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白麻纸是安徽特产。从唐代起，池州的造纸业就相当发达，正史的《新唐书》的“地理志”，和唐代著名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的“池州”名下，所列每年奉献给朝廷的贡品，第一大宗，即是：纸。今天的池州境内，还存在着个唐朝时形成的地名：“纸坑山”。

如果有人问起今天池州的名特产，一般人都会以茶叶作答，抑或再加个蚕桑什么的；若问及到明清时期的池州呢，大概有人会认为是二铜，因为那个时候的铜官山、铜陵县，都属池州的辖境；要是再向前，问到唐、宋时代的池州知名产品，即是纸。

纸的历史

纸，向来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一，又名列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传统说法是东汉的蔡伦发明了纸，实际上蔡伦之前，也有纸的流传。不过那时的纸，是用纺织品的缣或帛为之的，今天的“纸”字，之所以用“纟”为偏旁，是纸以纺织品为质的证明。东汉时，蔡伦认为缣、帛的价格太重，一般人都用不起，遂发明出“用木肤、麻皮等”造纸的办法，并将这项发明创造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上报朝廷，汉和帝大加称赞，得以推广，以致出现“天下咸称蔡侯纸”的势态。

蔡伦的造纸法，从推广到大批量生产，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三国志》上说，魏文帝给吴大帝孙权的诗赋，是“秦书”，给吴的大臣张昭的信，才是“以纸写”。所谓“秦”，还是纺织品。说明当时统治集团高层还是纸、帛兼用。西晋时，造纸业虽有长进，但依然是供不应求，故《晋书》上说：左思花十年功夫写成的《三都赋》，受到皇甫谧、张华等文坛大家褒扬和写序作评，很快引发出轰动效果，以致形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说明当时的首都（洛阳），也还保证不了纸的供应。当时的葛洪，虽说是太守之子，本人又有县令的官职，他写诗作文，也是“常乏纸”。一般的布衣士子，则更难用上纸了。

在晋和南北朝时期，造纸业有了不少长足。没有这种“长足”，那位曾寓居池州境内的南梁昭明太子的私人藏书，是难以达到“数万卷”的。东晋时，对朝中用纸的质量也有了要求。当时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麻、藤、楮树皮，所以东晋规定朝中必须使用藤角纸。北朝时成书的科技名著《齐民要术》里，鼓励百姓广种楮树，因为楮树皮可以造纸，其利甚高，指出：“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一遍，岁（可）收绢一百匹”。一年的造纸原料楮皮的出卖收入，能达到购“绢一百匹”的价格，可见其利之大，因此北朝的造纸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以造纸业而形成的地名，在池州的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全省乃至全国，亦属少见。反衬出唐代池州造纸这一产业的发达。“纸坑山”之外，当年的池州还有哪些制纸作坊，因缺乏史料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一时还不敢妄言。

据清乾隆《池州府志》第二十五卷载：“唐宋池州土贡纸。”宋代为池州造纸的鼎盛期。《石林燕语》曰：“宋学士制用白麻纸。白麻者池州楮纸也。”《东坡志林》曰：“竹纸岂宜墨。若池、歙精白版，真乃可试墨。”宋王安石题诗“次韵酬王微之赠池纸”（王哲，字微之，宋嘉佑初任池州府知州）。池纸已成为官宦、文人馈赠的极为珍贵的礼品，可见当时池州造纸业技术的先进和质地的精良。南宋时池州紫岩（今贵池区涓桥镇紫岩村境内）纸特别出名。明清以来，池州造纸更为发达，范围更为扩大，九华河、秋浦河、清溪河等流域村庄皆利用山溪水力建造纸作坊多处，所产纸大多销往京城，极受士大夫的欢迎。近代以来，由于造纸原料匮乏，消费市场变化，工艺落后等原因，池州造纸才逐渐衰落下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贵池区清溪、秋浦二河上游还有零星的一两个小作坊以巴茅杆为原料，用传统工艺制造纸张。池州古代造纸原料主要为青桐树皮、青檀树皮和楮树皮，青桐为人工栽培，后二者为野生。据民间经验，造纸以楮皮为最佳，纤维细腻而柔韧，明清时期畅销京城，有造纸者因此而能交接达官贵人。青桐树皮纤维粗而长，色白，也可用来搓绳，为纸宜墨。宋代著名的白麻纸疑即以此为原料。

唐之后经五代至宋朝，池州依然是江南造纸业的主要生产地。以致朝廷、皇室都喜用池州用楮树皮生产的楮纸。宋朝时，曾在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位皇帝朝廷为官，又是学问博洽、精熟掌故的叶梦得，于他的著名史料笔记《石林燕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

记述唐朝皇帝诏书上用纸的制度不同，凡自中书省草拟经皇帝批准后，又从中书省发出的，用的是“黄纸”。之所以用“黄纸”，“取其不蠹”（即不生蛀虫）则是个主要原因；而由翰林院学士草拟，并从翰林院发出的诏令，则又用的是“白麻纸”了。同时明确指出，当时奉行的纸，是“以麻为上，藤次之”。从皇帝的手诏之类（即“发日敕”）才能用“黄麻纸”，可见“麻纸”的等级、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