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伯（1896年12月4日—1977年7月31日），名汝潜，字大烈，湖北宜昌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

沈刚伯，谱名大烈，字汝潜，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现为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暮阳村人。其祖父沈达轩为宜昌名儒，父亲沈明道日本弘文学院毕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沈刚伯4岁时祖父教他识字，发蒙的书是《史鉴节要》。从6岁起，他才正式读书，开始写字。沈刚伯7岁时，父亲沈明道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于武昌普通中学堂。他们全家移居省城。祖父每年夏天返乡度暑，年节往往返乡度岁，其余八个月全用来教孙子读书。

沈刚伯11岁时，考入湖北方言学堂。那时他的祖父已经65岁，从此返乡，不再涉足城市，也无法顾及孙子的学业。沈刚伯在校三年，学习非常用功，废寝忘食，到了夜晚总是用微弱的灯光看书，以致将眼睛弄成了近视。他看完了《庄子》、《荀子》、《史记》、《文选》、《读书方舆记要》，乃至《金刚经》、《华严经》都看过。《六祖坛经》他是当小说看的。这三年中，他曾经细加玩味过的书刊是《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和《新民丛报》。

1911年，沈刚伯先生在湖北方言学堂毕业。次年考入湖北文华高等学堂，刚上几个星期的课，武昌首义爆发。此后世道变了，学制也变了。1913年4月，沈刚伯先生接到父亲来信，要他赴省城报考大学。他的理想是报考北大，由于时局未宁，其父不准北上，不得已只好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17年，沈刚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即留校附中教授历史与英语。1924年沈刚伯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留学三年半时间。1927年毕业回国，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沈先生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课程。当时能在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的国内尚不多见，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且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沈刚伯和地理系胡焕庸是当时中央大学最叫座的教授。

沈刚伯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还在金陵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干部学校、政治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任教。1932年，他的好友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劝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婉谢。沈刚伯曾先后应邀出任招生委员会委员，负责命题、主试和评卷工作，坚持以成绩为录取学生的准则。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长时，又劝他出任交通部次长，亦被谢绝。

1942年秋，沈刚伯继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先生讲授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先生开设“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迁重庆，他又应邀赴川省各校讲学。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后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任教时间最长的是中央大学，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历时14年。

1948年，沈刚伯已应胡适的聘请，拟赴北京大学任教。因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力邀，乃渡海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务长。沈刚伯先生在主持台湾大学文学院期间，致力于院务的推进和学术水准的提高，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湾大学文学院有了六个系。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他并全力协助发展校务，安定师生生活，布置读书研究环境，使校内一时的混乱情势顿时为之一清。

1950年11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病故，沈刚伯代理台大校长至次年4月。后又与钱思亮校长着力构建“台大精神”，为台湾大学校歌填词。1954年3月，沈刚伯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了台湾的中国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钱穆、李济、姚从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刘崇宏、张贵永、董作宾、毛子水、朱家骅、李宗侗、凌纯声等学者。沈刚伯还与考古学家李济在台湾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开展了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许多学术活动。

1961年，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由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兼系主任。先生虽非专长于国学，但是对于充实该系的图书设备以及师资延揽却十分关注，使得该系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优良的师资和设备之下茁壮成长。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对同学均深致期许，常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1965年6月，图书馆学系第一届毕业同学共25人，沈刚伯先生赠言：“图书馆学系是台湾大学的一个新系，我们要养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断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方法，扩充新设备，培养新人才，以刷新发扬我们已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图书馆事业和学问。”同年先生应邀赴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一年，回国后专任历史系教授。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退休后，仍继续任教台湾大学并应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

1977年7月31日，沈刚伯在台病逝。1982年，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沈刚伯先生文集》共50余万言。

沈先生晚年致力于国史及中国文化的阐发，并对中西上古学术思想作比较研究，解析入微，见地新颖。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全心贡献于教育事业。先生赋性淡泊，不重修饰，长年一席长衫，一头乱发，一支香烟，被誉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热天还穿长袍的学生李敖并列为“怪景”。沈先生终生信守的箴言是：量才适性，敬业爱人。他说：“惟有量才适性，才能成就其融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学问、大见识；惟有敬业爱人，才能讲学杏坛前后60年，淡泊自甘，不改其乐，作育英才，功在国家。”

沈先生晚年致力于国史及中国文化的阐发，并对中西上古学术思想作比较研究，解析入微，见地新颖。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全心贡献于教育事业。先生赋性淡泊，不重修饰，长年一席长衫，一头乱发，一支香烟，被誉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热天还穿长袍的学生李敖并列为“怪景”。沈先生终生信守的箴言是：量才适性，敬业爱人。他说：“惟有量才适性，才能成就其融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学问、大见识；惟有敬业爱人，才能讲学杏坛前后60年，淡泊自甘，不改其乐，作育英才，功在国家。”

沈先生对如何办好大学教育是做过深入研究与实践的。他先后撰写有关教育的文章有《五十年来的教育》、《今日之大学教育》、《今日的大学和社会》、《为学之道：博、贯、约》、《论大学入学考试》、《从新生入学考试到升学指导》、《德育的重点——对社会而言》、《如何鼓励青年从事本国古代史的研究》、《读史与修身》、《教师节后说教师》等。沈先生虽然终身致力于大学教育，但是他不忘关注小学教育。他说：“今日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学教育，而是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之急需充实、改进、扩充与加强。社会上的多数人偏值此而不顾，而苦谋大学的扩张，真未免太缓其所不当缓，而急起所不必急了。”他说：“根据我小时候读书的经验，深信小学教育之重要远在大学教育之上，因为一个人的志趣完全是在小时候培养成的，所以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注入式的教育远不如鼓励儿童自动阅读之有益。

二是抽象的理论千万不可强迫儿童阅读，读了是会发生反作用的。

三是儿童读物务须文字简明优美，枯燥芜秽的作品绝不能教育学生攻读，写出来是白费纸笔，教起来更是浪费光阴。我从志学之年起，便想写一套富有启发性的儿童读物，然而年龄愈大，便愈觉下笔不易，世变愈急，更愈感选择材料之难，荏苒至今，而已，而已！”

在高等教育迅猛扩张而基础教育又偏于应试的今天，沈先生的这些教导听来尤其让人感慨叹息。

沈刚伯先生终身以教学为乐而不改其志，精研历史终身不辍，主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祖父的教育与熏陶。他说：“我对祖父十分崇拜，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如祖父生平痛恶抽鸦片和打牌赌博，我至今不打麻将；祖父主张童子不衣裘帛，我到了23岁才穿羊皮袍；祖父不恶衣恶食，我便习惯了衣履不整。祖父生平最痛恨贪官污吏，常说：书不可不读，不读书，便不能明理，不知做人；一作官，就得同流合污，纵不存心害人，也会无心误事。”

抗战时期，山河破碎，国土沧丧，有少数知识分子悲观情绪浓厚，思想消沉，产生了出家学佛的念头。他有一位好友原中大教授罗膺中先生来书劝其学佛，遭到沈先生拒绝，并赋七律一首作答：

典却春衣自怯寒，来书读罢暗心酸。忧时故应肝肠断，谋道空教智力殚。

彼岸终当参禅座，此身久已误儒冠。相期莫问兴亡事，卧看飞花片片残。

抗战后期，一个初春的假日，朱家骅(时在任教育部部长)忽到沙坪坝中大宿舍，找他同往南开中学散步。彼时梅花初放，寒气颇重，池水澄清，游鱼可数。他们席地曝日，看翠鸟飞鸣，话宁城旧事，颇生感慨。朱家骅凝思良久，忽然说：“我这个诸葛亮，是失败定了，你这个文中子（元代儒学大师王通）到底做得成绩如何呢?”沈刚伯笑答曰：“先生自可做诸葛孔明，幸勿拖我下水，我是身无大志之人，至多只想学学王通罢了!”沈刚伯先生不是王通，却胜过王通，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学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历史学家。他在《我幼时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写道：“我七年中所读所阅的书差不多全是历史，而且是古代历史。这使我从小就步入了古史之门。我点完《通鉴》之后，紧接着看《读资治通鉴》，立即觉得它文笔芜秽，几难卒读。因此我对北宋以后的历史永不感觉兴趣。‘九经’的本身原是我小时便能欣赏的，可是强记朱注，看尔雅的结果使我对文理训诂之学同样生厌，所以我看经书只是从里面寻找史料，而不是探求哲理，只是欣赏文词，并不讲究训诂，真是看得六经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