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萨珊王朝银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友好往来较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有珍物、训象等。隋唐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从初唐时期的金银器造型到随葬的丝绸织锦纹饰，均呈现出浓郁的波斯风格和前所未有的多样性。1970年，在张掖大佛寺内金塔殿基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就是与波斯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物证。

萨珊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国王号称“大王”或“众王之王”。王权在理论上不受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受制于教俗大贵族。国王之下设御前会议。议会由宗室成员、高级祭司和大贵族组成。御前会议之下是中央行政机构。中央行政机构的最高首领是宰相（称为哈扎尔帕特，也称为大弗拉马塔尔）。宰相之下设行政、税收、国库等官吏。另设掌管军队的统帅，称为伊朗薛波勃。军队的主力是由阿扎特（“自由民”）组成的重装骑兵，步兵仅起辅助作用。萨珊朝把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提高到国教地位，并设立最高祭司以执掌祆教大权。法庭由祭司管理，最高法官称为“摸胡坛”（《魏书》），即祆教的祭司穆贝德。阿达希尔分赠祆教祭司、军事贵族大量土地，并给与祭司向纳税人征收什一税的权利。祆教祭司、军事贵族与奴隶主集团是萨珊朝统治的支柱。

萨珊朝和帕提亚帝国（安息）一样分为许多属国、行省和地区。行省的数目和规模在不同时期也不相同。萨波尔一世时设有27个行省。各行省总督由国王任命。在名义上，总督听命于朝廷，但实际上有些行省由地方贵族任总督，有一定的独立性。为此，朝廷常派一些王室成员担任重要行省的总督。萨珊朝还设比行省更大的四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管辖若干行省。

萨珊朝前期（3世纪至5世纪）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但封建制关系已有很大发展。到公元5世纪末和6世纪初，奴隶制终于为封建制所代替。

在社会经济方面，建国初期农业因政局比较稳定和水利灌溉工程较前扩大而有所发展。手工业方面，以毛织品最为著名，并向外推销。两河流域生产的亚麻布则以实用和耐穿为特点。丝织业，特别是锦缎制造业已有较大发展。锦缎豪华绚丽，其上绘有鸟兽、狩猎和各种植物纹样，对拜占廷、埃及和中国都有相当影响。此外，金属加工、武器制造等都达到相当高水平，特别是以精美的金银细工著称于世。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城市也较前发展。首都泰西封是工商业中心。离泰西封不远的玛哈扎城以及阿达希尔一世在泰西封对面被罗马人破坏的塞琉西亚废墟上建立的维赫-阿达希尔城，萨波尔一世（公元241～271年）建立的萨波尔城等，相互间都有经常的商业往来。帝国历代国王还铸造了大量货币（金币和银币）。金银币上的图案，一面是王像，一面是拜火坛图案，有的还铸有文字。在对外贸易方面，萨珊朝波斯与中国、印度、罗马都有频繁交往。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青海的西宁以及西安、太原、三门峡、洛阳和广东的英德县等地都发现过萨珊朝波斯的银币，而且有的数量很大，说明萨珊朝波斯与中国通商的昌盛。萨珊朝还利用在‘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地位，控制中国与罗马间的丝绸贸易，从中获取大量商业利润。

萨珊朝前期，奴隶制关系仍占重要地位。萨珊法典《判决千条书》含有许多关于奴隶的资料。宰相米赫尔·纳尔西的绰号“哈扎尔班达克”，意为“拥有成千上万奴隶的人”。奴隶是买卖对象，一个奴隶的价格平均为500德拉克马。由于贩奴有利可图，有些商人还从非洲买进奴隶以转卖各地。战俘仍作为奴隶使用。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列里安为萨珊军队战败被俘，被俘的罗马人就被用于修建卡隆河上的堤坝和水闸，至今仍被称为“班迪凯撒”（意为‘皇帝水坝’）。在国家和奴主土地上或手工业作坊中也使用奴隶。萨珊朝奴隶主阶级主要由贵族、军官、祭司和官吏构成，他们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过，萨珊朝时期已流行部分释放奴隶的办法。这些部分释放的奴隶实际上已在萨珊朝前期，境内还存在大量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成员、手工业者和普通商人是国家的纳税阶层。他们要向国家缴纳人头税，并分别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此外，还有交给祭司的宗教费用。王室土地上的农民，由于赋税沉重，纷纷逃往大地主门下以求荫庇，逐渐沦为农奴，村社关系遭到破坏。反祆教思潮和摩尼教祆教成为萨珊朝的国教后，竭力维护萨珊朝的统治。为支持王权，祆教祭司编出新的教义，说只有萨珊家族才能承受光明之神的神恩，高居帝位。同时，祆教又改编其圣经《阿维斯陀》，加上新的注释。阿达希尔一世曾对其子说：“国王的宝座是祭坛的支柱，祭坛又是国王宝座的支柱”。因此，祆教祭司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利用各地寺庙监视劳动人民，利用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搜刮钱财，并用种种借口指责普通教徒违背教规、渎神，以勒索罚款。这样，就激起人民和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对祆教祭司集团的强烈不满，因而形成了反祆教思潮。

在萨珊朝前期，曾出现宣传无神论的“光阴派”，光阴派否定祆教宣传的神的存在，认为世界上一切物质的组合，各种矛盾的事物，都是光阴的各种表现的场所。它还认为除了物质，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没有神的奖赏和惩罚；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不死的精神。光阴派这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可贵思想，显然在当时有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它遭到祆教祭司的坚决反对。与反祆教的光阴派同时存在的另一支力量是摩尼教。摩尼教不仅在萨珊朝波斯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而且曾传播到中亚、中国、印度与罗马等不少国家。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公元216～276年）出生于两河流域巴比伦尼亚的马迪努村。他的双亲都是伊朗人，父是安息的王公。据记载，摩尼精通天文，善于绘画，深晓幻术，熟知各种宗教教义，相传他在25岁时创立摩尼教，自称最后的“先知”。摩尼教教义是吸收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的，即二宗三际论。摩尼教思想基础和祆教一样，都是二元论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光明与黑暗“二宗”的斗争舞台。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要经过三个阶段或时代（三际）。所谓“三际”，即在没有天地之时为初际，这一时代只有光明与黑暗两界并存，不相干扰。中际为黑暗侵入光明的时代，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反复斗争。人的灵魂是光明原质，但被束缚在不洁的肉体里。因此，人类必须抛弃物质享受，恢复圣洁本性。为此，教徒应不杀生、不食肉、不婚嫁、无私产，以求死后直接进入天堂。后际是光明与黑暗经过反复斗争后永远分离，恢复到并存状态的时代。摩尼教认为明暗二宗斗争结局不过是永远彻底分开，因此，它表面上虽与祆教的二元论相似，但实际更为彻底，更为极端。摩尼的传教活动主要是在萨波尔一世统治时期。萨波尔一世曾一度支持摩尼传教活动，但当他发觉摩尼教将危及统治者的统治时，便下令放逐摩尼。摩尼曾到过小亚、中亚和印度游历与传教，相传他还到过中国的西藏和其他地方。公元273年，摩尼回到伊朗。公元276年，摩尼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摩尼死后，摩尼教在萨珊朝波斯仍有较大影响。同时，一部分教徒到了叙利亚、埃及、迦太基。汪达尔人后来也受到影响。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曾一度信奉摩尼教。公元4世纪末，摩尼教传入西班牙。另一部分教徒到了中亚，后来摩尼教成为回纥国教。公元694年，摩尼教传入中国，也称为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公元768年，中国始有摩尼教法堂，称大云光明寺。长安、洛阳、太原、荆州等地均建有摩尼教寺。后来中国的多次农民起义曾利用摩尼教作斗争工具。

另一说摩尼被捕后，遭剥皮实草，悬挂在“贡迪萨波尔门”上示众。后来此门以“摩尼门”著称。

公元4世纪以前，罗马迫害基督教徒，萨珊朝则对基督教徒采取收容政策。公元313年，罗马颁布米兰敕令后，萨珊朝则采取迫害基督教正教徒，支持反对罗马官方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异端的政策。巴赫拉姆五世（公元420～440年）迫害基督教徒，不少教徒逃入罗马境内。巴赫拉姆要求罗马交回，因遭拒绝而向罗马宣战。公元422年，双方订立和约，规定罗马不再迫害祆教徒，波斯不再迫害基督教徒。此后，在波斯形成基督教会，为排除罗马影响而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菲鲁兹在位时期（公元459～484年），拜占廷基督教徒中出现教派之争，菲鲁兹支持聂斯脱利派反对正统派。从此，聂斯脱利派大行于伊朗、中亚和印度。基督教在萨珊波斯形成独立景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公元635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长安传教建寺，先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公元781年唐德宗时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传入是中国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开端。

公元5世纪，萨珊朝与罗马的斗争逐渐缓和，但在东方，与嚈哒人的斗争却日趋激烈。公元5世纪30年代，嚈哒人在中亚建国，首都为乌浒河岸的吐火罗，后向西南发展，与萨珊波斯帝国发生冲突。巴赫拉姆五世与嚈哒人作战，取得重大胜利，萨珊军队曾越过乌浒河。但至5世纪末叶，由于萨珊朝内部动荡不安，萨珊朝已不是嚈哒人的对手。菲鲁兹五世为抵抗嚈哒人，曾发动进攻，结果因失败而与之订立永久和约。不久后，菲鲁兹背约率军东征，战败被杀。从此，萨珊朝向嚈哒交纳年贡，直到卡瓦德统治时期（公元488～496年）。

奴隶制的没落和“马资达克”起义从公元3世纪起，特别是4世纪至5世纪，是萨珊朝波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发生和确立时期。公元3世纪至5世纪中叶，奴隶地位发生重要变化。从萨珊法典《判决千条书》可以看出，在伊朗已流行部分（十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释放奴隶的办法。奴隶被部分释放，即他们的劳动所得的十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以自己自由支配，他们可以保留部分产品，并取得某些财产占有及与别人订立契约的权利。在帝国最富庶的省份，两河流域下游，奴隶主把奴隶固定在土地上并将其变为佃农的过程已经开始，并在出卖土地时连同奴隶一起出卖。因此，固定在土地上的奴隶和农村公社自由民的区别正在消失。同时，依附农民和雇工等代替奴隶劳动的情况也明显表现出来。萨珊朝前期，国王经常将大量土地赏赐贵族、近臣、官吏和祭司，并使他们享有免税特权。这些赐地逐渐变成私有地。公元4、5世纪，由于沉重的赋税、兵役、徭役和宗教费用的压迫，村社农民纷纷逃到大地主门下以求荫庇，沦为农奴。封建化贵族嚈哒，我国史书称为挹怛，是大月氏的一支。西方史书称之为白匈奴。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少数上升分子“德赫干”（dihgan）占有较多的土地并控制一些劳动人手，成为新兴封建地主。

封建因素在城市也得到发展。这在两河流域中下游的城市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两河流域中下游，不仅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而且是交通和商业流通的要道。因此，萨珊朝前期在这里建立了不少城市，较大的城市有十几座，小城市（集镇）有几十座。在这些城市中有集中的织布业、成衣业、染业、玻璃业、丝织业、制毡业、陶瓷制造业、酿酒业、榨油业等手工业；有批发商和大小店铺。有的城市还分别以某种产品负有盛名。有一些城市已开始形成封建等级关系。城市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和祭司等，除所从事的职业外，还享有经营手工业、商业的特权。有一些城市，组成城市公社，公社由‘七人会议‘领导。会议成员从出身名门，有财产的人中选举。城市公社向市民摊派国家和地方捐税，维护城市安全，有权规定雇佣劳动者的工价，监督度量衡，限制商品提价幅度等。这种公社是一种城市自治组织，但萨珊朝一贯限制这种自治，尤其不允许城市公社有裁判权。

根据失传的钵罗婆文法典而制定的叙利亚文法典《伊索波赫特》和《判决千条书》证明，当时伊朗城市已存在商行。商行有一套规章制度。例如，丝织业，特别是锦缎制造业，生丝必须由中国进口。此外还有关于银器制品、化妆的芳香品和调味的香料等等的规定。锦缎和银器制品为西方市场所珍重。萨珊朝十分注意保护这些行业。

帝国西部城市主要居民为叙利亚人、犹太人、希腊人。他们大多是从被占领地区迁移来的工匠。根据叙利亚史料，工匠组成特殊的行会，行会首领称为行头。同行业的人住在一个区或一条街上。另有专门的王室作坊，产品专供王室使用。叙利亚城市居民多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徒。他们是城市居民的主体，其宗教首领在王权与教徒之间起中介作用。基督教会有权向教徒征收贡赋，转交国库。犹太城市也有类似制度。

公元4世纪至5世纪中叶，统治阶级压迫的加强和连年战争的破坏，使萨珊朝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激化。公社农民以逃亡来反抗交税和祆教的压榨。当时萨珊波斯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劳动人民，他们以反抗迫害、拒绝当兵和抗缴捐税等方式，对萨珊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亚美尼亚人为争取独立和反抗祆教，曾于公元481年至483年举行了起义。“马资达克”运动，是这些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马资达克起义大规模爆发于公元491年。起义领袖马资达克生于纳浦尔城。据说他是祆教祭司或大祭司（穆贝德的穆贝德），曾在泰西封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马资达克派的观点受到摩尼教的影响，也宣称有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并把杀生看作罪过。但马资达克以改变现实的积极态度代替摩尼教的浓厚的消极情绪。他宣称，黑暗占优势是偶然的，而光明取得胜利是必然的。马资达克的这一思想起着鼓舞被压迫者为争取光明而斗争的作用。马资达克有较明确的社会政治观点。他说：有钱有势的人，不比生而为乞丐的穷人更高。

誓戒奢侈与华丽，穷人为经，富人为纬。

世上应当到处平等，生活放纵不足赞扬，而为罪过。

因此，马资达克提出：“要使人类有福同享，因为所有伟大上苍的奴隶，都同样贫穷”。他还说，神为所有人都准备了同样的生活手段，谁也不应该比别人多得。不平等产生暴力。因此，必须把富人所占有的物质财富和妇女拿来分给穷人，以恢复原始的平等。财产、妇女同水、火、牧场一样都应该公有。在马资达克的号召下，公社农民和奴隶的起义运动蓬勃兴起。起义队伍的主体是农民，同时有大批奴隶、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参加。

公元491年，起义者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泰西封捣毁了大臣和贵族的粮仓，随即向外扩展，占领了不少贵族的土地和庄园，杀死大批地主、奴隶主，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义便席卷了全国，一些商人，甚至小地主也参加进来，但不久，他们因害怕平分土地和财产而离去。国王卡瓦德（两次在位时间：公元487～498年，503～531年）企图利用起义抑制贵族势力，曾一度支持马资达克。公元498年，贵族发动政变将卡瓦德囚禁在“遗忘堡”，另立新王。公元501年，卡瓦德逃出并借嚈哒人之助于公元503年恢复王位。卡瓦德复位后露出敌视人民起义的本相，于公元529年，诈称举行祆教祭司首领与马资达克派首领之间的宗教辩论会，诱骗马资达克和其他起义首领到泰西封参与会议。结果马资达克和其他首领同时遇害。随后，至少有8万名起义者惨遭屠杀。

马资达克起义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民运动，是波斯历史上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时期的重大事件。它扫荡了已经腐朽的奴隶制残余，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客观上为萨珊帝国广大土地上确立封建制度扫清了道路。

张掖大佛寺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张掖大佛寺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共六枚，分两种版式图案：第一种一枚，为波斯卑路斯王（457-489）时期所铸，直径2.5cm，重2.9克；边缘呈不规则圆形。银币正面纹饰为头戴王冠的卑路斯侧面王像，面部向右，颈系飘带，王冠上有三个雉堞形纹饰，其中一对翅翼，王冠顶端之上有半新月形饰，上托火焰纹圆球。王冠后有似条带的装饰，王像右侧有钵罗婆文铭文，意为“主上卑略斯”，左右侧与其它纹饰相分离处，分别有一星和三轮新月。整体纹饰由一圈联珠纹组成的圆形外框框住，王冠顶部火焰纹圆球出框于边缘空白处。背面整体纹饰与正面相较，呈右旋接近90度，中央为袄教圣火祭坛，两侧各有行祭的祭司各一人，祭坛火焰左上方有星饰，右上方有新月一轮，外框依然是一圈圆形的联珠纹饰，从钱币呈现的特点来看，应该是卑路斯王B形币样式，1996年，该枚银币由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2002年7月，甘肃省文物鉴定专家组再次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文物；第二种五枚，为波斯库斯老一世（590－627）时期所铸，直径2.5－2.8cm，重2.8－4.1克，边缘亦呈不规则圆形。银币正面纹饰为头戴王冠的库斯老一世侧面王像，面部向右，颈饰项链，双肩有纽结形带，王冠中间有圆点纹饰，两侧有对称的冠饰物，冠顶呈半新月形，上饰火焰纹圆形球，王冠前后有飘带装饰，紧靠王像的左侧有六角形星饰一个，王像左右两侧均有钵罗婆文铭文，也饰一圈联珠纹作为外框，王冠顶部火焰纹圆形球出于框外边缘空白处。背面整体纹饰与正面相较，呈右旋垂直90度，中央是袄教圣火祭坛，两侧有手持长剑的祭司各一人，圣火上侧左右方，有星、新月纹饰，外框也是装饰的联珠纹一圈。1996年，该五枚银币均被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呼和浩特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坝口子村古城中发现的4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1枚为卡瓦德一世（公元448－531年）银币，正面正中为王者右侧半身像，顶部边缘有六角星和新月等，周边为联珠纹，外缘空白处有4个新月抱星，王者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卡瓦德”的铭文，背面有祭坛。从纹饰来看，属波斯卡瓦德一世复位后所铸的银币。另外3枚基本与这1枚相似，王者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库思老”铭文，当属库思老一世（公元531－579年）所铸的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