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时璟（1887—1952），安徽省旌德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主计学校。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掌握华北财经大权达八年之久，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帮凶，其侵吞中国资源、吮吸人民膏血的罪行罄竹难书。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8月12日病死于监狱。

汪时璟，出生于1887年，安徽省旌德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主计学校。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张弧的秘书及被服厂厂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在汉口中国银行分行任副经理，后调任沈阳中国银行分行经理。日本侵占东北后，成立伪满洲国，加强金融控制，严格管理汇兑，致使中国银行无营业可做。汪以银行经理地位，活动于伪满总理郑孝胥、张景惠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吉冈安置、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之间，献媚逢迎，图谋在日伪接收中国银行分行或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时，仍能维持其经理地位，或能调任伪中央银行总裁。汪自以为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亲日分子，在伪满会大有前途。不料伪满中央银行成立时，由伪满驻日大使丁士源(曾任段祺瑞执政时的国内公债局总理，天津中华汇业银行经理)出任总裁，汪大失所望。汪在伪满虽不得意，而“求荣”之野心未泯。其妻殷醉丹系亲日派殷同之妹，经殷同介绍，结识土肥原的亲信特务小山贞知，由此汪挤进了日本侵华特务系统。华北沦陷后，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汪以各种关系前来北京，王克敏委以北京市政府财政局局长，汪时璟认为官小而未就，仍回沈阳。

汪时璟鉴于沈阳分行营业一筹莫展，而上海中国银行总行因设在租界内，仍能行使职权，随与小山贞知协商，以结束沈阳分行为由到上海总行请示善后办法，同时了解南京政府的财经情况和动向。取得关东军同意后，由小山陪同送到大连，再乘日本军用船只到达上海。事先日特已有安排，是由日本驻上海海军派车去接，住在日军辖区内，再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派来备用汽车，藉此暗中监视。汪时璟见到总行董事长宋子文，汇报了沈阳分行处境，并请示以后工作。当时宋子文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说：“现在我顾不了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商谈虽无结果，但汪已摸清上海经济状况和南京政府对日的动向。汪在上海与银行界故友盘桓数日后，即返沈阳，向小山贞知汇报，因此日方对他更加信任。

1937年7月末天津沦陷后，日本关东军调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理事坂谷希一专司处理华北财经事务之责。先是改组河北省银行，由曹汝霖、李思浩、张弧各推荐一人为监事，并以王荷舫为总经理。坂谷派村山任该行顾问。紧紧地控制了天津的金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坂谷到北京筹设华北伪政权的国家银行，以期控制华北金融。经多方活动，因京津方面的银行家多不愿为日伪效劳，以致组织和人选问题未能解决。这时小山贞知已随日本侵略军来北京，当即提名汪时璟。在坂谷同意下，汪时璟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小山陪同，在大连大和旅馆与坂谷见面，谈妥开办银行的大体方案。十一月间，汪即带领行员漆世昌、张仲坚到北京待命。随后，由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野龙次郎、伪满经济部司长田中恭与坂谷希一等在北京正式决定，汪时璟负责筹备华北银行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汪调来沈阳分行大批人员，在北京松树胡同成立办事处，开始筹备工作。银行名称决定用北京维持会准备印钞票时使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称“联银”)之名，资金除由中国、交通、大陆、金城、中南、盐业、河北、冀东等八家银行联合投资外，并由伪华北政委会投资一部分。资金总额五千万元，实际上各银行并无现金，亦未缴股本，只以往来存款性质将款项存人“联银”。此外尚有原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时，华北各发行纸币的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约二、三千万元，存放在天津租界内，被宋哲元所扣留，未能解送南京，汪即以此款作为“联银”准备金列入账面。几经多方拼凑，一切大致就绪。

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克敏对银行是里手，想独揽政经大权，由自己兼任“联银”总裁，而日方坚持总裁一职由汪时璟担任。因此，形成僵持之局。王克敏对“联银”总裁一职，拖延不予发表，经坂谷一再催促，王答以“此事慢慢商量，不必着急。”汪得知内情后，深恐夜长梦多，即与小山贞知相商，小山随即访问北京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要他，压服王克敏，保住汪时璟。早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即着手计划入侵华北，物色华北伪组织首脑人选，其中就有王克敏(当时在青岛作寓公)，王克敏是由喜多诚一负责联系的，王也经常去大连与土肥原会晤。在伪华北政委会成立时，日本军部就指定王克敏为委员长。喜多出任北京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特务就是控制政委会包括王克敏在内的各级政权人选，推行日本侵略部署。喜多出面维护汪时璟，王克敏就不得不俯首听命了。但王的内心是不满意的，一直拖延到“联银”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正式开幕的前一天，才正式任命汪时璟为“联银”总裁。不久汪又兼任伪经济总署督办，从此华北财经大权便操于他一人之手。

“联银”在天津、济南、青岛、开封、徐州、太原、石家庄、保定、新乡、山海关、唐山、烟台等处，陆续开设分行。各分行经理一级职员多系汪在沈阳中国银行分行的旧部。各分行均设有由日本银行调来的日本人充当顾问，大权操于顾问之手。总行设总裁办公室和与此平行的顾问室，下设六局:总务局，局长张君度；管理局，局长陈锦文，后任杨延植；计算局，局长杨延植，后任张昭；发行局，局长欧阳载祥;营业局，局长汪怀澄。另有调查室和秘书室，由总裁直接领导。总行设有监事会和董事会顾问室操“联银”实权，顾问坂谷希一；副顾问一人，曾由吉田、冈本、鹤原先后担任；还设有顾附四人，由日本、正金飞朝鲜飞兴业四家日本银行各派一人充任。该室有职员四飞五十人，均由日本国内各银行调来。开办初期，顾问室唯一只有一位中国女打字员梁思明，不久也调往外汇局任职员。顾问室听命于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行事。“联银”实际上等于日本大藏省的一个分支机构。秘书室设秘书三人，有陶良五、张同德等。对外称总裁的秘书，只办汪时璟交办的文件和随行外出，并无例行公事。陶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为人机警圆滑，善交际，汪时璟夫妇常至其家赌博和举行舞会，此外尚有范兴伯、李鹏图、高崇禄、索越平、张格等及其他高级职员为座上常客，当时陶处有“六部口俱乐部”之称。调查室专司调查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以及改经各部间的一切动向。主任梁启勋。

日本帝国主义本拟以速战速决，一举而鲸吞中国。由于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英勇抵抗，致使侵华百万日军陷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在资源储备有限、消耗日繁的情况下，日本确定“以战养战”的方针，大量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支援“圣战”。在华北利用“联银”为支撑点，主要手段是：（1）限期在沦陷区将法币以1：1价格兑换伪“联银券”。收回的法币由正金银行运往上海，套购外汇；或由日本军部取领，在尚未通用“联银券”的地区抢购物资，如粮食、棉花、铜铁、制钱、铜元、银元等等；（2）日本的日本、正金、朝鲜、兴业四家银行，可拿一张“本票”（即银行开的本行存款单据）存入“联银”，记入存款账上，即可大量支取“联银券”，转借给日本工商业者作为开办工矿企业的资金，或去投机倒把；（3）日本驻军司令部仅凭调拨单，可在“联银”随意支取“联银券”，充当军饷和抢购物资；（4）集中各银钱号的流动资金提成，存入“联银”；（5）所有伪政权机关的收入，全部存入“联银”。

伪“联银”无限制地发行“联银券”。在初期发行票钞时，因急于出笼，刻制券版已来不及，只得用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将行名改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将摄政王像改为黄帝、关羽、岳飞、孔子等的肖像，分别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等票值。由于日方大量支取“联银券”、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上升。“联银”于一九四二年又发行百元大钞，其后，五百元大钞和一千元大钞亦先后于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出笼，并筹划印行五千元大钞。直至日本投降，才结束这种残酷压榨的罪恶活动。

伪“联银”一切措施除听命于坂谷希一外，但凡重要政策的制订，必须在日本大使馆控制下施行。一九四四年秋，汪时璟交给秘书张同德一份日本大使馆发来的日文密件，经张译出后，始知是搜刮民财、回笼“联银券”的条款提纲，内容有十项，重要的如开设赌场、鸦片公卖、各地设土药公会、开设证券交易所、开放黄金市场、扩大赛马会等等。汪时璟看了以后说：“这些事不能同意，办了，祖坟都要被人扒掉的。”但在汪兼任经济总署督办后，却都陆续实施了。例如开设禁烟局和各地分局，名为禁烟，实系公开贩卖鸦片及其他毒品，各地成立土药公会，领购鸦片烟土，分销各地，所用资金统由“联银”借贷。天津、北京、青岛、济南等地都扩大或开设赛马会，公开赌博，抽税提成。北京的华北赛马总部，以王荫泰为理事长，三野友吉为副理事长。华北各大城市先后都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等等设施，搜刮民脂民膏。据统计，伪“联银”八年间共印制“联银券”三千一百八十五亿余元，截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止，实际发行伪钞一千四百二十三亿余元，其中半数以上七百多亿元，为日军掠夺军需物资之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南京政府财政部派张果为和中央银行的卞喜荪来接收伪“联银”，因当时中央银行在华北尚未开业，市面仍流行着“联银券”，而张果为将“联银”库存的五千元大钞，交由交通银行发行。这种继续掠夺的措施，引起商民大哗，纷纷拒绝使用，张果为不得不将已发行的大钞陆续收回。这个倒行逆施的作法，成为接收时的一大笑谈。

1938年伪“联银”成立后，日本军部通知坂谷希一着汪时璟以总裁身份去日本，“答谢”日本军政各方对“联银”的援助。汪以“联银”初建，尚不稳定为由，一直拖延。后经日方屡次催促，到一九四零年一月汪时璟才得以动身去日，随员有“联银”发行局局长欧阳载祥、日文秘书谢祖-----闾、经济总署会计局局长周通曾、参事黄伯雄等，由“联银”顾问坂谷陪同飞往东京，住于帝国饭店。汪等先后拜访了日本首相、外相、大藏相及日本银行总裁结城等人。然后汪时璟个人身着大礼服到日本皇宫外殿，在一个簿子上签写职衔姓名后，退出皇宫。在日本这叫做“宫中记帐”，是最大的荣幸。其次是日本内阁成员及各银行人士，多次设宴招待和答谢等酬酢。汪时璟此行纯属谢恩之意，并无谈判课题。在东京停留三天，即飞返北京。

一九四四年九月，汪时璟代表华北伪政委会去日本探望汪精卫的病情，同行的有政委会顾问岩松义雄中将、伪“联银”顾问坂谷希一、秘书张同德、发行局局长欧阳载祥等人。乘飞机抵日本下关，乘车到大阪，转天偕同欧阳载祥张同德到名古屋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探望汪精卫，稍事等候即进入病房，只汪时璟一人进去，不到十分钟即行退出，探病就此结束。然后再去东京拜会日本军政要人。到东京后，汪首先由张同德伴随到“皇宫记帐”，后由内阁设便宴招待。汪时璟在致答词说，虽然来日系代表华北政委会探望汪主席病状，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日本对华北政权的支持和援助，为表示谢意，赠送给日本政府盐二万吨。会后汪时璟与日本银行总裁涩泽签订了借款三亿日元的协定。汪在东京停留七天后，乘飞机返回北京。

汪时璟多年任汉口、沈阳中国银行副经理，与该行董事长宋子文有联系。汪时璟任伪“联银”总裁前，曾通过吴鼎昌向蒋介石请示，取得同意后才就任伪职，其妻兄殷同一方面与日本人亲密，同时还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殷同担任北宁铁路局长及建设总署督办时，陶良五曾看见殷同常将华北情况呈报蒋介石，文件下款称“职殷同”。由此可见汪、殷任伪职都经蒋同意的。当张同德到“联银”报到时，汪曾亲口对他说：“你放心干吧!我们这里做的事蒋先生那边是谅解的。”此外，汪在北京结识军统潜伏特务周济，周送给汪一张蒋介石亲笔写的“在新民”三字横幅。汪得之非常重视，并由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精装裱褙，奉为至宝。早在一九四二年、汪时璟与殷同经日本军部同意，在殷住宅设置电台一部，据说日本投降时，北京日本驻军司令部曾利用此台与重庆国民党政府作第一次联系。

汪时璟当上伪“联银”总裁后，在所属各局、室安装上红绿灯及电铃，红灯亮表示总裁到，绿灯亮是总裁走，电铃响表示总裁召唤。汪在未发迹前，羡慕其老上司财政总长张弧的派头，当上“联银”总裁后，举止行为完全效法北洋政府官僚的 作派。汪比较尊重曹汝霖，因曹与日本高级军政人员都有亲密关系，凡是曹介绍来的人，他都录用，畀以重任。汪自翊清高，经常收买古玩字画及碑帖，以示文雅。所住私宅北兵马司一号，原系张作霖赠送给其女婿、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子的 住宅，本已相当阔绰，汪又在河北省银行支款十万元，大肆修整。一九四三年又在后花园秦老胡同修建楼房一所。汪个人占用“联银”汽车三辆，其中有一部是北京独一无二的防弹汽车。汪衣食用物考究，曾收纳日本名妓，在广安门外为伊购置新居，当时伪组织的汉奸都望尘莫及。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汪时璟认为担任伪职曾经蒋介石同意，便于当年九月携带库存大批金银表册及调查室所搜集的有关金融经济及日伪军情报等文件，由军统特务周济陪同飞往重庆向蒋介石邀功。约住了十天，未得召见，仅由文官长吴鼎昌接见，但未得任何具体指示，只好返回北京。汪此时心情不快，但仍去“联银”办公。赴重庆情况不妙之说，迅速传开，许多“联银”职员联合起来包围总裁办公室,要求提前发放退职金，以便散伙。汪空言搪塞之后回家，从此就不到“联银”上班了。一九四五年冬，新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副官张廷楼要亲见汪时璟，会见谈话内容外人无从知晓，但之后该张副官常来银行找常委陈锦文，提走大量“联银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兼军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通知汪时璟妻子殷醉丹，于十三日晚假汪宅（西单粉子胡同）宴客，并请其承办两桌酒席。马汉三未到之前，驰来一卡车宪兵，包围了汪宅。这是军统局长戴笠诱捕大汉奸预定的手段。来客中有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周作人、唐仰杜、苏体仁等人。席间，戴笠突然出现，当即宣布入席诸位被捕，听候国法审理。当夜不准回家，均住在汪宅大客厅内，一律不准出门，汪妻殷醉丹可以自由出入。汪妻借此之便，把贵重的珠宝、细软物品和古玩碑帖等，私自运出，，先寄存别处，后转往上海。一九四六年一月，汪时璟被戴上手铐押往南京。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夕，戴笠再来北平，汪妻曾去拜访，并送去金银财物，请戴笠设法营救。戴笠安慰她说，汪时璟没有什么问题，总得经过法律程序，才能结案。汪妻感激涕零，信以为真。不久，戴笠坠机而亡，汪妻又请江庸律师辩护，最终汪时璟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赴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汪妻于解放前夕，带同子女、财物去香港。1952年8月12日汪时璟病死于监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