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

唐朝的国号为“唐”，曾是晋的古地名（参见词条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后爵位传至李渊。李渊以尊“隋”为名起兵，在隋恭帝杨侑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定都长安。因国君姓李，故称李唐，尊称为大唐。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被认为是十六国时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旧唐书》和《新唐书》则将李氏的祖先追溯到了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耳（老子）。而在南北朝后期，李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是李虎。李虎在北方的动乱中追随北魏权臣宇文泰，成为宇文氏家族倚靠的“八柱国”之一。李虎死后，其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北周得到重用，还一度被赐胡姓大野氏，待到北周末年丞相杨坚掌权，才还复本姓李氏。李昞子李渊自少袭封父爵唐国公，娶宇文泰外孙女窦氏（参见词条太穆皇后），深得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杨坚与其妻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喜爱。

主词条：隋末民变、晋阳起兵、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隋朝在大业（605年－618年）年间，由于隋炀帝滥用国力，加之三征高句丽的失败，导致民变四起。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任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晋阳宫监，以北备突厥，并镇压该地区的农民起义。李渊见天下大乱，隋朝灭亡的形势不可扭转，于是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谋臣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觉得时机成熟的李渊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于晋阳以尊隋之名起兵。七月，李渊与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一路势如破竹，在同年十一月占领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杨侑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李渊称帝建国，国号“唐”，改元武德，定都长安，隋朝灭亡。李渊即唐高祖。此后，高祖册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主词条：唐朝统一战争

唐朝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也从隋朝大业初年的八百万户骤降至二百余万户。此外，唐朝的北方边境也受到了来自漠北的东突厥的威胁。当时的突厥空前强大，包括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国，甚至是中原地区的窦建德、薛举、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都臣服于突厥。

高祖入主关中前，先派人吹捧瓦岗军领袖李密，使其成为中原的屏障。到唐朝建立时，各派政治力量继续在进行角逐。高祖则以关中为根据地，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唐军攻打割据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九月，薛举死。经过反复较量，至十一月，薛仁杲兵败出降，唐军占有陇右。次年（619年）五月，唐又以反间计策动武威豪族安兴贵、安修仁生擒李轨，不费刀兵便尽有河西走廊之地。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击败勾结突厥入侵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恢复了对代北的统治。至此，唐朝不仅巩固了关中根据地，而且发展了实力，可以集中力量经营中原和江南。

此时，瓦岗军已瓦解，山东大部分郡县已降唐，幽州的罗艺也归附了唐朝。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高祖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击溃郑夏联军，俘窦建德，王世充投降。窦氏余部受唐廷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高祖先后派李世民、李建成率军东讨，俘斩刘黑闼，河北平定。随后，割据鲁南的徐圆朗、割据冀北的高开道相继败亡。至此，唐朝大体统一了河南、河北、山东地区。

武德四年（621年），割据江陵的萧铣被唐将李靖、李孝恭率军平定。同一年，岭南地区的豪族冯盎降服，唐以其地置八州；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被唐军击败。岭南各地纷纷臣服。江淮地区的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便已降唐，受唐朝册封为吴王。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入朝，但其余部在辅公祏的煽动下，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称宋帝，翌年（624年）被唐军俘杀。江南平定。

到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依附突厥的梁师都以外，唐朝已在全国建立起了统治。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唐乘突厥衰乱，派兵攻灭了梁师都。

唐高祖在位时，废隋苛政，定律令、建官制、置学校、组建十二军统领府兵、颁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行“开元通宝”钱，初步完善各项制度，为唐王朝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主词条：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

在唐朝肇建的过程中，高祖的长子李建成有较大的贡献，但次子李世民的功勋更为卓著，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高祖能得天下，倚靠的是李世民之力。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他与李建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在这个过程中，高祖优柔寡断，且对李世民颇怀猜忌，这加剧了兄弟间的争斗。这一斗争最后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伏兵于玄武门，发动军事政变，射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而告终。事变后，高祖被迫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九日，高祖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一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识的帝王。即位后，经常与大臣讨论历代王朝盛衰的教训和治国方针政策。他从隋末民变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吸取隋灭教训，重视百姓生活；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任用杜如晦、房玄龄等贤臣，李靖、李勣等战将，重用魏徵等诤臣，出现了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代表的一批文臣武将，保证了政治稳定和各项政策的施行；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治世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同时，太宗大力平定外患，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打击高丽（即高句丽）、吐蕃（后以文成公主嫁予松赞干布）；尊重边族风俗，对少数民族采取相对平等的态度，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出现“胡越一家”的盛况，四方诸国尊他为“天可汗”。

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朝出现了一个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是为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但是，唐太宗在统治后期逐渐骄矜，征发百姓劳役增多。在太宗晚年，最困扰他的是储位问题。太宗与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多次在太宗外出巡行时留守监国；但四子李泰获封魏王，深受太宗宠爱，对李承乾的储位产生了威胁。二人针锋相对，致使群臣也被卷入争斗中，引发朝野动荡。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勾结朝臣谋反，事迹败露，太宗在权衡利弊之后同时废黜李承乾、李泰二人，改立性格温和的晋王李治。

主词条：永徽之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六月一日，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次年改元“永徽”。

永徽四年（653年），高宗借房遗爱等谋反一案，将诸宗室、勋贵中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巩固了自身的皇位。永徽六年（655年），他力排众议，在李勣、许敬宗等支持下，废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即武则天）为后，并借机打击顾命之臣长孙无忌、褚遂良。这场斗争具有打破士族集团在政权中的优势、削弱其势力的意义。

高宗在即位之初，召见各地的朝集使，对他们说：“朕刚刚即位，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未说透彻的再次上书启奏。”从此每天带十名刺史进入阁中，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及其从政措施。他又下诏，不许京官及外州进献鹰隼及犬马。高宗君臣照贞观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封禅。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新罗、百济、高丽（即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此举显示了当时唐朝的富强。在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唐朝的人口也从隋末唐初的动乱中得以恢复，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增加到380万户。

主词条：唐灭西突厥之战、白江口之战、唐灭百济之战、唐灭高句丽之战

在文治天下的同时，高宗一朝继续扩张征战，史称“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

永徽元年（650年），唐将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高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高宗袭位后，还持续对西突厥用兵。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远袭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生擒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西突厥亡。高宗在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永徽六年（655年），高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先后派兵出击高丽和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唐将刘仁轨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大败百济、倭国联军，同年百济灭亡。总章元年（668年），唐将李勣等率军攻占平壤，灭亡高丽。高宗以其地设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

高宗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最广，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版图基本维持了三十余年。

主词条：武周

李治在位时，武皇后（名武曌，一般称武则天）逐渐参预朝政。武则天原为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死后出家为尼，后被高宗召入宫中，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被立为皇后，史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显庆五年（660年），李治因身体原因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朝政，她因此得以与李治并称为“二圣”。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驾崩于紫微宫贞观殿，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因中宗与之不合，将他废为庐陵王，另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

这之后的几年间，先后有扬州徐敬业、宗室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等起兵，都被武则天派兵平定。宗室叛乱直接导致了武则天对唐宗室大臣的清洗，也为她称帝铺平了道路。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制造祥瑞，迫使睿宗禅位，自称大周“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定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当皇后时，就提出十二条施政意见，包括劝农桑、薄赋徭；减省功费力役；息兵；提升才高位卑的官吏；广开言路等。在她统治期间，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养奴婢的数目，改革徭役和户籍制度，允许逃亡农民在一定条件下编附户籍。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增加到650万户。

武则天具有驾驭臣下的能力。她为培植自己的势力，鼓励士人自荐，又开殿试和武举，设“试官”，大量破格选用和升迁官吏，时称“北门学士”。虽有录用过多、升迁过快的弊病，但一旦发现不称职者就立即贬黜。她慧眼识人，明察善断，赏罚分明，培养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像唐休璟、狄仁杰、张柬之、张仁愿，以及开元名臣姚崇、宋璟等，都是武则天发现并提拔起来的。非士族阶层的广泛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抑制了士族势力，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武则天统治期间，在军事上重设安西四镇，抵抗后突厥侵扰，并在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爆发后设法将其平定。这些举措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贡献。

武则天称帝期间，社会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当时佛教大兴，该时期佛寺兴建频繁，扩建的龙门石窟为其代表。后人称其统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主词条：神龙政变、唐隆政变

武则天统治最黑暗的地方是接受告密和任用酷吏。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告密失实无罪，致使朝廷内外告密成风。又重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对大臣肆意罗织罪状，严刑逼供，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直到其称帝、政权相对稳定后，这种极恐怖的政治才告一段落。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这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农民逃亡逐渐普遍，阶级矛盾有激化的倾向。

武则天虽夺取李唐社稷，却在朝廷内外压力下，不得已将李显从流放地召回，立为太子。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军将领敬晖等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大唐国号。数月后，武则天去世。死前下诏去帝号，复称皇后。

中宗复辟后，一直受到妻子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氏旧党如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敬晖等先后被流放或诛杀。他们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日夜宴游，淫逸无度。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安乐公主则曾要求成为皇太女。景龙元年（707年），非韦皇后亲生的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杀死武三思等，并企图除掉韦皇后，但最后失败被害。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唐殇帝，并欲加害被排斥在最高权力外的相王李旦。最后，李旦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在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协助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废李重茂，拥立李旦复位，改元“景云”。睿宗李旦复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

主词条：开元盛世

睿宗复位后，朝政依然腐败。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势力变大，宰相七人中有五人因她得位，文武大臣也多半依附于她。这就与太子李隆基发生了尖锐矛盾。景云三年（712年），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率先下手，将太平公主赐死，其党羽或杀或逐（参见词条先天政变），改元“开元”。自武则天以来的皇后、公主干预政事的局面至此结束，自中宗即位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也至此稳定下来。

玄宗登基后，致力于整顿此前遗留的诸多弊政。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韩休、张九龄等一批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宰相，选择良吏、建立制度，同时下令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官，除奢从简，注意租税的均平征敛，又通过括户等手段缓解土地兼并导致的逃户问题。面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他适度进行改革：放松对逃亡编户（客户）的限制；军事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并兴复马政；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对大行政区放权；提高执掌贡举官员的等级；用《循资格》稳定官僚队伍；全面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常平仓本”调剂贫富；立“劝农社”促进农事；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

这些政策使唐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国力昌盛、文化灿烂的强大王朝，吸引着周边政权向它学习、与它交往。到开元末年，国家富庶，物价低廉，社会秩序良好，行旅千里不绝。

对外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降服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政权；西域方面，吞并大小勃律并且攻灭突骑施，塞北政权方面降服复国的后突厥，后又扶持回鹘剪灭后突厥。

玄宗改元天宝后，因承平日久，国家无事，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满，开始追求奢欲、倦于政务。在天宝四载（745年）纳杨玉环为贵妃后，玄宗更加沉溺酒色。这时宰相李林甫专权。李林甫虽然精于吏事，但打击政敌不遗余力。

虽然政治趋于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奢靡，但天宝年间经济仍有发展。天宝十二载（753年），自长安向西万余里，仍是人户相望、桑麻遍野。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户口有900余万户，5200余万口，达到唐朝统计户口的最盛。

主词条：安史之乱

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节度使。到他统治后期，边地军事力量膨胀，身任大军区长官的节度使除军事外，兼管民事，由于玄宗后期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而募兵制的推行，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形成边将久任、军阀权重的局面。加之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削弱其对地方的控制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掌握重兵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胡人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后，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激其反叛。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与史思明以诏讨杨国忠为名，起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史称“安史之乱”。由于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军弱不能战。十二月，叛军攻占洛阳，唐军退守潼关。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众进军河北平叛。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六月，唐军兵败潼关、叛军攻占长安。玄宗出奔四川，在马嵬坡时，随行士兵哗变，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死了杨贵妃。太子李亨分兵后随即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遥尊为太上皇。李亨的称帝，虽有擅立嫌疑，但在稳定人心、统一指挥平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安史之乱图册参考资料）

随后，肃宗急调郭子仪回军灵武，命其与李光弼等将领讨伐安史叛军；又命宗正李承寀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睢阳太守许远等率领军民坚守大运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阳（今河南商丘），在睢阳之战中力阻前后叛军数十万人长达十个月之久。这时，安史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九月，郭子仪大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史思明于是在范阳降唐，只有安庆绪固守相州（今河南安阳）。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叛，驰援安庆绪，与唐九节度大军决战于安阳。唐军溃败，史思明杀安庆绪。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在洛阳再败唐军，想乘胜西入关，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

宝应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张皇后想废除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保护李豫，逮捕张皇后、李系等。随后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为唐代宗。即位当年，代宗便任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仆固怀恩等大败史朝义部叛军。广德元年（763年），唐军直指范阳，叛军将领纷纷举州投降，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安史之乱后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藩镇势力壮大，藩镇割据的现象在代宗朝后逐渐形成。

主词条：藩镇割据

安史余部投降后，唐朝廷无力收回其兵权，仍然任命他们为当地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基本忠于朝廷。

在唐朝中晚期的大部分时期里，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极个别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力。各藩镇间功能不同，也存在矛盾，如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东南藩镇则提供财政支持。因此有研究指出，正是藩镇间的相互制约使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仍能延续百余年。

主词条：奉天之难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虚攻占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随后起用郭子仪击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仪等平定仆固怀恩之乱。代宗在位时，颇有志于朝政。他打压权宦强臣，使其或死或贬，起用贤臣杨绾，并命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崩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任用杨炎为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在短时期内缓和了财政困难问题。

德宗力图平藩，不许藩镇传土地于子孙，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镇叛乱，发生了持续五年的奉天之难。在平叛过程中，更有卢龙、淮西继叛，各自称王称帝。前往平叛的泾原军队又发动泾原兵变，占领长安，拥卢龙节度使朱滔兄朱泚为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李晟等人陆续将兵变平息后，德宗对叛乱造成的危难心有余悸，于是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承认河北三镇世袭特权，以使其取消王号，维持现状。这次失败的削藩战争，基本奠定了其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的强弱地位，以及各藩镇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德宗回到长安后，一方面积蓄力量为削藩做准备，同时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

不过，德宗在位时，用宰相李泌之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也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主词条：永贞革新、元和中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登基，即唐顺宗。顺宗任用王叔文等，罢除了宦官掌握的“宫市”，试图夺取宦官统领神策军的权力，结果遭到宦官强烈抵制。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密谋下，在位不到两百日的顺宗被迫禅位于其子李纯，即唐宪宗；王叔文、柳宗元等改革核心成员或被赐死，或被贬为远州司马。这次斗争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或永贞革新。

宪宗经常阅读典籍实录，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总结历史经验，勤勉政事。他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贤臣为宰相。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十五年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政绩较多。

在军事上，宪宗刚明果断，用人不疑，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力图中兴统治。从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七年（812年），他在宰相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先后派兵讨平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劝导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经过苦战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此后，成德镇的王承宗也输纳贡赋、请授官吏。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各地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命。至此，跋扈的河北三镇及淮西、淄青都接受朝廷约束，全国暂归统一。这一短暂的成就被称为“元和中兴”。

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宰相短视，致使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叛，而元和以前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继续在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唐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比元和以前有所扩展，但藩镇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主词条：南衙北司之争

在吐蕃的威胁下，外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唐朝的内患也不断加深。其中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是宦官专权，专权的基础和危害均源自宦官握有兵权。

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到唐玄宗时宦官权力明显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以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代宗时神策军成为中央禁军。德宗不信任朝官，设左右护军中尉，以宦官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朝廷还设置由宦官充当的左右枢密使，替皇帝裁决政务。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自顺宗以后至唐亡，除唐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一个皇帝（昭宗李晔）曾被宦官囚禁。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在皇帝支持下，朝官曾与宦官有过两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参见“艰难复兴”目录），还有一次是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当时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策划了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使人谎称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出现甘露，想在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率众宦官前往查看时将他们杀尽。仇士良在途中发觉有异，挟持文宗急入内宫，随即派神策兵捕杀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文宗以后，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陈行动，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而后，宦官团结一致；以宰相为首的南衙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从而埋下了晚唐藩镇、宦官相冲突的种子。

主词条：牛李党争

安史之乱后，君权多弱，相权又不专，导致朝官内部争权夺利、各结朋党，排斥异己。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两党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见相似的官员相结而成。虽然在科举置废、藩镇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见和措施，也可分出优劣，但总体看，党争的主要表现还是以人划线，此进彼退，互相倾轧。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本当入相，却八年不得调动，而牛党引牛僧孺为相，造成李、牛积怨加深。唐文宗李昂时，牛李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在朝议事，争吵不休；进退官员，唯党为是，以致文宗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直至唐宣宗时，两党领袖或贬或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

主词条：会昌中兴、大中之治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矫诏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不久后，文宗崩，李炎即位，即唐武宗。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贬黜牛僧孺、李宗闵，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有志于革除积弊，出现了较好的政治局面。

首先，对于宦官有诸多不满的武宗，吸取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了疏远、冷淡的手段对付宦官。会昌二年（842年），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哗变，被武宗与李德裕联手挫败。仇士良惶恐谢罪，被剥夺了军权，被尊崇为观军容使。不久后，仇士良主动请辞，被迫致仕。因此，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遭到遏制。

其次，武宗朝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肃清北疆；对内刚柔并济，使藩镇降服。他挑选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继任卢龙节度使，同时坚决派兵讨伐不尊朝旨的昭义镇刘稹叛乱。武宗以后，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与中央政府长期相安无事。

在宗教问题上，武宗崇信道教，并且为打击僧侣地主的势力，他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拆毁佛寺，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及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经济损失也不小。这一事件被称为会昌灭佛。此外，景教等宗教的传播也受到限制。

会昌六年（846年），武宗因丹毒发作而驾崩，宦官选择光王李忱继承皇位，是为唐宣宗。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但等到即位以后，却表现出励精图治的愿望。他贬李德裕于崖州，抑制宦官势力，打击权贵，勤俭治国，注重选拔人才。文化上，再次尊崇佛教。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并派使者携十一州地图户籍入朝，归顺唐朝廷。经过多年奋战，使河西走廊的瓜、沙等十一州重新回归唐朝，吐蕃势力被彻底逐出河西、陇右之地。此后“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河西肃清后，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而在武宗、宣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安稳，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局面。但他们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

主词条：唐末农民起义、梁晋争霸

唐宣宗统治末期，经济、政治衰退，国内乱象频生。大中十三年（859年），宣宗驾崩，其子李漼即位，即唐懿宗。当时唐与南诏在四川、云南、广西一线发生了战争，政府财政也发生严重困难，经常预征两三年的赋税。江淮一带又遇到连年水旱，农村十室九空，农民大量逃亡。待到懿宗甫袭位，国内积累的矛盾便爆发，全国出现大规模的民变。大中十三年（859年）至咸通元年（860年）的裘甫起义和咸通九年（868年）至咸通十年（869年）的庞勋起义拉开了唐朝灭亡的序幕，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死，其子李儇即位，为唐僖宗。僖宗在位期间，权宦田令孜把持朝政，政局日益混乱。乾符二年（875年）初，出现了王仙芝起义，起义军自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起兵，屡败唐军，至乾符五年（878年），起义军首领王仙芝战死。然而就在同时，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的力量不断壮大，并一路转入南方，于广明元年（880年）发动北伐，十二月抵达长安附近。僖宗仓皇逃亡蜀地。至中和四年（884年），在各镇节度使的夹击下，黄巢起义方才平息。这次起义使唐朝的经济重地江南地区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而宰相与宦官间仍斗争不断。此外，这次起义后，超强藩镇开始出现，打破此前各藩镇间的均势，以兵力压制群藩，最后导致唐朝灭亡。

文德元年（888年）僖宗死后，其弟寿王李晔即位，即唐昭宗。昭宗继位后，决定迁都洛阳。乾宁五年（898年），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等人发动政变，软禁昭宗，强迫其退位为太上皇，扶立太子李裕即位，年号光化。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联合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袭杀刘季述，迎昭宗复位。

在这一时期，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成为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入宫尽诛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发兵攻陷长安，挟持昭宗迁都洛阳，之后将其杀害，立辉王李柷为帝，即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

朱温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讨淮南杨行密失利，故决定提早称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哀帝禅位，唐朝至此灭亡。在随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李昪建立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

主词条：唐朝疆域

因致力于“拓境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显，唐朝在边疆各地广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隋末，东突厥势力发展迅速。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击败东突厥，取得阴山以北至大漠的广大地区。唐朝又攻灭漠北的薛延陀，于其旧地设安北都护府（今蒙古国杭爱山以东），统管漠北铁勒诸部的都督府州；并于漠南地区设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统辖漠南突厥诸部的都督府州。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后突厥兴起后，唐朝势力退出漠北地区。

唐灭东突厥之后，西域的伊吾七城降唐，唐于其地置西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以后又据有西域的多处地区，先后置龟兹（今库车）、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北部）四镇，并将西域都护府移至龟兹，称为安西四镇。唐朝攻灭西突厥后，在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西突厥旧地设数十个羁縻府州。在中亚，唐朝的势力还进入阿姆河流域。天宝十载（751年），唐军兵败怛罗斯之战，唐朝的势力退至葱岭以东地区。

在东北部，唐朝攻灭高丽（即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下辖一些羁縻府州，辖境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南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后因统治不稳，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天宝以后唐朝废除安东都护府，放弃了辽东地区。

在西南部，唐朝招降西南各族，在今川西南与滇东北一带，先后置南宁州都督府（治今云南曲靖）、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宾）及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疆域一度扩至今缅甸东北部。但吐蕃、南诏相继崛起，使唐朝在西南的统治不稳，最终以天宝初年后南诏永久性占领姚州都督府治地告终。

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设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后在都护府基础上置静海军，由节度使兼领都护。终唐一代不废。

总之，在唐高宗龙朔（661年－663年）年间，唐朝疆域达到极盛：东起朝鲜半岛，西达咸海以及呼罗珊地区（唐在中亚有羁縻州安息州），北包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流一带（唐在极北处有羁縻州玄阙州），南抵越南顺化一带。有学者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推算唐朝在总章二年（669年）的疆域面积应为1076万km2左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前期所置的羁縻府州逐渐丧失，周边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疆域也不断扩大。为平定接连发生的叛乱，唐朝将防守吐蕃的军队东调平叛，西面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向东面和北面扩展，先后夺取唐朝的川西北、甘东南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又占据北庭、安西地区。吐蕃对唐朝在西部、西北部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晚唐时，沙州人张议潮起兵收复河陇地区，重新打通丝绸之路。

主词条：唐朝都城、唐朝行政区划

唐朝建立后，定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同时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安史之乱前，唐代地方分州、县两级。此外，唐朝开创了中国行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这些道没有实际的权力。唐代城市等级主要是总管府、都督府、节度使等，府以下为州、县。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三百六十州（府），下辖一千五百五十七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设州、府，州、府下设县，据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部的统计，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唐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很多，为有效管理突厥、回鹘、铁勒、室韦、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以及大量隶属于六大都护府的都督府和羁縻州。

（区划图册参考资料）

主词条：唐朝官制

唐朝官制基本承袭隋制而又有所发展。中央机构由政事堂（后改中书门下）、台省、卿监、南北衙卫军（见“军事”目录）及东宫官属几个部分组成：

唐朝官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一般职官系统之外，另有使职差遣（临时派某官办某事，事毕辄罢）。以他官行宰相职事的同平章事就具有这种性质。中央重要的使职还有翰林学士和宦官四贵（左右中尉和二枢密使）。

到了唐后期，中枢机构和行政事务两方面都出现了变革。在提升皇权和追求行政效率的过程中，“中书门下”与“使职差遣”的作用日益增大；原有机构与新设实际办事机构并行；“官”与“职”分离。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五代和北宋的政治制度。

主词条：科举制度

唐朝的科举有制举和常科。制举为选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试，科目繁多，不常设。常科有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其中秀才应举者少，明法、明书、明算招考的是法律、书法、算数等专门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经、进士则是常科乃至科举制中最主要的科目。明经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于进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试难度及社会地位均低于进士科，以致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参加考试的人有两种：出自各类学校的称“生徒”，学成直接参加尚书省礼部试；未入学的称“乡贡”，需先参加州县考试合格后，再参加尚书省礼部试。明经科考试主要是“帖经”，考的是背诵经典的能力，相对比较简单。进士科考试科目从唐初到玄宗不断变化，最后固定为三场：帖经、杂文（主要是诗赋）、对策。考试科目的变化与政治形势、文化风尚，以及统治者的好恶均有关系。

常科及第，只获得出身即入官资格，要想获得官职，还必须参加吏部举办的“铨选”。铨选的标准有四：身（体貌）、言（言辞）、书（书法）、判（判语），其中的“判”是官员必备的处事能力。完整意义上的官员选举制度，包括获得入官资格的“举”和取得官职的“选”。明经出身，成为中下级官吏的较多；进士出身，则有更多的机会出任高级官吏。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到唐末，进士科出身者被称为“衣冠户”，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唐朝的科举制虽已确立，但仍不完善，具体表现为：

尽管如此，科举制的确立还是起到了抑制门阀、选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兴盛的人事保证。它所具有的不问出身背景、公平竞争的特色也被后世继承和发展。科举制总结了历代选官制度的经验教训，创设了一套更为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普遍推行的选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主词条：律令格式

唐朝明确规定国家的正式法律形式为律、令、格、式四种。《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诉讼程序）；令是积极性的、正面性指导人们行为的法规，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规范为主体的单行法规；式是国家行政事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公文的格式。唐代几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都是同时修订律、令、格、式，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除了律、令、格、式四种法律体系外，唐朝还曾编制称之为“六典”的典章汇编。唐末又曾将律、令、格、式以及有关的制敕以刑事法律为主体，汇编为“刑律统类”。

主词条：唐律

唐律根据隋《开皇律》修撰而来。唐高祖时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制订《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唐高宗永徽年间对唐律进行了修订，形成《永徽律》，并进行全面注释，写成《律疏》。传世的《唐律疏议》，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一般认为即《永徽律疏》。之后，玄宗朝又有《开元律》等。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成为中华法系后世法典的蓝本。它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

唐朝法律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对朝廷的延续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贵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与庶民触犯同样的法律下可减刑或免刑。

主词条：唐朝经济

因隋炀帝杨广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李唐统一全国后户口开始逐步恢复。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约3714万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户数9619254，口数52880488，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及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户口数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学者分析，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左右，晚唐人口峰值达6000万左右。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于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1300至1400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总人口数约为6300万；施建中认为，天宝年间唐朝总人口约有6000至7000万人；冻国栋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户数大约为1430至1540万户，对应人口7475至8050万人；王育民认为天宝年间的人口峰值约为8050万；葛剑雄认为天宝十四载（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约在8000至9000万之间；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约有2000万户，人口总数达1.4亿人。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本，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缴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自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导致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无法继续下去。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监，地方也有专门的官员；国家还制定“水部式”，作为专门的水利管理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70%兴筑于前期：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6000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顷。武则天执政时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30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转和桔棒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水车溉田。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

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到天宝年间，唐朝的达到850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13文，青州、齐州每斗仅5文。

中晚唐以后，北方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口不断南流。由于人口南迁，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如句容复置的废塘绛岩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著（参见词条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此时，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而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背茶业的人很多。私营茶园或雇农民采摘，或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制茶业的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繁盛。唐中后期的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精于茶道，著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将普通茶事升华为一种文化，饮茶之风广泛流行开来。陆羽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

唐朝手工业较前代有很大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形态：

主词条：唐代瓷器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逊。上等丝织品称绫、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唐代晚期，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使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越窑的青瓷色泽青翠，被称赞为“似冰似玉”；邢窑的白瓷“似银似雪”，质量很高。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誉。此外，以黄、绿、青三色釉陶制作成马、骆驼、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动活泼，色彩鲜丽，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是这时期陶瓷生产的特色。唐三彩不仅在辽宋金元明继续发展，而且还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衍生出“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晚唐以后，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陶瓷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270件，经鉴定可知，当时已出现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著名产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著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

唐朝商业比前朝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唐朝时，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城市数量增加，分布广泛，尤其是南方城市发展很快。西域、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次，城市人口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城市，甚至还有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数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长安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唐代后期，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30里置1驿，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然后才听凭与商人贸易。由于国际商人来往很多，有的且长期居留，政府特地设置“番坊”进行管理。

唐代对外贸易繁荣，交流密切。除传统的北方丝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

主词条：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气势，雍容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著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创造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

主词条：唐诗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诗歌。仅《全唐诗》就收有二千三百余人的近五万首诗篇，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作者众多。

唐诗的发展阶段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初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等人为代表；盛唐有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气魄宏大、豪迈奔放，号称“诗仙”；杜甫的诗雄浑凝练、格调严谨，其人号称“诗圣”，诗作被赞为“诗史”；中唐有“大历十才子”，之后白居易改革诗歌，采平易语言，多叙事成分，开创“元和体”，影响最大。其他著名诗人还有元稹、韩愈、孟郊、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

唐朝后期，出现了与音乐搭配、句式长短不等的“词”。词一开始就具有抒情和艳丽倾向。

唐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表现是“古文运动”，主要发动者和参加者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主张改革文风和语言，以散行单句作文，贯彻“文以载道”思想。其中韩愈的散文气势豪壮、论理清晰、简洁生动，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型期，创作高峰在中唐。因为是文人“征异话奇”后“录而传之”，所以这种小说也称为“传奇”。唐传奇主要有三类：神怪故事、恋爱故事、侠义故事，它主要是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发展。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奠定了后代小说文学发展的基础。

由于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说唱方式宣讲佛经故事乃至历史故事，其底本称“变文”，还有“讲经文”等。这一文学形式因近代敦煌文书的发现而为人所知。代表性作品有《目连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等。变文对后世民间讲唱文学有重要影响。

唐朝开始有了“戏剧”一词，唐朝的戏剧主要是“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唐朝的戏剧受到西域戏剧的影响，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剧的营养，形成了唐朝戏剧，并且传播到朝鲜半岛、古日本等。

西域戏剧，主要是龟兹戏剧，龟兹本地乐器“筚篥”是主奏乐器，他们改良了源于西亚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唐朝时期传入中土并且风行各地，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西域戏剧里常用的道具“披帛彩带、缨络花绳”也被唐朝戏剧采用。

主词条：隋唐绘画

唐代的绘画艺术吸收西域“晕染法”，在各类题材上都有发展：宗教画仍然较多，有“画圣”之称的著名画家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宗教壁画三百余壁，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风格；人物、动物画具有很高艺术水平，阎立本画帝王像，张萱、周昉画贵族妇女都很传神，代表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韩干画马也能曲尽精妙；山水画突破“人大于山”的局限。形成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和王维的水墨山水画，后者奠定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基础。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画是反映当时绘画水平的宝贵资料。此外，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绘画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唐代壁画事业特别发达，现存敦煌壁画全部排列起来可长达25公里。以图像形式阐明一些佛经思想内容的“经变画”构图复杂、富丽堂皇。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细腻生动。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骏，是闻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龙门石窟卢舍那佛造像丰满圆润、庄严慈祥，高达17.4米，耳长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躯，形象柔和生动；四川乐山大佛也令人赞叹。墓葬出土的各类陶俑三彩俑与石刻画极大丰富了人们对隋唐雕刻艺术的认识。

主词条：唐代书法

初唐书法多学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书字体柔圆；欧阳询吸收北方书法风格，楷书笔力严整，自成一体，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二人与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盛唐时笔意渐肥。颜真卿一扫“肥俗”之弊，笔法遒劲、方正浑厚，影响深远。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晚唐书法名家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颜柳二人的书法被称为“颜筋柳骨”，其风格影响后世，分别形成了“颜体”与“柳体”。此外怀素、张旭的草书也很有名。后世在敦煌发现的几万件经卷，多为“经生”抄录；墓葬出土的几下方墓志出自众多书手刻工。这些发现是隋唐书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见证。

唐以前，纪传体正史多由私家修撰。从唐朝开始，朝廷设立史馆，置史官专修史书，而以宰相总监。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八种为唐人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则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所编著。这些史书虽还保存浓厚的世族家谱的形式，但对于3、4世纪之交到7世纪初约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复杂混乱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后代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了基本的线索。唐朝史官还负责修撰当代史的“国史”，曾先后递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肃宗一百四十余年的“国史”一百余卷。这种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各朝所效法。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了全面总结。他在书中强调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张据实“直书”，反对“掩恶”和“虚美”。书中讨论了各种体裁史书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另外，他还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些卓见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唐代后期的宰相杜佑则著有《通典》200卷，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开创了政书体通史的新体裁。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从制度上总结历史中的治乱经验，以消除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弊端。杜佑认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将《食货》作为《通典》首篇，这是很有见地的。在《通典》影响下，后世出现了《通志》《文献通考》等政书体通史系列著作。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立”过渡至“三教合一”的时期。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1687所。当时道教有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各有不少经戒符篆传世。这些派别在相互融合中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当时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练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策、辟谷、导引之术，并以此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唐太宗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并译成汉文。由于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接触，所以佛教和佛学在中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倍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发动了“会昌灭佛”运动。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此外，袄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信仰给以后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影响。

唐代舞蹈承袭隋朝，继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唐代舞蹈。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舞蹈活动普遍，观赏舞蹈表演成为人民艺术生活的一要，形式华丽、规模宏大的宫廷燕乐舞蹈也大量涌现。盛唐时，宫廷中设置了完善健全的太常寺、教坊，管理宫廷乐舞等事宜。唐玄宗时又从坐部伎及宫女中挑选出一大批技艺最高的乐工、舞伎，设立了梨园，专事歌舞的排练和演出。

唐代舞蹈形式丰富多彩，除中原江南人民创造的舞蹈外，还流行流行西域的“胡乐”“胡舞”。唐朝廷的“十部乐”中，有六部为西域乐；舞蹈中的“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

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

唐初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李淳风所定的“麟德历”相当精密，并注释了魏晋南北朝时的《算经十书》。玄宗时，僧人一行奉诏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他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还与梁令瓒造出黄道游仪，以观测恒星。一行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逝世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还曾传至日本。

此外，梁令瓒所造的天球仪，被视为世界机械天文钟的开端。

数学方面，有李淳风等注释《算经十书》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由王孝通所撰的《辑古算术》。《大衍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以上这些成果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

唐初，许敬宗编有《西域图志》。中晚唐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贾耽首创沿革地图绘制体例，即“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所绘《海内华夷图》近10米见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以一寸折百里，在缩尺绘图学上又发展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