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鬼子，汉语词语，拼音yáng guǐ zi，自上个世纪下半叶起国人对外国人的蔑称。

清朝早期之前包括唐宋甚至汉代虽然也有外国人出没，但那时并没有遭到西方列强侵略，不至于获得鬼子这样的称呼。然而清末朝廷腐败，国力大衰，外国列强乘虚而入，因此而出。

明清朝代以来，我国沿海一带遭到日本海盗的侵袭，我国人民都称日本海盗为倭寇，可是到了近代，国人统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何时开始倭寇变成鬼子，据说这称呼的改变，是出于一副对联。

甲午海战前夕，清廷一位大臣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国。记者云集后，日方突然提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个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这真是新鲜事。日本人亮出白绢上书写的上联：

联曰：“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日本人这上联的意思是说：我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异的千里马，张的是长弓；文的也不简单，光“大王”有八个，他们都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陈之于武功，日本“单戈独战”可踏平中国。

谁知清臣也不示弱，先要日方准备砚台磨好墨，再铺好白绢，然后大笔一挥写下联，联曰:“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众多记者们看了，个个叫好。下联的意思是：倭就是倭寇，来偷大清龙衣，“八大王”变成“四小鬼”，“琴瑟琵琶”变成“魑魅魍魉”，“并肩居头上”变成“屈膝跪身旁”“单戈独战”变成“合手擒拿”，从此大家不再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改而称为“鬼子”了。 （选自《文艺生活》）

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

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18世纪。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

乾隆时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一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提到欧洲当时的强国葡萄牙时，竟然说这个国家“近满刺加?马六甲，奉佛教”。当代我们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欧国家，和马六甲海峡根本不在一个位置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

在闭关锁国政策的笼罩下，广东省一度是清朝允许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一的中国省份。按理说，这个地方开风气之先，对于外面的世界的认识理应比较客观。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中，却连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纳米比亚　。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现称巴勒斯坦地区），今分为南北。”从中可以看出来，编写这本通志的人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糨糊，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的。

和对外洋世界的惊人无知相联系的是，在清朝官方的正式文件里，举凡提到“洋鬼子”，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一副趾高气扬的文化优越感蔑视地称呼人家为“夷”，如“英夷”、“法夷”等。在古汉语里，“夷”字最早用来指中国东部的一些部落，后来泛指那些在中国周边，典章器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蛮夷之邦。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显然表示清政府是把这些欧美国家当成和越南、朝鲜一样臣服于中国的附属国家了。这就难怪当年在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时，清政府要动用“理藩院”予以招待了。

另外，在“夷”字之外，还要在这些国家的汉字名称上统统加上“口”字旁或者“犬”字旁，如“咪夷”（美国）等等。这样的称呼法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在“洋鬼子”们的严正交涉下正式从朝廷的官方文件里去除。

不特对于欧美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国情等无知，对于“洋鬼子”的认识更是荒谬到可笑复可悲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那些以博学著名的学者和素有开明之称的官员也未能幸免。

譬如，在晚清的道光年间有一位朝野公认的博学之士，他就是俞正燮。俞正燮博览群书，精于经史，卓然一代大家，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名著。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谈到洋人时，竟然认为：“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生理结构不一样，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中国人的肝在左边、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转引自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

面对蜂拥而来的“洋鬼子”，中国的读书人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那些神话著作《山海经》和《淮南子》。还在乾隆盛世时，大学者纪晓岚就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按照这一逻辑，在那里生活的居民也就很难逃脱《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譬如，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诗人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就如此“妖魔化”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而和陆嵩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汪仲洋在描写英国人时，所用的也是这样一副笔墨：“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诗人所描写的英国人形象，明显就是活生生的“妖怪”或者说“非人类”。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非止一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社会上普遍流行一个说法，这就是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有当代学者考证，中国人之所以对英国人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滥觞于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愿意向乾隆皇帝下跪这个细节。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直接影响了禁烟派大臣林则徐等人。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声言：“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即使在开战之后，林则徐仍然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除此之外，这个被范文澜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爱国者，还根据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荒唐地认为英国人素来以肉食为主，因此中国产的茶叶和大黄等物品是他们的必需品，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他不仅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写在奏折里堂而皇之地昭告君上，还义正词严地以此威吓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真不知道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女王陛下，在读了中国的这名地方大员的文件后会作何感想！

开明如林则徐者都是这样的见识，别人就不用说了。鸦片战争后期，英军在中国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南征北讨，所向披靡，战局明显对清廷不利。道光二十一年，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的道光皇帝决定背水一战，他迅速将此前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杨芳大人一到广州就演出了一场堪称奇异的闹剧：他命令广州士兵收集马桶和女人的内裤，将这些东西挂在广州的城墙上，对准英军的枪炮。他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杨芳将军的这些怪行，源于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巫术信仰，即对于邪门的东西必须以邪门制约邪门。而英国鬼子根本不是人，是妖怪之类的玩意儿，其使用的洋枪洋炮更是邪物，对于这样的妖魔和妖术只能采用马桶之类的脏物让它们的法术失灵。然而，杨芳将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挡住英军的“船坚炮利”，广东战事很快陷入全面的被动之中，和入侵者签订后来的“城下之盟”也在情理之中了。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很奇怪的是，即使和洋鬼子打了很长一个时期的交道，许多官员对于外洋的世界仍然是懵懵懂懂。有野史记载说，晚清时期的很多官员（如在庚子国变中强烈支持义和团大师兄的大学士徐桐等）并不认为世界上真有丹麦、葡萄牙等那么多的国家，这些名目其实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编出来要挟我们多出钱的。有的人甚至质问道：你们听说过世界上有葡萄长牙的事情吗？

庙堂之上的情势大体如此，那么，民间的草根阶层是如何看待“洋鬼子”的呢？

对此，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和英国立德夫人所写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书中都有大略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当时的民间对于“洋鬼子”的认识也是稀奇古怪，充满了想像力。

譬如，有人认为“洋鬼子”身上有类似羊身上的膻味，所以肯定是羊变的，因此多杀羊就能杀掉洋鬼子。有的人看见洋鬼子用电灯泡，不能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臆想说：那是用中国小孩的眼睛做的。还有人说：洋人喝的白白的牛奶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做出来的，否则不可能那样白。晚清时期，欧美人已经发明了照相术，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带着相机。看到这些新鲜玩意儿，有的中国人便说：洋人洗相片用的那些药水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提炼出来的。恰好，外国传教士极为热衷于在中国开办孤儿院、医院、小学等慈善事业，而且往往喜欢收养无家的孤儿。这些纯粹源于宗教热忱而开办的事业，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简直恍如天方夜谭的童话。大家不免都要问自己：洋鬼子能这样好心吗？世界上有这样无缘无故的爱吗？这其中难道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吗？……显而易见的是，“洋鬼子”在慈善事业上的种种狂热举动，无疑坐实了以上的种种猜测。一有风吹草动，加上稍微的煽动，平日积累起来的民间的怒火就会集中爆发出来，烧向那些可恶的“洋鬼子”。晚清时期发生在山东、四川等地的所谓“教案”，很多都是在隔膜和误解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与其说是“教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众的自发抗争，毋宁说是一场文化上的冲突更为确切。

正因为天下汹汹皆曰如是，所以一旦出了个不拘一格的龚自珍、魏默存、徐继畲、王韬、郭嵩焘之类的人物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许，以当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先驱者的思想还是有许多幼稚的地方，但在那个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能够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能够勇于承认“洋鬼子”比我们先进，果断地开启西方大门的洋务派，诸如奕言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是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物，才让我们于漫漫长夜之间，看到一丝光芒，从而坚信，尽管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尚在“历史的三峡”中穿行，但它总有一天会冲出激流险滩，驶向那片蔚蓝色的辽阔的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