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是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创作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首次出版于1949年。

《沙乡年鉴》是奥尔多·利奥波德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自然的结果。该书以自然随笔的形式，描述了沙乡不同季节的自然生态之美，歌颂了人与土地、河湖、动植物之间“平等相待、和谐共生”的关系之美，呼吁人们关注生态的伦理，认为人类只有“保持生态共同体总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才能增进人类自身的福利。

第一部分《一个沙乡的年鉴》记录了利奥波德在沙乡农场中的体验以及农场在1到12月间的变化，作者用朴实却又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沙乡一年的景色，从一月的臭鼬到十二月的山雀，无不表现出在自然条件下，动植物肆意活动的蓬勃生机

第二部分《漫行随笔》讲述了他在美国大陆各地的游历经历，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美洲大陆各地的地景特质，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的结局，带动人们进一步持续思索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期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应有的爱与尊重

第三部分《乡野》主要描述了乡野、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鹿径、大雁的音乐。由狩猎道德推进到拓荒时期的两种理念：“轻装上阵”和“一颗子弹，一头公鹿”，可是，这种理念被售卖户外运动商品的人无视，他们用各种轻便精良的用具把美国户外运动爱好者武装起来，用卡车和拖车载满各种运动装备，却只是为了贪图最后的战利品，这完全违背了狩猎原则和拓荒精神。

第四部分总结了由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由伦理的演变和土地金字塔进而引出对土地作为能量循环的简要介绍。在利奥波德看来所有伦理规则都有一个前提，即个人属于群体，群体中的成员相互依存。

利奥波德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革命在美国的迅猛发展要求不断从自然中获得资源，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对自然的破坏也越来越深。对农业产品的无限追求使得各种功利主义的保护政策出台，真正的荒野迅速萎缩，一切对农业生产没有经济效用的生物遭到了人类的屠杀，在国家森林公园就毒杀了数万只郊狼。树木同时遭到砍伐，森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其庄稼一样的管理，以便它可以不断的被收获。自然的经济利益在这时被最大化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再生作为经济上的保障必须要为国家的经济利益服务。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颁布了《宅地法》《造林法》《扩大宅地法》等一系列法令鼓励民众向西部移民及对大平原地区进行开发。西进运动中各种各样的人涌了进来，建设梦想中的家园。还有“箱包农场主”这样的拜访者，每年仅来此几次，花几周时间，利用机器耕种或收获。盲目而贪婪的开垦造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生态悲剧。沙尘暴袭击了几乎整个美国大陆这种干旱和沙尘暴现象持续了近10年，使数百万公顷的农田被毁，几十万人背井离乡。

这一时期美国南部大平原急剧荒漠化，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部大平原被毁的草地达到35%，共计3300万英亩，生态平衡已濒临崩溃。1935年流失的土壤达到8.5亿吨，土壤的流失带走了大量的腐殖质和氮、磷等元素，降低了土地肥力。而河流、水库则因淤积堵塞无法继续利用，洪灾的威胁更甚。到了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真正在公共土地上开始了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这些为利奥波德的思想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条件。

利奥波德不否认自己受到了奥斯宾斯基整体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整体主义生态观和对自然存在的尊重和价值认定都从奥斯宾斯基的思想中获得了启示。

近代社会生活的中心话语是对自然的征服，但是许多善待动物和其他自然物的观点也被提了出来。尽管关于人与自然物之间的道德问题到了20世纪依然不是理论界的主流，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思想家在思索着。动物解放论、权利论相继出现，道德主体扩张到动物身上、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思想应运而生。边沁较早的提出了在道德上要给予动物关怀，将伦理给予了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上，利奥波德将这种伦理又进一步进化和扩大。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搭建自己的小木屋的这一举动给了利奥波德启示。梭罗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重新唤回了美国人对自然的喜爱和热情，利奥波德也通过对自然的审美意识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道德感情。

20世纪，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本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也是人性的问题。生态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多元的发展，从之前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到生物中心主义伦理都不再将人来当做中心而逐渐将伦理思想向更广阔处发展，同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做出了更深层次的判断。利奥波德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他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思想。

十八岁时，利奥波德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感兴趣的两件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兴趣最后转化成了他的专业和毕生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对自然的爱成为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1935年4月，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一个叫“沙郡”的地方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场，其后多年，他和家人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健康。利奥波德便开始了在沙乡十三年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岁月里他和自然有了更亲近的关系。他在恢复这个农场的生态平衡的过程中，在对生命的重新观察和体验中，很多思想发生了转变，并把这些思想写入了自己的随笔。

1941年，克诺夫出版社邀请利奥波德写一本“记录个人荒野探险的…温馨的、有感召力而且生动的…...给业余读者看的书…...”。从接受写作邀请到出版社同意出版的时间里，利奥波德边整理原有文稿，边创作新作品，并反复调整书稿内容与结构安排，在满足出版商的自然写作要求和完成传播生态理念的写作目的间寻找实现方式。

1944年，利奥波德第一次提交给克诺夫出版社的书稿包括“沼泽挽歌”等13篇文章；但出版社认为书稿内容不足、话题分散、文章的视角和风格各异、普通读者会无法理解作者写作意图，提出增加对自然的观察内容，减少生态学内容的修稿要求。1946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建议作者多介绍自己，以个人经历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1947年9月书稿第二次送交克洛夫出版社时，利奥波德重申自己在融合自然事件的叙述与阐释方面做出的努力，并拒绝出版社的修改提议，他认为书稿已经达到自然写作要求，内容已融合成令人信服的整体。尽管如此，在1947年秋天到1948年初，利奥波德增写了“好栎树”“大草原生日的葬礼”“斧头在手”，修改了“雁群归类”“合唱的矮树林”等5篇文章。1949年1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保留利奥波德书稿内容和格式基础下出版了《沙乡年鉴》。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新的土地伦理思想。他认为：“在对待某种事物的关系上，只有在我们可以看见、感到、了解、热爱，或者对它表示信任时，我们才能是道德的。”

首先，人们在情感上要“热爱”和“尊敬”土地，而不是将其作为征服的对象，这样才会产生道德责任感。“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其次，人们在理性认识上要有“生态学意识”。“一种土地伦理反映着一种生态学意识的存在，而这一点返过来又反映了一种对土地健康负有个人责任的确认。”其三，人们在思维方式上要“像山那样思考”，即全面思考生态的整体利益，超越以人类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狭隘价值观。“利奥波德倡导一种开放的‘大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他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政府对待土地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及管理方式。”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建立于全新的“土地”观念基础之上。“土地”不是单一的土壤，而是“土地共同体”和“土地金字塔”，“土地伦理”更多是人类在自然中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共同体”由土壤、水、植物、动物和人类组成，具有生存权利的天然性和有机整体性，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在地位和角色中具有“同为一员”的和谐共生性与自由平等性，各成员共享土地，共存于家园。“土地金字塔”具有以复杂的食物链为连结线、各个部分存在合作和竞争、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数量递增、内在组织结构精致多样、能量的消散衰败与循环贮存相结合、以土壤和阳光作为能量源泉、以食物链作为能量通道等特性。“土地共同体”和“土地金字塔”理论构成了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的核心。

利奥波德认为，除了从经济利益考虑土地外，还应当从美学的角度考虑。“利奥波德的土地美学思想是《沙乡年鉴》的重要思想内蕴，作家的美学思想不仅渗透在“年鉴”、“随笔”之中，还包含在“结论”部分“保护主义美学”专节之中。利奥波德所指“保护主义美学”并非通过法律、政府拨款、地区规划或其他欲望形式使荒野原地不动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局部的“保护主义美学”，而是以不损害荒野为代价却能使人获得审美愉悦的整体的“土地美学”。

就审美的主体而言，利奥波德主张无身份与地位差别的“对自然进程的感知”的审美观照，重视对人们土地审美感知能力的培养，堪称“感知美学”；就审美对象而言，利奥波德认为，植物和动物共同体的纷繁复杂就是有机体固有的美，土地的美在于生命，在于野性、自然、自由与和谐。因此，他坚持以各种感官来“感知”土地上动植物的形色与神态的“美丽”。

《沙乡年鉴》展现了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的无限意蕴。“这些牧草地的岁月是沼泽地居民的田园牧歌时代。人和动物、植物以及土壤，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在相互宽容和谅解中生活和相处着。”在沙乡，一块旧木板是一种“大学校园里还未曾讲到的文献”，一棵大果橡树是一个“历史图书馆”，一个河边农场是一个“随意阅读的图书馆”。“每个农场都是一本动物生态学的教科书，熟知森林的人的知识是这本书的说明。”

利奥波德与松鸡、野蜂、兔子、山雀、林鸳鸯为邻，不断在荒野生活中汲取知识，获得与大地和谐共在的审美愉悦。“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人们只有在对土地的审美体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诗意栖居。

人与土地生态关系的恶化是利奥波德审美批判的对象。他对土壤流失、河湖枯竭、植物衰亡、动物灭绝等各种“生态丑”深怀焦虑；将土地伦理、土地美学作为拯救现代生态恶化的思想武器，不断反思人类在“进步”、“机械化”、“新发明”、“人工管理”名义下对荒野的毁坏。

《沙乡年鉴》三大部分，生态散文《沙乡年鉴》的结构时空分离又巧妙贯通，体现出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

“随笔”语体与“年鉴”语体相融合的语体多元性、各种话语结合的跨学科性以及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真诚对话性是《沙乡年鉴》的话语特色。“随笔”体话语以生活体验为素材，以现实需要为触媒，以沉思为思维方式，表面上轻灵随意、无拘无束，内里却蕴藏炽情热爱与玄思幽想。《沙乡年鉴》的“生活”是在沙乡的劳动与不同地区工作的经历，其“思想”是在其工作和生活中对土地伦理的感受与思考，其散文话语皆充满个性和灵性，读来如佳酿入口，醇香四溢。

《沙乡年鉴》中，鸟、虫、树、花皆描其状貌，风、云、雨、河皆摹其形色，作家运用富于质感的诗性话语营构了一个形色味声并俱的散文空间，读来如临其境，同感其情。《沙乡年鉴》呈现了作家情思的形成过程，是作者与自己心灵的真诚对话，也是作家与读者的真诚交流。《沙乡年鉴》是一次将自然科学理论与人文科学理论有机融合的跨学科创作尝试，蕴含着生态学、林学、动物学、植物学、伦理学、美学的知识。

一、叙事时间的陌生化

《沙乡年鉴》第一部分叙事策略的第一重陌生化表现是叙事时间的陌生化，具体体现为线性叙事基础上的月历叙事（日历的月份）与时距角度的巧妙设置。利奥波德此种月历叙事与以往自然文学的季节叙事传统不同：首先，在传统自然文学作品中，季节叙事是最为原始、最为普遍的叙事方式。其次，利奥波德遵循自然之道：即对于自然而言，无论季节孰长孰短，都难论孰轻孰重。他毫无偏见地对待大自然的十二个月，让“它们”以平等之姿出现在读者面前，因而读者体会与感悟到的不再是人类价值评判标准下季节的孰好孰坏，也不再是分割的春、夏、秋、冬四季。

利奥波德在此呈现的正是人类所见的、流变的、原初的自然世界，这动摇了根植于人类认知传统中对大自然时序的评判标准，使大自然褪去人类强加于其的面纱，以“崭新”的面貌引发读者对于人类中心价值评判体系的思考。

其二，《沙乡年鉴》叙事时间的陌生化还表现为时距方面的巧妙设置。时距是热奈特对于叙事学中叙事时间的一种划分，根据时距的长短可分为概述、扩述、停顿、场景、省略等。《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通过巧妙安排时距达到了陌生化的表达效果，延长感受时间，迟滞其审美快感的到来，从而达到一种延宕之逸。

二、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的陌生化

《沙乡年鉴》叙事策略的第二重陌生化表现是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的陌生化，具体体现为叙事声音的不稳定性及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越界”。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对叙事声音的陌生化处理在于使其具有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第一、第三人称的变换与第一人称的单复数变换。

《沙乡年鉴》通过第一、三人称间的变换实现“不稳定的叙事声音”、给动物开口说话的权利秉承了自然文学的叙事传统。尽管利奥波德在叙事声音上仍沿袭自然文学传统，看似落入俗套，但自然文学与其他文类相较仍不甚普遍。这种叙述声音的不稳定性及动物发声的设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读者人类中心自居的观念。

利奥波德将“狗”、“鸟”从描述动物的惯用语义系列拉出，将“溪流”从描述自然环境的惯用语义系列拉出，与“我”并置，打破了读者对于“我们”涵指的期待视野，同时冲破了语言潜在读者头脑的囚笼，使读者产生了与自己惯受思维相异的新奇感受与体验：即“我们”用以指代包括人在内的动物与自然界，万物同享生命，万物皆有灵。另一方面，将“我们”这一含纳人类与自然的集合词置于世界主义与生态批评的背景下，“我们”还可被视作一种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指称，这是对“我们”一词的陌生化延释。

叙事声音的不稳定通常伴随着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越界”。在视角的转换过程中，利奥波德将河流、金翅雀设定为观看的主体，以河流之眼、金翅雀之眼观人、观物，颠覆了以往只有人才能“观看”、“凝视”的模式，破除了人的专属“观看权”，实属视角的“越界”，为确立动物、河流（自然万物）作为凝视主体、建构其主体性提供了可能性。视角在人、动物、河流间流转，最终又回到人，形成了一条动态的凝视链。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人与动物、河流的相互“观看”及人类缺席背景下的河流看金翅雀、金翅雀看鹿、苍鹭的两组观看。前者喻指在人与动物、河流的双向观看中，传统的“看”与“被看”所携的“规训”与“被规训”意指已然淡化甚至被打破；而后者隐含着生态批评视域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要义。尽管存在对于动物担任观看主体的担忧，但利奥波德对于视角的转换与“越界”的确为读者呈现一个个崭新的异质视界。

三、叙事情节的陌生化

《沙乡年鉴》情节设置以事件性与动摇人类常规价值评判标准为旨要，是该作叙事策略的第三重陌生化表现。其中，利奥波德对山鹬高飞的事件化注解与改写使寻常之事成为神奇的陌生图景，消解了日常生活的‘机械性’，抵制了读者对于鸟儿飞翔的审美疲劳。

在《沙乡年鉴》中，打破人类价值评判标准的陌生化体验具体体现为弱化人类视觉主导，恢复其它感官体验。利无论是给听觉让位，还是让嗅觉回归，利奥波德意在打破人类对于视觉的过度依赖，呼吁读者恢复听觉、嗅觉的感官体验，不仅要以眼观世界，还要以耳听声，以鼻嗅气，以心感知自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弱化视觉主导、调动多重感官感知自然的倾向是为了能让读者恢复对生活的感知，为其提供重新审视自然与世界的新途径。与其说利奥波德意在打破人类价值评判标准，毋宁说他在恢复为人类所忽视、但的确存在于人类身边的自然界法则与规律，这对于呈现反人类中心主义趋向与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回归自然的主题发挥了作用。

1.水

《沙乡年鉴》开头：“每年，在隆冬的暴风雪过后，冰雪仿佛在一夜之间开始消融，水滴落地的声音清晰地震动着鼓膜。水滴声不但唤醒了夜里沉睡的生物，同时也让冬眠的生命雀跃躁动。”冰雪融化成水，水滴答的流动意味着生命的复苏与开始。利奥波德用简单的语言描绘着一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自然之景。水给人流动之感，为文章的开头增添了动态感，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派沉寂的景象，而是一趟由水开始的自然之旅。首尾呼应，利奥波德在这一章节的末尾写道：“最终，它的踪迹消失在一堆浮木中，不再出现。此时，我听到了浮木堆里水珠滴落的叮咚声，我猜它一定也听到了。我转身回家，途中依然纳罕不已。”这里的它指的是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臭釉，令利奥波德纳罕不已的这只臭鼬既对猎取食物没有多大兴趣，也对于邻居的喧闹和下场满不在乎，那么这只臭鼬究竞在想什么？这只臭鼬好比此刻旁观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作者，“水珠的叮咚声”将两者拉入了同一阵地，“我”听到了，它一定也听到了，水的生命灵动感将两个生命融为一体，利奥波德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共同体的思想在此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利奥波德在沙乡十三年的观察，记录下了许多自然界报复人类的事例。“锯子继续行进，现在来到1910至1920年间，那是人们做排水梦的十年。那时，蒸汽挖掘机集结在威斯康星中部地区，期望抽干沼泽地里的水，造万亩良田，结果却是废土渣遍地堆积。我们的沼泽逃过一劫，并不是因为工程师们的谨慎与宽容，而是因为4月的河水泛滥猛烈......“河水泛滥猛烈一或许是一种自卫性的猛烈”正是以水表征自然界对人类的罪与罚。

此外，水作为自然界对人类罪与罚的表征还有其他方式。例如：“静静的湖水呈现出翡翠般的深绿色，想必是湖中有藻类的缘故，这样一来，确也丝毫不输给绿色。”水本身具有纯净特点，因环境污染等问题造成了不输绿色的湖水，通过突显水的清浊概念，激活了人类的环境道德观和价值观。该处也可以发现利奥波德的文笔充满幽默色彩，他并非一味地抱怨，直接抨击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而是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表达污染的湖水颜色也不输绿色，悲凉之意油然而生，不免更能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在“水”意象中，蕴含着利奥波德生态自然观的影子：在生态系统内部，物种与物种、物种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决定物种的存在和发展，为物种的生存提供物质、能量和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物种的活动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物种反作用于环境。利奥波德的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唤醒了人类的环保意识，为人类指明了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方法，更为人类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2.山

在生活环境和神话原型的影响下，山自然而然有了崇高感和神圣感，利奥波德笔下的山也充满了雄浑的厚重感，令人肃然起敬。山以其厚重的物理特性，常常被作者应用于表达某种情感的程度之深。

面对当时的状况，利奥波德在《像山那样思考》一节中提供了方法论——生态整体主义方法论。山、狼、鹿群、人类，还应该包括空气、土地、水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人类错误地以为自己与生态处于同一并列关系，殊不知自己包含于生态这个大整体中。人类应该如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那样思考”，把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分析，不轻视每个生物个体的权利，而是把眼光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物种的生存状态和长远利益，把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理解为保护环境的根本所在。

《沙乡年鉴》以自然景物、生活事件、沉思遥想来进行诗性阐释，建构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情感世界，呈现了利奥波德的心路历程。

当利奥波德看到人们在密西西比河上筑坝、抽干沼泽致使动物植物区系灭绝时，他心里涌起了巨大的“失落感”；当利奥波德担任林务官时，他质疑牧民对狼和熊猎杀的“正确”，忏悔自己猎杀灰熊的行为，感到自己“充当了一个生态谋杀者的帮凶角色”；在利奥波德担任国家森林监察官时，他悔恨自己曾是灭绝灰狼而导致整个地区生态系统失衡的“帮凶”，并对狼怀有一种“负罪感”。“我们树立了一个纪念碑，用它来作为追念一个物种的葬礼。它象征着我们的悲哀。我们悲痛，是因为活着的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胜利之鸟的气势磅礴的方阵。”

利奥波德悲叹一棵老橡树的逝去、一只美洲野牛离开和最后一棵指南花的消失，悲悼候鸽的死亡与荒野松鸡被猎杀，还悲痛孤狼凄厉的嗥叫与失群鸟儿的哀鸣。热爱与崇敬、忏悔与悲伤、痛苦与欢悦的情感波澜在《沙乡年鉴》中相互激荡。

《沙乡年鉴》被认为是“生态思想的圣经”，影响许多环境思想者、环境行动者。它与《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并称为“自然文学三部曲”。

《沙乡年鉴》曾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20世纪自然写作领域十大好书之一”。

2002年，《沙乡年鉴》中的《大雁归来》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下册；2005年被选入鲁教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上册；2017年被选入教育部统编版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下册。

美国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加勒特·詹姆斯·哈丁：《沙乡年鉴》是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它用诗意的语言，在审美愉悦中唤回人们对生态的最初的关注，折射出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

《纽约时报》：《沙乡年鉴》是户外随笔写作的最佳作品，也是一本犀利的书，充满了美好、活力和感染力。

美国环境教育和环境史学科的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沙乡年鉴》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环境运动的智慧试金石。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郭茂全：《沙乡年鉴》是利奥波德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是一部关于土地的“诗”与“思”，以其深邃的自然哲思、鲜活的荒野形象、真诚的情感体验、诗性的散文话语成为了世界绿色经典。

湖北工业大学院副教授陈彧：《沙乡年鉴》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共同体，也是得到读者认可的“共同体”。

《沙乡年鉴》初版于1949年问世，后由利奥波德家人增补调整、于1966年出版增订版。增订版删除了第二节《残存的荒野》第四段162个字符；删除了《残存的荒野》倒数第二段末句中的后半句共89个字符，另用137个字符替换；在第五节《荒野的保护者》第二段末添加了一句话共46个字符；把《荒野的保护者》第三段第一句由简单句改为并列句，增加了第二个分句共73个字符。并将编排顺序进行了调整。

《沙乡年鉴》被翻译成了12种不同的语言发行，《沙乡年鉴》中文译本首次翻译于1989年10月由侯文蕙完成，于1992年出版。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伯灵顿市，美国环境科学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20世纪前半期著名生态学者，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和“生态伦理之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三本书和大约500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