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封禅，源于古代帝王封禅祭祀。封禅是古已有之的礼仪。按照《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也就是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始皇东巡郡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天下第一山”——泰山下，商议封禅的典礼，以表明自己当上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儒生们的议论各不相同，难于施行。于是他绌退所有的儒生，借用原来秦国祭祀雍上帝的礼封泰山、禅梁父，刻石颂秦德。

颂辞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云云，都是称颂自己的功德，共一百四十七字。刻石是四面环刻，颂辞刻了三面。秦二世胡亥嗣位，于元年（前209年）也东巡，又在空余的一面刻上他的诏书和从臣姓名。刻辞为秦朝统一文字后的小篆，相传是李斯所书。

这种看来简易明了的仪式，何以成为历代帝王神乎其事、无比隆重的盛典，其中究竟有何奥妙？自《史记·封禅书》出，封禅始于秦始皇之说几成定论，南宋马端临更直斥“七十二家”封禅之说是“陋儒之见”，“诗书所不载，非事实”。而恰恰是司马迁在《封禅书》开篇就写得明明白白，封禅大典“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厥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须知《封禅书》之于司马迁有极特殊的意义：其父司马谈因病未能随汉武帝行封禅，作为太史官的终生遗憾，临终前“执迁手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太史公自序》）此言能不使司马迁刻骨铭心，剔抉搜罗封禅史料，“殚精竭虑靡辞”以赴？况且司马迁以刑余之身，完全靠“重于泰山”的精神力量从事他的“名山事业”，使他不敢对泰山封禅著述有丝毫懈怠。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对封禅起源作出清晰描述，但司马父子对于这问题的探索和肯定却明白无误。无视这一事实，该不该算做“陋儒之见”呢？

如果不抱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到前人对封禅起源的追溯。那位孜孜不倦地追周礼，毕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老夫子，曾往来汲汲于泰山，寻觅封禅大礼的遗迹，“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韩诗外传》），以至在向弟子们传授六艺的时候，尴尬地说：“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遗憾地留下了空白。比司马迁早五百多年的管子曾经谈到过封禅，可惜《管子》一书中的《封禅篇》早已亡佚，现存该篇是从《史记·封禅书》中补抄的。

它保存了关于封禅起源的一段珍贵史料：“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路史》中记载，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兴封禅”，也透出封禅起源的消息。以上诸说，显示了封禅起源的纵向系统。它虽开法构成信史，却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封禅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禅起源。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五经通义》曰：“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这似乎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表示帝王受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当然更要报告帝王的政绩如何显赫。

封禅的具体仪式富有象征性。班固说：“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阯以报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白虎通义》）《礼记正义》云：“祭天则燔柴也，天谓日也；祭地，瘗者，祭月也。”原来封禅的种种目的与象征，都包含着一层更为深潜的意识：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精神意志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

秦朝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众儒生诸说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秦始皇封泰山时祭文和祭礼秘而不传。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侯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割泰山前嬴、博二县奉祀泰山，名为奉高县。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十二日，光武帝率群臣至奉高，遣派役夫1500余人整修山道，驺骑3000余人在登封台上垒方石。十五日开始斋戒，二十二日在泰山下东南方燔柴祭天。礼毕，乘辇登山，至岱顶少憩后更衣行封礼。二十五日禅梁父山，改年号为建武中元。

元和二年（85年）二月丙辰，汉章帝东行，前往泰山封禅。辛未日，柴祭天地群神如以往皇帝封禅故事。壬申日，在汉武帝所作的汶上明堂祭祀五帝，同时以光武帝配享，按照洛阳明堂礼仪进行。癸酉，祭祀西汉与东汉拥有庙号的诸位先帝，同年四月，回到京都洛阳。

汉章帝封禅之路随行者众多，不仅有文武百官、皇室宗亲随行，更有沙漠之北、葱岭之西的远国来宾。他们跋涉千里，跨越艰难险阻，“咸来助祭”，场面极为盛大。

延光三年（124年）春二月丙子，汉安帝前往泰山封禅，柴告岱宗。壬辰日，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日，高祭大汉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仪式比照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之制。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武后率内外命妇，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十二月云集泰山下，派人在山下南方四里处建圆丘祀坛，上面装饰五色土，号“封祀坛”；在山顶筑坛，广五丈，高九尺，四面出陛，号“登封坛”；在社首山筑八角方坛，号“降禅坛”。次年正月高宗首先在山下“封祀坛”祀天；次日登岱顶，封玉策于“登封坛”；第三日到社首山“降禅坛”祭地神，高宗行初献礼毕，武后升坛亚献。封禅结束后在朝觐坛接受群臣朝贺，下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三碑，称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改元乾封，改奉高县为乾封县。

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6年）十月率百官、贵戚及外邦客使，东至泰山封禅。封禅礼沿袭乾封旧制。封禅后， 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玄宗亲自撰书《纪泰山铭》，勒于岱顶大观峰，并令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 社首坛颂 》、礼部尚书苏?撰《朝觐坛颂》，均勒石纪德。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自汴京出发，千乘万骑，东封泰山。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觐坛颂》，各立碑山下。现唯王旦《封祀坛颂碑》尚存于岱庙院内。

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禅。

封禅大典的缘起

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封禅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但从考古资料看来，其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祀的习俗，是非常悠远的。

封禅的起源多与当时社会的 生产力和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有很大的联系，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不能准确地把握，因此产生原始崇拜，特别是在恐惧的状态下，对日月山川、风雨雷电更是敬畏有加，于是“祭天告地”也就应运而生，从最开始的郊野之祭，逐渐发展到对名山大川的祭祀，而对名山大川的祭祀则以“泰山封禅”最具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