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明正德庚午年（1510）正月十五，湖北省
崇阳县大路汪家人。其祖父藻，举人，赐
资政大夫；生父文明公，举人，曾任四川彭县知县；养父（为其叔父）文盛，正清辛未年进士，累官
云南巡抚兼安南总督。他的两个哥哥宗元、宗凯都先后高中进士，分别任通政史、尚宝卿；季弟宗召，举人，候选知州。全家祖孙三代7人4进士，声振遐迩，传为佳话。宗伊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官宦世家，受家庭环境熏陶，且自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小小年纪，就已博涉经史名作。明世宗嘉靖初年（1522），父亲中丞公文盛出任福州地方长官，建三山书院，梓两汉经史，大兴教育文化事业。13岁的宗伊亦随父读书。偶一次，聆听父亲及其友人谈文论理，旋即援笔成文，笔调新奇，言近旨远，满座皆惊，嘉赏不迭。其父更是欣喜不已，赞赏有加。此后，每逢客人谈及儿子，总是说：“老夫不逮也”，甚至大胆预言：“吾儿必魁楚士！”嘉靖九年丁亥（1530），宗伊回乡应县试，被拔为优等。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宗伊“应省试为第一人”，成为楚士之魁，印证了父亲的预言。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宗伊高中进士，时年28岁。
两年后（1540），宗伊知浮梁（今江西修水）县。其时境内时罹水灾，闹饥荒。许多灾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迫为强盗。宗伊到任，访贫问苦，关注民生民计。一次县衙抓到盗民一百余人，衙役上垂宗伊如何处置，宗伊潸然泪下，说：“做强盗是要判死刑的呀！我的百姓为了暂且免于饥饿，甚至甘冒死罪为盗，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啊！”于是将这一百多人全部释放回家。当年秋天征收赋税时，有关部门不顾灾情仍按平时税额全额征收，宗伊请报上司，提出五条救灾措施。绝常例、禁包揽、革加头、省自运、复带征，废除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成法，重新核定各种税费，分里甲征收，并在县衙门口张榜公布，以示监督。从此，浮梁百姓不再饱受横征暴敛之苦，生活渐有起色。第二年，境内黎民丰稔有余，许多盗民改邪归正，安居乐业，社会环境日趋良好，民风纯然。
因为宗伊在
浮梁县的显著政绩，朝廷欲将其内召。而此时，对宗伊一生影响深远的父亲中丞公文盛因病辞世，宗伊按制回家丁忧。三年守制期满后被征召入朝，任兵部主政郎中，后改任武选历
员外郎署郎中。当时郎署人员众多，宗伊大胆谏言，锐意改革，淘汰多余职事冗员1720人。此时正值
严嵩、严世蕃父子擅权，他们在朝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陷害忠良。许多没有骨气的大臣迫于权势，纷纷投靠严氏父子，但宗伊刚正不阿，坚持节义，严党多次诱惑拉拢他，均屡遭拒绝。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武选司郎中，保定容城人
杨继盛因痛恨严氏父子“盗窃权柄，误国殃民”，慷慨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氏父子“坏祖宗之成法、冒朝廷之军功”等十大罪以及奴才、心腹遍布皇帝左右等五大奸，请求明世宗“早诛奸险巧佞、专权贼臣以清朝政，以绝边患”。作为
杨继盛的同僚好友，宗伊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后
杨继盛因
严嵩诬告入天牢，宗伊愤怒冲冠，欲挂冠归里，以示抗议，许多忠良相劝，才罢此念想。而在应对皇帝关于
严嵩之孙严鹄假冒军功一事是否属实的讯问时，有同僚邀宗伊为严嵩父子打谎言，宗伊却严正指出：“焦山
杨公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不畏万死，揭发严氏父子如山之奸，我们这些人有须有眉，怎么能为奸贼所用？况且严鹄小小孩童，乳臭未干，却报一人自斩七首的军功，这是连三岁小孩都不能骗过的事，我宁死也不会为他去打掩护。”于是据实以告，“执论不屈”。严氏父子听闻此言，恨之入骨，于是设计罢免宗伊。宗伊闻讯大喜，道：“这正是我的意愿啊！”当即辞去官职，带着家人离京回乡。
宗伊在家乡崇阳一呆就是17年。17年中，他朝夕侍奉祖父，教育子女，泰之自若，没有一点失意的样子。一直到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才东山再起，出任南京
吏部郎中。
1573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
改元万历。宗伊升任光禄寺卿，出任
应天府尹。在任期间，他努力减除不合理的赋役，裁撤各个部门不合理的开支，打击不法官吏，每年节省民财数以万计。当时一名退位官员、江苏溧阳人狄斯彬写了一本《山居野志》，文中斥责四司重复收税，让溧阳百姓不堪重负，而且各乡赋税不均。宗伊看到此书，立刻裁减冗费。每年减去当地百姓谷米九千三百多石，白银六千三百多两。宗伊一系列的政策得到了应天府百姓的拥护，受到百姓的信赖。许多百姓家中挂起他的肖像礼拜。不久，宗伊升任
大理寺卿。他“清慎勤敏”，极力除去严苛的刑罚，推行宽平。后来又晋升
户部侍郎。不久又擢任南京右部御史，他简化扈从，裁撤各种不必要的开支，深得万民之心。
后来，神宗皇帝为了整顿仓场积弊，三次任命他出任
户部尚书，
总督仓场。明代仓场管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漕粮运输，一是粮食保管。按照规定，各运粮旗军除了营运正粮之外，可以附带自己的一些土宜货物，以便让他们沿途易换盐柴，维持运粮时生活开支。但朝廷规定，各船自带货物不能超过二十石，这对于漕卒们而言，远远不够，以至“各总旗甲人等，在运艰苦备尝，贫困已极”，后来虽然放宽限制至四十石，但依然不能满足漕卒们的生活之需。在粮食保管方面，由于多年积弊，粮食调运保管不善，大量粮食在京仓糜烂，至万历七年（1579）时，京仓中竟然还有隆庆五年的存粮。加之仓场本是营私舞弊之所，大小官员往往在其中大肆贪掠，管理漏洞百出，“如鼠穴矣”。宗伊到任后，立即厘正仓场、漕船积弊。一方面体恤漕卒们生活艰难，奏请皇帝，在不影响正粮运输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各船自带货物的限制至六十石，并且放宽对超带货物者的惩罚，受到漕卒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严格财粮制度，让存粮合理调运，同时竭尽全力堵住仓场缺口，挖出一大批
官仓硕鼠，仓场管理日臻完善，仓场也日渐丰盈，“诸所筹划，为国为民，任劳任怨，为时所称”。
晚年宗伊，宦情日淡，多次上书神宗皇帝，请求告老还乡。但皇帝总是极力挽留，说他“老成清慎，特兹简用”，“老成端亮，精力未衰，著照旧供职”。万历八年（1580）五月，宗伊升任南京
吏部尚书，主持官吏选拔及考绩调用，权重一时。但宗伊年老多病，致仕之心日薄，当年九月初七，其子汪庭去世，打击甚大，朝廷终于允请他告老归乡。
宗伊归老故里，热心家乡建设。他捐资修建下津桥，方便县人出行。县中因一连多年未有科举及第之人，有人怪罪县学太差，宗伊全力捐助县学，并告诫众人说：“你们怎么能专门怪罪地方呢？还是多想想自己的学业是否真的精通了吧。”并且亲自给学生们上课授业。本地官府施政有了得失，他都向当政者一一指出。自己生活俭朴，“几近寒士”，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只有廉正一事，是我终身所墨守的啊！”
万历十四年丁亥（1586）十二月初五，汪宗伊去世，享年78岁，归葬路口洋港。神宗钦赐全部祭葬，建坊开道，指派翰林院学士、国史编修袁宗道撰写墓志铭。熹宗天启初年，复追谥恭惠、
资政大夫。
宗伊一生，才学渊博，著作等身。除了他个人的《少泉诗集》《奏疏汇编》外，还著述或编纂过《南京吏部志》《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风纪汇编》《臆说注疏》《尚书教议》《崇阳县志（嘉靖八年）》等十余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