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文明一般指人类群体演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以洞穴居处场所集体生活的文明阶段。洞穴文明末期和大河农业文明发生期交错的过渡期。掌握火是人类史前时期最重要的进展。人类祖先大约在距今35万年前开始有规律地使用火——这一年代足以塑造人类的文明和行为。

人类有几百万年的洞穴文明史，90%写左右的时期是杂乱的群婚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历史场”一洞穴场所的大小制约、“ 框划” 着的，洞穴大则群大，洞穴小则群小，洞穴在远古历史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大约是几十人结成一群的原始人群。这种群体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基本的社会单位，也就是早期的人类社会。距今1.8万年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所住山顶洞长约12米，宽约8米，面积为90多平方米, 可容十几人居住。到1.8万年时，则有了埋葬习惯，即活人和死人分开居息，“上室”住活人，“下室”作为墓穴埋死人。1万年前，人类在洞穴周围开始了以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有较多机会留在洞穴及其附近哺乳婴儿的女性，随着栽培和驯养的作用增大而地位提高，人群更多地依赖于栽培和驯养，于是更多地建造半地下穴、半地上房，以养活天然洞穴放不下的增殖人口，这时才形成了群体内部更为复杂有序的层次结构——母系氏族群体。

在坦桑尼亚的北部，有一个世界上最后的狩猎部落——哈扎（Hadza）部落。约有1000名哈扎人居住在坦桑尼亚埃亚湖附近的洞穴里。近万年来，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战争，没有传染病，也没有饥荒，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他们用手制的弓箭捕猎，最常见的食物是捕来的狒狒、羚羊等动物肉。他们的语言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却尚未消亡的语言之一。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很难想像哈扎人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持续五小时左右的打猎，如果没有打到猎物就必须挨饿。他们没有金钱的概念，只会偶尔和邻近部落交换一些短裤和凉鞋。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就已走出天然洞穴，开始营造更适于居住的人工住所。根据地理位置和季节气候的变化，中国远古先民发明了穴居和巢居两种最为原始的人工住宅形式。《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营窟”即营建用于居住的地穴。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穴居便成为原始社会时期这一地区人们广泛采用的居住方式。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由于地势卑下潮湿、虫蛇灾害多，人们则尽可能把居住地修筑得远离地面，从而形成了楼层以支柱架离地面的建筑形式，这些远古的巢居式建筑就是中国传统干阑式建筑的雏形。

中国北方最早的人工洞穴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竖穴式窑洞。竖穴一般为圆形，大部分在地面以下，挖出的土堆砌到穴口周围，堆成冢形，穴顶覆盖檩、椽、柳条和草，再覆以土。中间留口，人从顶口出入，它也是换气和通烟之所。尽管这种形制还相当原始，但这已是人类用劳动改变自身居住条件的开始。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原始穴居逐步得到改进。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七千至八千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竖穴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公元前四千至两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半穴居已在黄河流域大量存在，并在这种建筑结构的基础之上人们又发明了地面建筑。可以说，中国北方民族在史前穴居的几千年也就是黄河流域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几千年，穴居本身不但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创造人类文明的有力见证，而且穴居民族及其后裔在华夏大地上更创造出了光耀千秋的灿烂文化。

一、穴居民族创造了华夏灿烂的“尧文化”

尧帝是传说中父系氏族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中国古史将其排在上古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列。《汉书·律历志下》引《世经》载：“《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天下号曰陶唐氏’。”《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孔安国传曰：“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然而帝尧何以号为“陶唐氏”，自古以来对这一古史材料的阐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尚书·夏书》中有“陶丘”这一地名的记载，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更以“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的说法相附会，从而以地名推考尧号陶唐的作法一时成风。《汉书·高帝纪》臣瓒注称：“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汉书·地理志下》颜注又称引张晏：“尧为唐侯，国于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等等，这些说法都试图通过古地名的考证解开上古“陶唐氏”之谜。

通过古史材料分析，远古部族的命名实际上勾画了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物质文明的初步面貌，这些部族名称的来源也具有极为久远的历史。远古时期在华夏大地上曾经活跃过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陶唐氏等古部族的足迹，《韩非子·五蠹》有关于“有巢氏”和“燧人氏”的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有巢氏发明的巢居是与远古时期北方民族穴居同样古老的人工居住方式，钻燧取火则反映了原始人类已经掌握最早的人工取火方法，同样“神农氏”、“轩辕氏”和“陶唐氏”也都是原始人类在感受了物质文明给生活带来极大便宜的欣喜后，对懂得掌握先进技术的部落的尊称，“神农氏”源于原始农业初期人们对掌握草药知识以及农业技能的部族的称谓，“轩辕氏”则反映了原始手工业在当时某些部族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由此推断，“陶唐氏”与“有巢氏”一样，也是对懂得营筑人工住所的先进部族的尊称，不同之处只在于，“有巢氏”是对懂得营筑巢居部族的称谓，而“陶唐氏”则是对地处黄河流域懂得利用丰厚黄土层营建地下住穴的先进部落的尊称。

“陶唐”的本义实际就是掏土挖掘大穴，“陶”与“掏”古同义，《诗经·大雅·绵》中有关于“陶（掏）穴”的最早记载：“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毛传：“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陈奂传疏：“毛传读陶为掏。”“复”即是“ ”的本字，《说文解字》：“ ，地室。诗曰：‘陶陶穴’。”因此“陶复陶穴”也就是挖洞穴居之义。金文中有“陶”字，字形象二人于阜(小山)上持工具掘土之形，实际上就是掏土的“掏”字，“陶”和“掏”古本一字，后来由于“陶”的本义隐没，二字才产生了分化。掏土的动作叫“陶”（掏），而所掏成的洞穴亦称为“陶”，但此时作为名词的“陶”已音转为了“窑（窑）”。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三记：“陶，《集训》：‘窑也，烧瓦器土室也。’”“陶”古音定母幽部，“窑”喻母宵部，幽韵和宵韵发音部位十分接近，“陶”“窑”同源，语音相转以区分动词和名词。“唐”实与“堂”同义，最初都指宽阔旷大的洞穴。甲骨文“唐”象手持“干”（工具）凿穴形，实际就是“塘”的本字，《说文新附》王廷鼎佚字辑说：“古塘皆作唐。”金文“堂”是一个融合象形和会意的表意字，“堂”字上半部象穴顶封土而留口之形，中间一点特指示穴口所在的位置，文字的下半部“冖”和“土”则是对掘穴于土的会意。“唐”“堂”古音都在定母阳部，语音完全相同，且“唐”古又作“啺”，与“荡”语音相近，亦同源，语义中都含有“浩大”之义，以“唐”称穴，表达了古人对陶唐氏部族开掘巨大洞穴所具有先进技术的由衷赞叹之情。从考古资料来看，原始社会早期人工开掘的地穴面积要比晚期大，这是因为早期地穴要适应部落集会和聚居的需要，而晚期随着父系氏族公社一夫一妻制个体小家庭的出现，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都有缩小的趋势，以适应家庭生活的需要。从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来看，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面积要明显大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半地穴房屋。由此可知，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为了适应氏族生活的需要而更为崇尚面积宽大的地穴，“陶唐”一词正生动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心目中理想居住环境的式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要用相当简陋的工具挖掘巨大的地穴必定需要十分先进的技术，而远古时期的“陶唐氏”正是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先进部落，这支代表先进生产技术的“陶唐氏”在当时显然具有更为强大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他们带领本氏族和其他落后部族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享受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美好生活，也就拥有了统一其他部族的能力和号召力。《韩非子·五蠹》篇关于“有巢氏”和“燧人氏”因掌握先进生产技术“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的记载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历史一再向我们证明，落后民族在向先进民族学习的过程中渐渐被先进民族所融合，这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据文献记载，尧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角色近一百年之久，他所领导的部族活跃在黄河流域一带，创造着华夏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史载帝尧祁姓，名放勋，这种有名有姓的记载似乎证明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过“尧”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然而通过古史材料分析，尧在位共九十八年，其中前七十年为亲政，后二十八年将行政权力转交给舜，但尧仍保有最高首领的地位。不言而喻，执掌这近百年权力的显然不可能是某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这样长的执政寿命。因此，所谓尧在位近百年的说法，不过是陶唐氏部族曾经在近百年的时段之内掌握部落联合体最高权力的一种曲折反映。“尧”也就不可能是对某个个人的特定称谓，关于“尧”的更合理的解释，从古文字来看，甲骨文“尧”的形体恰好反映了穴居民族居于地下的生活方式，“尧”字从人屈身于土下，会穴居之意。同时“尧”古音疑母宵韵，与“窑（窑）”叠韵，“尧”“窑”同源，都有穴居之义。“尧”实际上与“陶唐氏”同义，都是对远古穴居民族的称谓。《尚书·尧典》也有关于尧部族穴居的记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隩”即地穴，是黄河流域古代先民冬季居住的窑穴。“夏居庐，冬入室”，这是中国古代北方农人为适应农业生产需要，按季节轮换住所的一种居住方式。传说中的帝尧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替时期，按考古发掘资料所显示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仍以穴居为主要居住方式来看，《尧典》对这一时期人们居住地穴的记载是可靠的。因此“尧”并不是对一个具体人物的称谓，它所指的其实就是古代陶唐氏部族，“尧文化”反映的也就是穴居民族执政期间在黄河流域所创造的文化。

上古文献资料零星记载了穴居的陶唐氏部族在传说中帝尧时期的一些情况，而关于这一部族更早生活情况记录的资料却几乎为零。然而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西自甘肃，东到安徽，整个黄河流域几乎都有半地穴式房屋的存在。这些半地穴式房屋的广泛分布说明远古时期开掘地穴技术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虽然我们不能肯定陶唐氏部族的足迹遍布了整个黄河流域，但认为陶唐氏的影响在龙山文化以前就延伸到了整个黄河流域的说法应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人们无论是从山西还是从山东都能找到“尧文化”痕迹的原因所在。尽管上古关于陶唐氏部族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历史带有很大传说的成份，但我们也隐约能够看到这支穴居民族带领其他部族共同发展华夏文明的痕迹。《尚书·尧典》中记载，尧部族在四千多年前已经懂得利用鸟、火、虚、昴四星为标志来划分春夏秋冬四季。四时的确立使人民能够按时播种和收获，从而保证了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部族掌权时期，“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是陶唐氏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合体的反映，四方一统局面的形成为中华民族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前期基础。正基于陶唐氏部族的这一功绩，后人也把“陶唐”作为中国的代称，清代吕履恒《许由冢》诗：“青山顶上一孤邱，俯视陶唐十二州。”同时从尧部族几代人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这一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实行了最高首领世袭制，这也是华夏民族即将告别原始社会走向文明时代的标志。因此陶唐时代，虽然中华民族的古老先民还尚未进入文明时代，但却已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即由蒙昧野蛮时期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步伐。这支源自中国北方的穴居民族在华夏大地上开创的灿烂“尧文化”，为中华民族最终迈入文明时代开辟了道路。

二、穴居民族开创了我国先进的制陶工艺

陶器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从古至今，由于陶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制陶技术的高低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陶器的起源同人类长期积累的用火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考古工作者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人类最早使用火的痕迹，随着火的长期使用，人们逐渐发现被火焙烧的土地或是粘土因偶尔落入火堆会变硬的现象，这就可能促使原始先民有意识地用泥土开始制作他们需要的器物。因此，来源于不同地区、懂得用火的民族都有可能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发明原始的制陶技术，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民族的传授和教导。从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陶器和长江下游同时期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比较来看，这些陶器不论形制、器类、工艺与装饰都不一样，显然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

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成就，可以看出当时黄河流域技术最为先进。通过对出土陶片烧成温度测定发现，黄河流域除个别标本外，烧成温度一般都比较高。而且随着该地区大量窑址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为烧制陶器专门挖制的窑炉。长江流域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早期陶器，从制作粗糙、器形简单、烧成温度较低等特点观察，表明该地区制陶工艺比较落后。据测定，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下游陶片的烧成温度明显低于黄河流域，而华南早期陶器烧成温度则更低。而且由于迄今尚未在华南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窑址，说明该地区的烧陶方法，很可能采取的是类似于国云南傣中族地区至今仍然使用的无固定窑址的平地堆烧法。

平地堆烧法是最为原始的一种烧陶方法。平地堆烧由于热量容易散发，制陶过程温度偏低，就会造成粘土不易成形，成品密度低而容易破碎的缺点。但是由于南方民族世世代代以干阑式建筑为主要居住方式，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事物能为他们改进烧陶法提供启发，这种平地堆烧法就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长期沿用下来。相反，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民族利用丰厚的黄土层开掘地穴居住，并且具有先进挖掘技术的陶唐氏部族在黄河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留下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来看，为防潮湿，穴居先民已经懂得使用草筋泥涂抹穴壁、穴顶和地面，并且由于住穴地面设有火塘，涂泥受热发生陶化就形成了“红烧土”。北方民族很有可能就是从红烧土中得到了最初制作陶器的灵感。穴居民族身处严寒的北方，地穴式住房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具有良好的保暖功能。穴居深入地下，火塘内的热量不易散发，室内可长时间保持较高温度。懂得制陶的北方先民正是不断受到自身居住形式的启发，最早采用了陶窑烧制法。较之平地堆烧法，使用陶窑最为明显的进步在于，陶器烧成温度大大提高，从而保证了成品质量。

北方陶窑有一个发展改进的过程，最初的陶窑是横穴窑，其结构较为原始，火膛和窑室基本位于同一水平，形制上残留了穴居先民早期对火塘烘烤穴壁直接模仿的痕迹。随着制窑技术的不断积累，为提高窑内温度，继横穴窑之后，人们又发明了竖穴窑。竖穴窑的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是挖凿于地下的袋状坑，火门开在火膛南面，从这里送进燃料。窑室顶部用植物茎杆涂泥封顶，既可保持窑内温度，又有利于空气的进入。从形制上看，这种结构和穴居民族的竖穴式居所极为相似。竖穴最早的进出通道是顶部的穴口，但到后来也有发展，这就是在竖穴南壁或东南壁基部挖开个洞口，以一条倾斜门道与外界相通。竖穴窑的火门正相当于这条门道，而草筋泥涂封可以通气的窑顶则与竖穴作为烟窗的穴顶作用和形制无异。由此可以看到北方陶窑源自穴居的清晰脉络，陶窑的发明正是穴居民族在制陶工艺中对自身居住处所的模仿和改造。

在中国古文献中，陶器最早的称呼是“土”和“瓦”而不是“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陶器，它们最基本的原材料都是粘土，根据这一质地陶器具有了与“土”相同的最早名称。《墨子·节用》中述“古圣王”“饭于土塯，啜于土刑”。《史记·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曰：“土谓烧土为之，即瓦器也。”在战国文献中，“瓦”字作为陶器总称大量使用，《庄子·达生》：“以瓦注者巧。”《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瓦”均指陶器。陶器称为“陶”，这一称谓应是最早源自懂得以陶窑制陶的北方穴居民族。“陶”的本义是掏土挖穴，音转为名词“陶”，即“窑（窑）”，指住人的地穴。当北方先民仿制地穴而发明了陶窑的时候，他们也以“陶”来称谓陶窑。“陶”作“陶窑”义，如《后汉书·杨彪传》：“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由于陶窑是烧制陶器的场所，“陶”也用作动词“烧陶”之义，如晋代葛洪《抱朴子·至理》：“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焉。”以“陶”来指称陶器在上古文献中极为少见，中古以后，由于“瓦”被比较固定地用来表示“屋瓦”义，“陶”才逐渐替代“瓦”成为了陶器的总名。

“陶”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语以指称陶器，经历了一个南北文化交流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地区的陶器烧成温度有了显著提高，工艺上已经达到黄河流域陶器的烧制水平。同时通过器形和陶纹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陶器器形与龙山文化大体一致，表明了不同来源的文化遗存有逐步统一的趋势。而此时也可能正是北方穴居民族的陶窑烧制技术向南方传播的重要时期。当南方地区也普遍掌握了陶窑烧制技术以后，“陶”作为陶器的总称也就为全民族所接受。

在漫长的时期里，北方穴居民族根据住穴发明了华夏民族先进的烧陶技术，并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把这一技术推广到南方广大地区，使中国陶器作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