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芬（1860～1906年），名谦，字艳秋，号美仙，小名惠成。汉川县城关人，梨园世家出身，演员。其父汪连宝是清道光、咸丰年间春台班有名的武生。

桂芬七八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为了糊口，小小年纪的他就到京城春茂堂做了私坊弟子，工老生，兼习老旦。因其前额较突出，便有了“汪大头”的绰号。汪桂芬学戏天分极高，到十一二岁就能上台，且能演几出老生、老旦的重头戏。他十分刻苦地勤学苦练，几年后，他的一副嗓子极为美妙。

汪桂芬由于生活窘困，身体每况愈下，年仅40余岁就英年早逝了。

幼拜陈兰笙为师学老生，兼习老旦，变声后投樊景泰门下改习文场胡琴，曾代师为程长庚操琴。清光绪六年（1880）嗓音恢复，搭春台班，有“长庚再世”之誉。

汪桂芬在京剧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一次他突然因用嗓过度而“倒嗓”，但他不甘心放弃对京剧的执著追求。在琴师景泰先生的帮助下，他改习操琴，从此多年为程长庚伴奏。其间他受程长庚先生耳濡目染，默习其唱腔特点，竟学得一口逼真的程派唱腔。

汪桂芬虽然倒嗓，但他一直没有放弃重新上台的努力，他总是一人悄悄在上海寓所外面吊嗓，不料有热心戏迷发现，大家也偷偷听他吊嗓，但他性情奇特，要在没有人的时候才肯练嗓。一次，一位躲藏在隐秘地点的戏迷听他唱戏出了神，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汪桂芬发现有人偷听即停止练嗓，其他的戏迷很恼火，打了那个不小心叫好的戏迷一掌。此人急忙辩解说：“你们打我自然有理，但我听他唱得实在太好了，不叫出来也会把我憋死！”从这里可见汪桂芬的唱功非凡。由于他坚持练嗓子，他的唱功又恢复到极佳的状态。一次，程长庚演《天水关》 ，上台之前突然病倒。前台观众都是冲着大老板程长庚才来看戏的，出现这种情况，如有人出来，既是救场如救火，敢上台的也说明他须有过人的胆识和水平才行。汪桂芬决定从容上场，只一句“代理山河掌丝纶，运筹帷幄”的引子，就把台下观众镇住了，等到开口正式一唱，活脱脱就是大老板程长庚的声音。不用说观众甚为满意，就是整个后台也是人人称奇。观众惊呼：真乃长庚第二也！据说程长庚临死时向汪桂芬面授机宜，告诉他如何让人们像欢迎自己一样欢迎汪桂芬，汪桂芬谨记在心。程长庚死后，汪桂芬对程长庚的唱腔既有继承又有革新，人们在惊叹他是“长庚再世”的同时，更把对汪派的喜爱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汪桂芬个性耿直，不畏权贵。尤其痛恨那些旧戏班的封建把头。演戏时，喜欢乘兴而歌，尽兴而止。时演时缀，往往临场不演，有时已经勾上脸（演红生戏），却又从后门溜走。晚年甚至精神失常，作“头陀和尚”的装束，自号“德心大师”，却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一座小庙里有时自拉自唱。及至门外站满了听众，他又突然走开了。这些怪癖，正是他对剥削者的一种自发性抵抗，结果竟然弄得满身“戏债”吃了官司，以至在46岁的年纪潦倒死去。

他继承了程长庚的艺术并有所变化、发展，成为“汪派”。

汪桂芬的嗓音特点是“脑后音”，而且带有“嘎音”，开口发声非常响亮，唱完仍似有余音袅袅。汪的嗓音譬如北京特产的一种脆枣，果肉特别结实，吃起来又脆又甜。他的一副嗓子极为美妙，嗓音高亢浑厚，善于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歌声响遏行云，发音吐字饱满，韵味十足，极富立体感。其唱腔激昂雄劲，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演唱悲剧性故事或悲剧性人物时，着力突出其壮美的一面，而不是只单纯强调其悲凉凄苦的感情，如《文昭关》的伍子胥和《骂曹》的祢衡。汪桂芬习用的唱腔和板式常有别于其他派别，如《武家坡》中“在营中失落了一匹马”一段，各派均唱西皮原板，汪桂芬则采用西皮散板，来状写薛平贵试探王宝钏时边窥测其心理，边随机应答的情景。又如，《伐东吴》中黄忠的唱段则在二六板中交替使用正、反西皮唱腔来渲染这次战役败局的无可挽回的气氛，增加戏的感染力。唱腔中遇到必须拔高时，汪桂芬不使用较软的上滑唱法，却是凭丹田气催动声音喷薄而出，具有宏大的气势。汪的唱不但实大声洪，还俏中有险，甜中带沙。如他演红生戏《战长沙》之关羽，在唱腔方面，曾被人誉为如惊蛇绕树，越勒越紧。汪桂芬与谭鑫培、孙菊仙并称程门三杰，此三人中孙菊仙年龄最大，谭鑫培次之，汪桂芬最小，但他去世最早，因而对他的文字记载也比较最少了。汪桂芬《朱砂痣》和《捉放曹》与人有别，贵在嗓音运用得法，不仅高低音都动听，其中音尤佳，韵味之足如饮醇酒，有独到之处，非谭、孙所能及。

汪桂芬虽以唱工见长，但是也能演做工和念工戏。做工方面，他发扬了程长庚端凝肃穆的风格，注意体现剧中人物的身分，如对关羽、鲁肃等形象的描绘便突出了他们典雅凝重的气度。他演《四进士》饰演宋士杰，谭鑫培还为他配过茅朋，可见他做工的精到。汪的“笑法”与谭鑫培、孙菊仙迥然不同，他是“嘎嘎”地笑，类似于小生的笑，但却没有笑声尖利的假声。

汪派常演的剧目极多，老生代表作有《长亭会》《文昭关》《战长沙》《让成都》《华容道》《天水关》《捉放曹》《骂曹》《朱砂痣》《三娘教子》《群英会》《取帅印》《双狮图》等，老旦代表作有《打龙袍》《钓金龟》《游六殿》等。

汪派唱工要求嗓高气足，传人不多，最有成就的是王凤卿、郭仲衡，私淑者是汪笑侬。老旦谢宝云、花脸刘永奎亦曾学汪。此外，北京票友邓远芳和天津票友刘叔度、刘贯一（刘永奎子）等也有一定成就。

罗亮生说庚子前在上海天福茶园看过他的戏，只记得他演《打鼓骂曹》中饰演祢衡，用的是场面上的堂鼓，不同于后来，即谭鑫培演此，也是特制的花盆式大鼓。汪桂芬且擅演老旦戏，在天福茶园曾和李长胜合演《断后龙袍》饰李后很受欢迎。不过当时罗尚年幼，对他的唱工不能领会，直到后来在北京同仁堂药铺，听了乐家收藏的汪桂芬《朱砂痣》和《捉放曹》的腊筒，才觉得汪调与人有别，贵在嗓音运用得法，不仅高低音都动听，其中音尤佳，韵味之足如饮醇酒，有独到之处，非谭、孙所能及。

赵如泉说：“我父亲赵祥玉唱架子花脸曾与汪桂芬同班，由于这层关系我曾为汪配演过《朱砂痣》剧中的娃娃生，照剧情娃娃生要向扮演韩员外的汪桂芬叫声‘爹爹’，当时只见汪脸上突然出现一副惊奇的神气，以乐不可支的口气答应了一声‘嗳’，就是这一‘嗳’字，声音清脆，如穿云裂石，震耳欲聋，把我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可见汪桂芬不仅是唱腔，白口、做工也具有深厚功底。”

赵如泉又说：“汪桂芬在上海时期，寓所外面经常有许多戏迷聚集在那里，偷听他吊嗓子。因为汪每天起床后必自拉自唱吊上几段，习以为常，戏迷们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不过他的性情古怪，要门外没人时才肯吊嗓子，戏迷们就躲藏在隐蔽地点，并且讲好必须屏息静听，不可出声，以免被他发觉。有一天，他在吊《文昭关》，门外戏迷听得比在戏园买票还过瘾，内中忽有一人情不自禁叫起好来，汪桂芬发现有人窃听立即停弦，叫好人成了众矢之的，竟然被他身旁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其他诸人也群起而攻之。此人急忙分辩说：‘你们打我自然有理，但是我听他唱得好，不叫好会把我憋死。’可见当时汪调之受人欢迎了。”

从前也有人传说，汪桂芬最恨观众叫好，其实并不尽然，赵如泉说：“在前清末年，有很多各地驻沪的客帮，其中以北方人居多，大都嗜好京剧，当时上海戏园全靠这批客帮观众捧场，每逢有新角来沪，都先由案目陪同演员去客帮拜客，以兹联络感情。后来上海一直有拜客之风，就是从那时开始。客帮中的观众当然也良莠不齐，欣赏艺术的人固然多，喜欢起哄捣乱的人也不少。汪桂芬对后者非常厌恶，为了对付这帮人，有一天他故意‘泡汤’唱念象背书一样，这样一来起哄的人反而闹不起来。第二天他开始唱的很好，等到台下一乱叫，他就又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他们，好在他不出差错，台下无法喝他的倒彩。几天以后这帮人共谋对策，想法子要触触汪的霉头，准备在汪出场后一哄而散，来坍他的台。那天正是他演拿手好戏《文昭关》的日子，当东皋公唱完落坐将要上伍员的时候，这帮人就不约而同地一齐起身走了，待听到汪在幕内一声‘马来’，觉得比往常精彩，这帮人走到半路又停住脚步。等到汪上场后一句‘伍员在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这帮人竟不由自主地又都回到原位，乖乖地听完了整出戏，可见他的艺术魅力之强了。”

据赵如泉说，汪桂芬艺术虽好，脾气很坏，最大的缺点是不守信用，不仅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有过临场逃遁辍唱的怪事，即在上海天福茶园，也有戏园卖了满堂，他却装病不到的事情，还有一次上海丹桂茶园的老板刘维忠，挽熊文通做中人，预付他包银三百两，立下字据作为他下次来沪演出的定洋。不料他再来上海却在另一家戏园登台，为此讼诉于上海会审公廨，结果判决杖汪一百，掮枷游街示众，这件事确属事实，很多人亲眼看过汪大头披枷戴铐在大马路（即今南京东路）游街，一时传遍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