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称（Dharmakirtti，约600-680）音译“达玛诘”。古印度大乘佛教僧人，印度新因明大师。属瑜伽行派。相传生于南印度，后在那烂陀寺出家，不久又从陈那弟子自在军（Isvarasena）习因明。继承并发展了陈那后期的因明学说（侧重于量论）。所著《释量论》，对陈那《集量论》作了详细的注释，发展了陈那的学说，如重新改革三支作法，以因喻为一体，主张废除喻依，不再沿用“喻”支名目，而且颠倒原有次序，将相当于“喻体”的一部分提到最前面，作为推断的依据。这种格式，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趋于一致。法称的这一著作连同《定量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续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等于ll世纪传人我国西藏后，影响深远，西藏学者称之为“才玛德顿”（“因明七论”）。法称的学说在汉传因明中，影响不大。但自20世纪起，世界各国研究印度逻辑学多取材于法称的薯作，特别是《正理滴论》。该书对正因的研究有特殊的贡献，其中提出白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真正确立了因宗不相离的普遍关系，使得喻体成为没有例外的全称命题，从而完成了因明向演绎论证的过渡。

印度中世纪逻辑学家、佛教因明学家和哲学家。据传他是南天竺人，陈那的再传弟子，北游师事中印度摩揭陀的护法论师。中国唐代僧人义净（635～713）译的《观所缘缘论》和他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对此作了记载。而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佛教资料，则说法称的老师是陈那的弟子自在军论师（公元 600），故称法称为陈那的再传弟子。法称在他的巨著《量评释论》第一章中也评论了他老师自在军的某些观点。因此，说自在军是法称的老师较为可信。但也有些学者认为，陈那与法称相隔好几代，约距 150年，法称是否是陈那的再传弟子，尚有疑问。

其要点为：①强调现量“无错乱”，是真实的、纯粹的感觉，不是错觉；②现量的认识对象——自相，“为胜义有”，是真实的存在，具有“起识”的功有；③认为现晴天霹雳必须是“亲证”的；④改革三支作法，主张合因、喻为一体，颠倒其顺序，将喻体提前，并把同喻、异喻分开单独列式，宗支常常省略；⑤将因区分为自性因、果因、不可得因三大类，进一步明确了因明比量的格式；⑥废除因过中的“不共不定”的规定。他对种姓制度持批判态度，在其《金刚针论》中指出：吠陀非正理，所有婆罗门法，道理亦非。

法称的因明著作，共有七论二注。七论是：《正理滴论》、《释量论》（《量评释论》）、《诤理论》、《量决定论》、《成他相续论》、《观相属论》和《因滴论》；二注是：《释量论注》和《观相属论注》。法称这些论著的梵文原本，迄今被发现的只有《正理滴论》、《释量论》、《诤理论》和《因滴论》，但藏文译本齐全。汉译本，晚近才有两种：《正理滴论》（王森译，1980）和《释量论》（法尊据藏文译本转译，1980）。

内容分三品：现量品、为自比量品及为他比量品。法称在此论中提出的新理论，重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宗、因、喻三支论式为宗、因二支论式。宗、因、喻三支论式是由陈那改革古五支论式而成的。但三支论式仍在形式上保留了与其新的职能不相称的名目，如喻支的职能（同喻、异喻）已划入因支之中，仍在论式中保留其名称，显得名实不符。法称将三支论式改为宗、因二支论式，这是他对因三相即中词的三特性理论的重要发展。因三相是：①偏是宗法性，就是中词必须寓于小词；②同品定有性，就是中词必须寓于大词同类的事物；③异品偏无性，就是中词必不寓于与大词异类的事物。法称认为，同喻异喻，初非因外；二喻的意义已显示在因之中；因三相中的第二相实际上已包括了喻支的同喻，第三相实际上也已包括了喻支的异喻。在新因明论中，只要构成因三相的条件得到满足，这个因即可成为正确的能立，即将相当于喻体的一部分合并于因，从而构成因喻一体，使因的能立功能得到加强和扩大，以致喻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法称认为，既然如此，自毋须沿袭旧例，另立喻支。不过，他也没有坚持一定要废除喻支。

因，就是推理的理由或依据；正因，就是具备 3个基本特征（三相）的正确理由或依据。按古师，推理根据（因）繁多而不确切，法称进行整理、精简，认为能够具备正因条件（三相）的因，仅有3个：①不可得比量因（非觉知或非现量）；②自性比量因（同一性）；③果比量因（因果关系）。不可得因，就是曾经认识的一物即使不在眼前，但据过去对它的认识和印象，可推知它的存在。《正理滴论》举例说，“此处无瓶，瓶可得相，虽已具足，而瓶不可得故”。即以前所得关于瓶的印象，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瓶虽不在（不可得），但可推知它的存在（可得）。换言之，就现量而言，瓶相不可得；就比量而言，瓶相可以推知。其次，某些实物，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不能直接见到，但不能由此判断它们不存在（不可得），根据知识和科学，可以推定它们存在（可得）。因此，不可得之物有可能从反面推知其可得。自性因，就是要求因（中词）中的事物与法（大词）中的事物在性质上必须一致，即中词必须周延于大词。如说，“此物是树，以彼本是申恕波故”。申恕波是树，故见申恕波便推断它是树。果性因，就是二物有因果关系，可以从因推果。如说，“彼处有火，以见烟故”。常识上已知火是烟之果，烟是火之因，故见烟推知必有火，这也是中词“烟”，必须周延于大词“火”。如上三因中，第1种因是否定判断，第2及第3种因是肯定判断。无论哪一种判断，凡成为正因者（正确的中词）一定要与所判断的“法”（大词）保持“相随不离”的关系（中词必须属于大词）。论式中有了正因，便能无谬误地支持宗（命题）的成立。法称的三因理论使比量论式更加符合因明的规则，从而能够正确地运用于实践。

这二者是似因（谬误的理由）的6种不定过的2种。只要因的三相具足，便可成立所立的宗（命题）。但是，如果因的三相中的后二相，即同品定有、异品非有有缺陷，也就是因与同品和异品同时发生关系，或者同时不发生关系，或者该与之发生关系者而与之无关系，不该与之发生关系而与之有关系，这样的因称为“不定因”。不定，意指此因不一定能够成立所立。“不共不定”的谬误，就是二者都无，两边非有。如立“声常，所闻性故”。所闻性之因，唯在声上有，除声而外，皆无具所闻性者。若以所闻性之因而立声常之宗，则不仅在无常性的异品中找不到此因，即便在具常性的同品中亦同样找不到。异品与因不发生关系固然必要，但同品与因不发生关系，则无从决定。故不共不定的谬误，实质上产生于缺乏因之第二相（同品定有）。陈那在“九句因”中论及第五句“同品非有，异品非有”时，觉得此句不妥。因为，因在同品和异品中都无这一规定，与由同品和异品都有而造成的谬误的原理不符。陈那把这一句暂定为“不共不定过”。法称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推理思维不会出现这种谬误，所以将它从不定过中删去。“相违决定”的谬误，就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各具三相，以至使人无法决定何者正确。例如，一方立“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另一方立“声常，所闻性故，譬如声性”。这是两个对立的命题，但双方都有三相具足的正因，因而难分胜负。陈那认为这也是一种“不定”的谬误。法称则认为这是双方各按自宗立量，无视共同讨论的问题所造成的混乱，是不正常的推理现象，应该取消。法称废除“不共不定”和“相违决定”这两个似因项目，解决了自陈那以来在因明过类系统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重申辩论、推理中一致遵循的逻辑原则。

又称《量评释论》。在此书中法称在评释陈那的《集量论》时发挥了自己关于因明理论的新见解。所以，《释量论》既是一部《集量论》的评释，又是一部法称本人的创作。

全书分四品，共1454┩颂，①为自比量品（342颂）；②量成就品（285┩颂）；③现量品（541颂）；④为他比量品（286颂）。它是法称的因明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总结。

法称在对现量理论的深入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实在论的观点，开始承认客观的实际存在。这是一种唯物论的倾向。因此，有些与他同时或在他之后的非佛教哲学家，说他属于主张外境实有的经量部，和陈那不是同一学派。而学术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法称在哲学上和陈那一样，也是一位法相唯识论者。法称在他的《释量论》中，对陈那的瑜伽现量（超验的存在）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心识中存在一种超验的精神境界，它便是瑜伽现量境界。佛教瑜伽行者，按照瑜伽法程序，通过自我克制，修禅反思，从内心产生一种瑜伽智慧,这种瑜伽智慧直接觉知瑜伽现量境界，达到瑜伽现量与瑜伽智慧的绝对同一。得此境界者，便可脱离一切缘虑分别，消除贪欲、恐惧、骄傲、梦想；如实认识到现实世间犹如梦境、虚妄不真；惟有瑜伽现量和瑜伽智慧才真实不虚。符合瑜伽行派“”唯识无境”的学说

法称的因明学说在印度逻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所有印度逻辑学派和逻辑论著大都受其影响。佛教学派、耆那教逻辑都吸收了一大部分法称的思想；新正理派接受法称的批判，放弃了许多旧的论点。法称的学说对中国藏传佛教有较大影响，藏传佛教有解释因明的著作约17万颂的藏语译文，其中解释法称作品的约有13.7万颂，而《释量论》的注解独占10.5万颂。近世各国印度学家大多根据法称的著作，特别是《正理滴论》来研究因明，此论的梵本发现较早，故研究者多从此入手。此论除了有梵本、藏译本刊行外，还有汉、俄、德、英、法、日等文字译本，流传于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