗话和词论家所推崇。仅就新时期以来影响较大的高校教材来看，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把该诗作为杜牧诗歌的代表作品分析；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也把该诗作为“文学语言组织”的范例来解读。

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而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明代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为实接体。小李将军画山水人物，色色争岍，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图。大抵牧之好用数目字。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是也。

明代胡震亨《唐音戊签》：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清代黄生《唐诗摘钞》：曰“烟雨中”，则非真有楼台矣，感南朝遗迹之湮灭而语，特不直说。许浑亦云：“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窦牟云：“满目山阳笛里人”，言人已不存也……不曰楼台已毁，而曰“多少楼台烟雨中”，皆见立言之妙。

清代何焯《唐三体诗评》：缀以“烟雨”二字，便见春景，古人工夫细密。

清代黄周星《唐诗快》：若将此诗画作锦屏，恐十二扇铺排不尽。

清代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江南春景，描写莫尽，能以简括，胜人多许。

清代范大士《历代诗发》：“四百八十寺”，无景不收入结句，包罗万象，真天地间惊人语也。

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千里莺啼绿映红”云云，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前二句言江南之景。渡江梅柳、芳信早传，袁随园诗所谓“十里烟笼村店晓，一枝风压酒旗偏”，绝妙惠崇图画也。后言南朝寺院多在山水胜处，有四百八十寺之多，况空濛烟雨之时，罨画楼台，益增佳景。小杜曾有“倚遍江南寺寺楼”句，刘梦得有“偏上南朝寺”句，可见琳宫梵宇随处皆是。

近代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楚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

曾有人对诗中的地域范围提出异议，如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诗绝句误字》条云：“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 啼 绿 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十里莺 啼’，俗 人 添 一撇坏了……读 者 往 往 忽 之，亦 食 不 知 味 者 也。”此 说 改 “千 里”为 “十里”，从视听的角度似更接近事实。然而诗歌不同于事实，作诗自有其求神似而不必形似，求意趣而不必拘于事实的种种妙法。因 而，不 宜刻舟求剑 似 地 解 读 诗 歌。清 人 何 文 焕 即 颇 善 解 诗 意，谓：“升 庵 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邪？’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 旗；四 百 八 十 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这一批解，可谓得诗家三昧。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分歧较大的地方是有没有借古讽今。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会危机。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

有的研究者对“讽刺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像“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尔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